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组》，明代德聚堂刊本，“组”字作“俎”字
《五杂俎》（今作《五杂组》），是成书于明代末年的一部笔记著述。全书十六卷，说古道今，分类记事；计有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该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包括读书心得与事理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容杂多，确可称“杂”记。

关于书名“五杂俎（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诗体说”的解释。事实上，该书序言中的首句“五杂俎诗三言，盖诗之一体耳，而水部谢在杭著书取名之”，就的确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这样的联想。

五杂俎（组）本是一种古代诗歌的体裁，乃古乐府名之一。这种体裁的诗歌，为三言六句，以首句名篇。今存年代最早的《五杂俎》（载于《艺文类聚-古诗纪》），其词曰：
五杂俎，冈头草。往复还，车马道。不获已，人将老。
后人仿其作，径直以“五杂俎（组）”为名，成为诗体的一种。实际上，后世以五杂俎（组）这种诗体作诗，是用一种填空式的方法的拟作；即第一、三、五句必须与《古五杂俎》同——“五杂俎”、“往复还”、“不获已”这三句是固定不变的，唯第二、四、六句可随意更改。
如唐代颜真卿就作有《三言拟五杂俎》诗，其一云：
五杂组，绣与锦。往复还，兴又寝。不得已，病伏枕。
又如宋代范成大认为五杂俎（组）这种诗体“殆类酒令”，也曾有过拟作，今存八首之多。其一云：
五杂俎，同心结。往复来，当窗月。不得已，话离别。
可以看到，颜真卿将《古五杂俎》的第五句“不获已”改为了“不得已”；而范成大则将第三句“往复还”改作了“往复来”，这些细微的改动，反映着诗体随着时代逐渐变化的痕迹。到了元代，这种古乐府诗体，甚至向着词体与曲体转变了，如元人曹文晦《新山稿》中就有一首完全不遵循“古体”的《五杂俎》，词云：
五杂俎，双玉瓶。舟已具，潮已平。五杂俎，双玉箸，水自流。天涯一点红，离思千万重。
那么，返归正题，明代笔记著述《五杂俎》（今作《五杂组》）为何取了一个古乐府诗体的名称呢？这里边是否还会有某种确实与古乐府诗体微妙的、潜在的历史关联呢？
该书作者谢肇淛（字在杭，1567—1624）的友人李维桢，在为该书所撰序言中，开篇首句称“五杂俎诗三言，盖诗之一体耳，而水部谢在杭著书取名之”，的确很容易让读者将书名与诗体名相联系。但接下来细看，也不难发现，李氏序言已经明确确给出了一个与诗体名称完全无涉的书名来源之解释。
李维桢在序言中将“五”、“杂”、“组”三个字分开来解释，给出了一番独特的书名来源之说法。他说：“何以称五？其说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则说之类也。何以称杂？《易》有杂卦，物相杂故曰文。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说之旨也。”关于“组”字，则称援引《尔雅》，称“组产东海，织者效之，间次五采。或绾玺印，或为冕缨，或象执辔……在杭产东海多文为富，故杂而系之组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解释的乃是“组”字，而非“俎”字，说明原书名应为“五杂组”，而非“五杂俎”。据该书现存明代版本考察，因书商主观臆改或刻工失误之故，将书名中的“组”字误刻误印为“俎”字的情况确实存在。又因该书在清代时曾被列为“禁书”，明代版本毁损殆尽，传世刊本无多，只有极少数抄本流传，传抄者也将原书名中的“组”字讹为“俎”字。且因没有该书明代版本做比较，“组”字讹为“俎”字的情况逐渐被掩盖，乃至以讹传讹，流传至今。至于为什么在明清两代都出现了要将“组”字讹为“俎”字的情况，成因是复杂的；但归结起来，大概还是因为书商、刻工、传抄者以“俎”字较“组”字更为古雅，且因唐人段成式著有《酉阳杂俎》一书，受此影响，遂将原书名《五杂组》讹为《五杂俎》。
另一方面，此书自明末清初东传日本以来，从顺治到道光年间均有多种翻刻本；因日本书商严格按照明末善本翻刻，故书名并无讹误，仍为《五杂组》。这也再次证明，该书原名本为《五杂组》，而绝非《五杂俎》。
上述关于《五杂组》正名的观点，如今已成学界共识，国内各大出版社于本世纪初出版该书校点本时，书名就已经改为《五杂组》了。当然，将上个世纪百年来一直袭用的该书《五杂俎》之名，正名为《五杂组》之后，读者一时难免还不太适应这一“破旧立新”之举，总感觉有些疑惑。但通过上述这些简略的梳理，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广大读者，在明白了该书命名本与诗体名称无关，自明末成书以来本名即为《五杂组》之后，也就应当接受知识内涵上、真正意义上的“尊古”，同时也就应当抛弃那种徒具形式、顽固不化的“泥古”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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