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在《苏州杂志》上看到了吴江张建林兄所写的《凌景埏与<撷芬室小诗>》一文，记曲家凌景埏先生旧事，很是欣赏。后得蒙张兄寄凌先生《撷芬室小诗》复制本，读若干首，便也引发了我的“补续癖”，总觉得也要为凌先生写点什么，否则便难以释怀。写凌先生就自然要与苏州的昆曲、与苏州的酒连缀起来，二者是伴随凌先生一生的。
据拙荆编写的《凌景埏先生年谱》，凌先生一生实有四好：好昆曲，好豪饮，好养鸽，好藏书。藏书是文人通癖，此不必细论。养鸽这一癖好，笔者不大熟悉，只听说凌先生1938年经郭绍虞先生介绍，北上燕京大学任教时，此爱好很快就被某位“好事”的学生侦得，并特意撰写了一篇文章——《燕园逸话：凌敬言与鸽》，刊登在1939年《燕京新闻》的第六卷第十二期，一时勺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燕大中有此雅好的，除凌景埏先生外，似唯有当时还在燕大研究院作学生的王世襄，王世襄当时是带着鸽群来燕大上学的，不可不谓“鸽迷”。那么凌先生好鸽到何种地步？据蔡吉铭的《凌敬言先生琐事七则》（《文教资料》1986年第5期，44页）一文，先生“曾以家藏极名贵之明代宣德瓷瓶调换巴德鸽一对，一时传为佳话”，如此看来，凌先生好鸽绝 对属于不惜血本的“鸽痴”。
凌先生为一代曲人，这个“曲”不但指昆曲，还有其他戏曲。众所周知，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主要是明清散曲的考订和整理，而个人偏好的，首要是昆曲，其次还有京剧。如他在燕大读书时，也常听京剧；硕士毕业回东吴大学时，还加入了东吴大学平剧社。当然，他最喜欢的也最擅长的还是昆曲，他是苏州人，自小耳濡目染，据说他曾幼年曾跟“传字辈”的昆曲演员认真学习过，因此着实有一番功力。
按说作为民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是象牙塔尖的明珠，虽好昆曲，亦不必亲自表演。但凌先生不是这样，他在燕大任教时，加入到了学生组织的昆曲社，昆曲社每周搞一次活动，轮流在他和另一名研究曲学的教师郑骞家中举行，二位教师一样亲力亲为。1941年12月5日，燕大昆曲社与国剧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演，凌先生在这次公演中与许稻合作，表演名剧《小宴惊变》，凌先生饰唐明皇，惟妙惟肖，颇得赞誉。这次演出之后三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寇侵占，凌景埏先生遂南下返乡，后来先后任教于圣约翰大学和东吴大学，暇时也常亮一嗓子。据他的学生季左英回忆，有次“凌老师兴之所至，清场昆剧一曲，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忆《凌景埏先生》，《文教资料》1986年第5期48页）。
凌先生之好酒，旧日东吴学人皆知。蔡吉铭曾言：“先生颇喜杯中物，公余之暇，恒小饮三杯。与友好金立初、范烟桥、钱泽之诸先生于森昌、元大昌诸酒家，每薄醉兴发，高歌岳武穆《满江红》一阕，声震四座。”（《凌敬言先生琐事七则》（《文教资料》1986年第5期，44页）。好酒者多恣肆，若陶、谢、李多如此，无酒确也做不出好曲；好酒者也多伤身，以至于凌先生解放后“以中酒伤气，心脉枯脆”，因病而过早退休。
说到凌先生昆曲、豪饮这两个爱好，还必须提另一个人，即凌先生的生前好友、词曲学名家郑骞。这两位现代曲学大师的交游唱和，至今尚无人撰文提及，这里不妨以苏州、昆曲、饮酒为引子，来略述一下。
凌、郑二人的相识，在凌先生1938年从东吴大学转到燕大任教时。所谓“志同道合”，凌、郑即是也。郑骞的家世，与凌先生是相仿，也是官宦读书之家。郑骞是正黄旗汉军人，长在北京，却也自幼喜好昆曲，也专攻词曲研究，因此与凌先生很快成为好友。前文说过，燕大昆曲社的活动，曾轮流在郑、凌两家举行，原因也在于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凌先生南下，郑骞犹豫不决。因此凌先生专书一封，信的内容今日已不可考，大意是邀请郑骞南下，来苏州任教。郑骞未从而谢止，他写了首七律，名曰《答敬言苏州》（见郑骞《清昼堂诗集》卷二，台湾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39页），这里得抄录一下，证明我所言非虚：
故人为说吴门好，却望燕云一慨然。纵有桑麻盈十亩，那堪烽火已三年。转蓬飞絮原无定，北马南帆岂夙缘。待得明年春草绿，移家来住太湖边。
尾联两句，似乎郑骞确实也有想法南下。然而实际上，他在第二年接受了伪北大的聘书，或者说实际上是接受了他最敬服的老师之一（这里说之一，因为还有之二是沈尹默）的周作人的邀请，到伪北大任教了。因此凌、郑二人五年未得见。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为北大代校长，开去所有伪北大教员，郑骞在北平安身不得，才南下到了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当时可谓他最不如意时，但却了却一桩心事，可以时来苏州，同凌先生豪饮了。可以考证二人的最后一次饮酒，是在1948年春，二人“同游虎丘，归饮城中元大昌酒肆。敬言以事先行，予独酌微笑醺，不觉至夕。卖佐酒菜肴者皆妇孺，絮聒求售，挥之不去，深有感于予怀也”（见郑骞《清昼堂诗集》卷七，台湾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232页。以下引郑诗同出此书），郑骞为此曾撰《吴门独酌》二首，中有“本拟沉暝终栗里，谁知漂泊到苏台”、“尊前暂得息尘踪，明日天涯又转蓬”句，自况耳；又曰“欲喜江南少兵马，相邀载酒过垂虹”，垂虹者，垂虹桥也，凌景埏家居所在。可见郑骞还是想有朝一日天下太平时，能再到苏州，与凌先生相聚并豪饮一番。可惜郑骞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此后不久，郑骞便应台静农之约，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从此与凌景埏天各一方。
凌景埏1959年冬因车祸客死南京，此时郑骞在台大教授词曲学，正组织了一个昆曲社，也是亲力亲为，并不知老友音讯。六十年代初，郑骞转任香港新亚研究院教授时，方得知凌景埏死讯，他感慨阴阳两隔，哀恸不已。后郑骞辑老友旧作三篇《词隐先生年谱及其著述》、《鞠通先生年谱著述》、《渔阳先生年谱》（此三篇年谱曾分别发表在《文学年报》第五、第六、第七期），成《吴江三沈年谱》一书，1971年由台湾北海出版社印行，可以说是郑骞对亡友的另一种悼念。郑骞七十八岁时，还作诗追忆在苏州与凌景埏的最后一次豪饮，诗名《忆吴门旧游怀亡友凌敬言》二首，他此诗序中感慨道：“斯约未践，而敬言下世已二十三年矣！”此诗的尾联是“曙天或有残星在，望断中原一纸书”，怀旧弔亡之凄零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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