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读史

          二0一七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重版了陈寅恪先生手书《后代政治史略稿》的典藏本，可谓是“再造”善本的又一范例。该版于书末附载了陈寅恪写给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的十四通书信，并有高克勤先生的细致考证，对我们了解陈寅恪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著作出版的史事颇有裨益。

最近，笔者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陈寅恪手书《唐代政治史略稿》与民国商务印书馆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民国三十三年重庆初版以及三联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几种重要版本进行对读，扫叶拂尘之余，也对陈寅恪“两稿”中的现世关怀有了初步的体会。黄庭坚曾评价陈师道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后来，也有学人用这句话来形容陈寅恪的史学格局。大禹治水，在了然于天下脉络的前提下，解决的仍是“现世”最迫切的问题。同样，陈寅恪“两稿”所揭橥的，自然是中古史上的大关节，但他在“两稿”中的现世省思，也具有不遑多让的恒久价值。陈寅恪曾有心撰著《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教训》，意在总结国族与文化的得失之鉴，可惜都没能动笔。不过，“两稿”中已然隐隐透露着他以史为鉴、“在史中求史实”的自觉意识。更为深切的是，陈寅恪在“两稿”中还时常跳出史料之外，用一种沉静的笔调思考，在“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时，士人的身份认同以及立身处世的楷则与底线。

在手写本《唐代政治史略稿》的中篇，陈寅恪先考论了牛李党争局势下的士人遭际，随后，笔锋一宕，写下这样一段话：

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沈荣辱之所由判，深有

感于士之处世，外来之变态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

在陈寅恪看来，随着牛李党争的公开摊牌，“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其中有两个例外，一是白居易以“消极被容”，二是柳仲郢以“行谊见谅”。其他士人如李商隐，出入于牛李两党之间，最终为两派皆所不容，导致“坎壈终身”。陈寅恪有关“君子读史”的这一段议论，通过著书余渖，遥遥地与当时及后世的一代代士人共勉。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对自己立身行谊原则的“夫子自道”。士人之行止出处，不论时代和地域，面临的根本问题都是近似的。世事之转轴波诡云谲，士人应当知耻自守，或跳出风向之外，像白乐天那样以“消极”为挡箭牌，专注于心中认定的作述之业；或临风而不动，像柳仲郢那样敦笃“行谊”，光明磊落。士人如果看穿了白头宫女“眉样如今又入时”的哈哈之笑，也许就能避开人格上的“倡优蓄之”，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正所谓“太上有立德”。陈寅恪早年所作诗有“士有相怜宁识面”一语，他对李商隐无疑寄托着“同情之理解”。若非如此，他后来何以又写出“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的诗句呢？

陈寅恪所言“君子读史”，字字皆有来历。自从《左传》论赞以“君子日”引端以后，“君子”一语就天然地与持独立立场的史家联系在一起。士人于内行则以“修谨”自律，于外行则以“事功”自勉。不过，“事功”之果能实现与否，并非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就如同孔子当年的不为“匏瓜”也无济于事。所幸的是，古儒传统有着精神上的退路，那就是著书立说，所谓“其次有立言”。在《唐代政治史略稿》的手写本中，我们即可以读到陈寅恪对君子“立言”的郑重态度。《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孔至撰《百家类例》，没有将张说一门归入礼法儒素传家的世家旧族，而是据实剟入“近世新族”，这招致了张说之子张垍的不满。张垍之弟以实相告，孔至感到忧惧，“欲更增损”，以氏族学名世的韦述听闻后，说：“止！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因人动摇？有死不可改。”

陈寅恪手写本论进士词科之同门关系时，曾引《大唐新语》载玄宗称张说“如卿岂有门籍”（手写本，184页），来证明始兴张氏实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并没有征引《新唐书·儒学传》的这则史料。不过，后来增订时，陈寅恪在《大唐新语》后增补了《国史补》《新唐书·儒学传》的记载。就考史立论而言，韦述之语与史证无关，可节略不引，但陈寅恪却没有割弃（三联版，294页），当是有感于韦述之语对独立自由人格的守持。接下来便是为世人所熟知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的著作本可很快再版，但因他对旧稿中有关高丽、朱温的称呼坚持不改，致使出版事宜多波折。最近，《上海书评》刊发曹金成、李淼《陈寅恪致季羡林未刊信一通考释》一文，是《陈寅恪集》失收的新史料。在一九五三年写给季羡林的信中，陈寅恪第一条强调的就是，自己寄往京华友人的两篇论文“俱保留修改权”，也就是说，不同意他人对自己的论撰加以改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民族文化处于两重危机，内在则众枝丛杂、本根不振，外在则启蒙中断，国本有戕伐之患。在陈寅恪看来，历史上，种族文化所经历的“辛有、索靖之忧”，有更甚于当下者。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提请世人注意，汉、魏、西晋都曾倾覆，但其学术文化却得以保存在河西一隅之地，并最终成为隋唐文明制度之一源，所谓“河西遗传”。陈寅恪在《礼仪》篇中特意标识：“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

言辞中有着明确的现世关切。王永兴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论稿》中曾加以阐释，认为陈寅恪重视“河西遗传”，实际是暗示当时的同侪学人，内迁西南，历史性地背负上了厚重的文化承担，所谓“吾侪所学关天意”，应当在西南天地之间“继绝扶衰”，保存华夏文化于一线。王永兴这样遥想陈寅恪修订《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场景：

可以想见，春城四月的深夜，靛花巷小楼先生的居室，灯还亮着。虽先生体弱，又在大病初愈，他仍坐在书桌之前。桌上摆着此书的稿本，先生一字一句检视，不时查阅各种书籍，在再三思考之后，执笔修改，有时苦思冥想，如何把我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保存于西南一隅，如何唤起更多的学人明了这一点，把华夏民族的命脉延续下去。

就在陈寅恪修订《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一九四二年，他别撰序文《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其中谈到自己与陈垣在国难离乱中的立身处世：“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陈寅恪将自己在西南的辗转流徙，比作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他所看重的，是两人没有像支愍度那样树新义以“负如来”。在乾撼坤岌之际，陈垣有感于“世变日亟”，于是授课改讲《日知录》，对其中的经世致用之学进行表微。北平沦陷后，则又希望通过讲“全谢山之学”以振起士气。与陈垣相较，陈寅恪的“两稿”的现实省思更加含蓄，不过他的知交和后学往往能从“两稿”中读出“古今之变”的通识。

透过“两稿”偶尔透露出的现世关怀，我们当能體会到陈寅恪提振士林志气，以古儒精神共勉的“热心”。但他留给后世的印象，更多的却是一生负气，执拗孤冷。陈寅恪的文字，不论是诗歌还是论撰，都有着一种孤独与痛苦，沉静却又悲悯。北宋时，有一位学者崔子方，也是黄庭坚的知交，隐居真州六合，专治《春秋》义例之学。一次，徐积问江端礼：“崔子方秀才何如人？”江端礼回答：“与人不苟合，议论亦如此。”徐积听了，说：“不必论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此语似可移评陈寅恪的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