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邀我写一篇创作回忆录，题目是关于《雷雨》。我恰在生病，只好写一篇短文来应景。
我的父亲是一个军阀官僚，但他退休很早。他虽是一个军官，但胆小，没打过一次仗，倒经常聚集一些不得志的清客幕僚在家里吟诗赋词。他自己也会写诗，写对联，甚至会写文言小说。他把自己的文字集在一块儿，取名为《杂货铺》。
我的家庭是一个很不愉快，但又充满騷客词人气味的地方。我的父亲大约自己觉得失意，因此他反对我搞什么文艺或作官，竭力主张我学医，当一个自由职业的医生。我经过几番斗争，考了两次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都没有考取，终于在文学艺术耳濡目染的环境中，搞了戏剧这个行业。
我搞戏应该说开始于我十五岁的时候，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我演过不少外国戏和中国戏，读过的剧本和其他文学书籍就更多了。从我十五岁到现在，我一直没离开话剧事业。我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演戏，我想：还是写剧本吧。
我也翻译过一点外国剧本，很获教益，因此翻译比读和演更能深入地学得它的妙处。
我写《雷雨》有一段酝酿过程。我刚读完南开中学，便立志想写《雷雨》这一类的剧本，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已经看到了一些像繁漪和周朴园这样的人物。《雷雨》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影子，但又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中了很多人物的特点，再加以我的创造。我写剧本有时是从头到尾按顺序写的，如《日出》。但《雷雨》不是这样，我先写的是最吸引我的一些片段：如第三幕四凤对母亲发誓和以后周萍推窗进入四凤卧室的戏，又如第一幕中喝药以及第二幕鲁侍萍和周朴园相认的戏。后来如何穿插，又费了一番思考，才组织成这样一个剧本。其实动笔写的时间倒并不多，连反复修改，不过七八个月。
我记得写的时候，就在清华大学旧图书馆的杂志室里，白天晚上就在一个座位上，完全忘记了学校上课的钟声。我当时感到创作是非常快乐的，而不是皱着眉头硬挤的苦事，因为找材料，搞结构，组织大纲这些苦事已经过去了，而且那些人物已经活生生地在我的脑中转。
写完之后，我喘了一口长气，仿佛四五年朝思暮想的心事终于完了。但我并不怎么想发表，就把稿子交给了我童年的朋友章靳以，那时他正在编《文学季刊》。靳以是我在南开初中时的同学，我们的友谊多年没有断过。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把巴金介绍给我，那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文坛上赫赫有名了，尤其是巴金，其实他们那时和我一样，还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已金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在北海三座门租了一个小院子，我在学校没事时也常去坐坐，我记得在座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等，我则是一个不知名的爱好文艺的青年。
那时靳以和郑振铎在编辑《文学季刊》，他们担任主编，巴金是个编委，还有冰心和别人。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接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这个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剧本就在《文学季刊》第三期上刊载了。我始终感谢巴金和靳以这两位把我引进中国剧作者行列的编辑。不仅是我，他们发现的有前途的青年作者是不少的。他们不但选稿，还亲自校对，我记得《雷雨》的稿子就是巴金亲自校对的。我知道靳以也做了极好的编辑工作。
《雷雨》后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反应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曾经说过我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当时我对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诗是一种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我自己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要求，非这样写不可。评论家们说我写这个剧本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指导着我，我当时还不大领会。后来我才渐渐懂得，无论写什么，一个作家总逃不脱时代一精一神的影响，或者是反映了时代一精一神，或者是反对时代一精一神，跟着时代前进的就是进步的。
巴金对我说过：“《雷雨》是一部不但可以演，也可以读的作品。”他的这句话是说中了我的本意的。我写这个戏确实不但想着看戏的观众，也是想着看不到演出的读者的。《雷雨》发表后，成为许多人谈论的一个题目，这又成了我思想上的负担，很怕今后再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个人总希望下一部作品和上一部不雷同，人物各有特色，不要同样的人物换一身衣服又出现在舞台上。在《雷雨》以后，我又写了一些剧本，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自己也很难说。
关于我创作《雷雨》的经过，当然还有许多闲话可聊，但由于眼前时间和一精一力的限制，就写到这里吧。
（原载《收获》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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