二零一四年十月八日,三联书店吴彬电邮致赵一凡:
一凡:读到你在《读书》今年九期刊出的《西师往事北碚夜读》,文中提到,你无法核查二零零二年《文史月刊》刊出的《邓小平与吴宓教授》一文内容是否可信,同时也提及所谓吴宓先生“亲手删改日记”等问题。
我作为《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共二十册的责任编辑,自感有必要就我所知,回复一下你的疑惑,并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应该说,你未给哈佛傅高义教授提供这一情况,谨慎态度是正确的,因为此事从未有过任何公私记载,而在吴宓先生巨细无遗的日记上,也未着一字。吴先生家属对于此事,也始终矢口否认。大家的共识是:历史不可以伪造,哪怕是“光荣历史”。
事实上,并不存在吴宓先生删改日记之事。《吴宓日记》前后二十册,都不存在“亲手删改”。宣扬此事的始作俑者,在西南师院时间甚短,与吴宓先生素无交往。《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106页(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确曾提及此人。吴先生写这段日记,是为记载西南师院某次镇反座谈会上,与会教职员坦白罪行的情况,其中描述其人道:“泣诉欺瞒之罪,盖其未尝留学苏俄,亦未肄业大学,谨辛苦漂流,从人习俄文,而在校颇作威福。”从中可见此人在校时的形象,岂是吴先生愿与交往之人?
通过对《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的阅读,我深刻感觉到:“记日记”对晚年的吴宓先生而言,几乎是他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而他对自己日记的态度,似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确:
委来,再劝宓焚毁宓日记、诗稿,或简择抄存,以免祸云云。澄意亦同。宓虽感其意,而不能遵从。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1)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日记只供宓自读自阅,从未示人,更无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记者,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夫宓苟有实际作为之意,则当早往美国,至迟1949秋冬间应飞往台湾或香港。而乃宓拒却昀、穆之招,甘愿留渝,且不赴京、沪、粤等地,足征宓已死心塌地,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是则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且特务行事务为诡秘,岂有若宓之大书特书,将一己之所思所言所行所遇,不惮详悉,明白写出,以供定谳之材料,又靳靳保留为搜查之罪证书哉?!(3)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旨是。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宓于罪刑,又奚敢辞?宓已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依违唯阿,卑鄙已极。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以上乃宓真实之意思,亦预拟之供状。倘异日发现宓日记而勘问宓时,敬请当局注意此段自白,并参阅1951一月十六日所记一段。至于安危祸福,究竟非人之所能知,更非宓所敢深计者矣。……(引自《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111-113页)
此段日记,足可见吴先生性格、当时之心境,以及“记日记”一事在他生活中、心目中的位置。以上种种,请一凡详查。吴彬
当日赵一凡回复吴彬:
吴彬姐,国庆长假安好。接你电邮,知悉种种。看来我只想着纪念吴先生,有些莽撞了。如你所言,我对此事一直怀抱疑虑与希冀。疑虑者,是吴先生日记残缺多少?是否修改过?希冀者,当然是越真实越好!因为你我都知道,它们太稀罕。经你一番解说,我的疑虑基本散去。
可我没料到:吴先生生前计议详尽,早已把身后事安排一个滴水不漏!而他对日记的呵护,又让我有感于那一代中国文人,是如何刚正不阿,忠于史实。由此念及杨绛先生新发表的《洗澡之后》,实可谓同一路风格,即高风亮节,威武不屈。我想写一短文,简要说明之,但望老姐与我合作,即以书信方式,说一说此事原委:你是《吴宓日记》责编,我是学生辈的研究者,联袂作文,自是佳话。如何?恭祈秋安,寒露降也。一凡即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赵一凡电邮回复吴彬:
老姐如晤:我自十七日飞去青岛,参与王蒙作品研讨会。回京后,又值我老伴感冒发烧,汤水伺候。今日空暇,草成一文,请你先作批评,若首肯,可交《读书》刊发。
二零零六年,易中天教授发表时文《劝君莫谈陈寅恪》,说是陈先生最不该成为公众人物,可他居然成了!借他的吉言,近年来有关吴宓、陈寅恪的研究,颇有一批新书新文面世,我从中摘出十种,列举如下:
[1]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
[2]蒋书丽:《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社科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
[3]侯宏堂:《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
[4]陈流求等:《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三联书店二零一零年版;
[5]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二零一零年版;
[6]吴学昭:《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二零一一年版;
[7]《吴宓评注顾亭林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
[8]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9]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
[10]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三联书店二零一四年版。
在我看来,吴宓、陈寅恪研究,首先不可分割,理当视为一体。其次,由于历史断裂,人事紊乱,吴、陈研究的文献资料,一来散佚严重,二来法治不靖,这便导致乱象丛生,进而给学者们进一步深入调研,造成莫大障碍!
譬如吴宓晚年在重庆北碚西南师院,虽曾存有一整套《文学与人生》讲义,是以中、英、法、拉丁等多种文字写就。直至一九六六年,方由清华推出王岷源翻译本吴宓《文学与人生》。然而我据此书《后记》始知:这只是吴宓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开课讲授《文学与人生》时的提纲!此后,吴先生在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乃至抗战胜利后的武汉大学,都曾讲授过这门著名大课。
一九四八年末在武汉大学,吴先生考虑今后将无可能继续讲授《文学与人生》之类的课程,于是将历年讲义整理修订成书稿,“亲手装订成厚厚两册”,一直随身携带,视若珍宝。十年浩劫中,他曾交人代为保管,但由于保管此书稿之人,“后来竟不肯归还”,以致如此重要文本,长期不得面世,实在令人遗憾!
提纲出版时,封面书名是由钱锺书为自己的老师亲笔题写。书后,则附有吴先生的弟子周辅成、李赋宁、王岷源撰写的纪念文字。以拙见,此书堪称吴先生一生心血所凝,亦是中国大学人文学科难能可贵之通识教材!若经法律程序,收回这件国宝,我建议将它交付外研社,出版多语翻译本(中外文并列)。为了尽量恢复原貌,我本人也愿意参与这套讲义的翻译。
所以提醒老姐,并请转致《吴宓日记》整理者学昭老师,别怪一凡莽撞:我是几番欲写文章,每每受阻于资料可疑、资信不足!不得已采用了围棋招数:先飞一子,刺探虚实,若无大碍,我就要打大劫啦!
如此心境,估计学界不乏其人。这说明什么?我想说:吴、陈研究,尽管步履维艰,悲喜交加,可它始终祸福相依,阴阳流转,实乃我中华文明一大变革卦象。换言之,吴、陈研究一旦遭遇瓶颈,则中国改革窒碍不顺,前景堪忧。若是繁花似锦,佳作辈出,则国家有幸,人民有福,法治中国也能实实在在、向前迈进一大步了。
老姐信中,引述吴宓日记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一句原话:“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我顺手检出一段考据,供你欣赏之:此文出自周绚隆老师,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二零一二年为《吴宓评注顾亭林诗》写代序,全文约一万余字,在杂志刊发时,删节竟达十之有三!我谨引用其中几段如下:
吴宓是学者也是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又经受了东、西两种文明的洗礼。他以研究和教授西洋文化与文学为主要职业,但又志存“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点”(《吴宓日记续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整理者按”所引吴宓在1966年9月8日“文革”中所写交代材料)。
吴宓曾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慕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值得关注的是,吴宓曾亲手评注过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诗集。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可以看出,在明清诗人中,梅村诗他是自幼熟读,而且终生引为精神寄托的。……吴宓对顾炎武的接受虽然比较晚,但顾氏“守先待后”、“留播中国文化种子”的责任感却对他影响至深,使他不悔“为圣者徒”。
顾炎武怀着“明道淑人之心”,期待“拨乱反正之事”,……面对世风日下,提醒潘耒,要守其所学,并待机而动,思起而救之。……他担心因社会道德的滑坡而引起中华文化变异,华夏道统中断,故对潘耒切切叮嘱。在给老友黄宗羲的信中他更说: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第238页;此意亦见于其《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条)。
吴宓与顾炎武所处的历史环境虽然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一致。但这几封书信,却都是在文化遭难的非常时期写的,因而顾炎武的“著书待后”和吴宓的“守护其所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在为后世留播文化种子这一点上,吴宓并未完全异乎“顾亭林之志业”,相反,倒有些与之“风流异代不同时”的味道。
陈寅恪在面临政治压力时那种“壁立千仞”的态度,令他联想到顾亭林。故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说:“并世师友名贤中,独陈寅恪兄为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之气概节操,弥可敬已!”对自己,他的评价是:“宓初亦有志(学顾亭林),但自知甚明:宓只能学梅村。……宓十六年来之行事与心情,固处处不异梅村也!”(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530页。)
对陈寅恪“高抗之气节”的赞赏,更见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日记。(日记有云:“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
冬日将至,老姐保重。一凡也要收拾行李,不日南下海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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