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发表在2019年，但完稿大概是在2017年的年底，之前的写作前前后后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是我写的时间最长的一篇文章。完稿后，自己感觉终于融会贯通，当时想着史学理论大概也就如此了。不过仅仅是1年多后，也就是2019年，机缘巧合下，对“科学”进行了一番研究，由此对史料、史实以及历史学学科目的又有了新的认知。相关文章此后会陆续刊载，目前感觉基本没有疑惑了。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并没有看过什么后现代的东西，写完之后才翻了翻了彭刚翻译的《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感觉很容易理解，只是我推导的路子更为简单易懂，不试图去理解现实生活，怎么能懂历史研究。且就我今天看来，西方史学的“后现代”并不够彻底，彻底的话，会让现在的史学面临崩溃的危机。可能西方史学背负的包袱太多。
国内对于后现代大致持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或反对，但就我看来，双方对于后现代史学都没有真正掌握。如果学界真正掌握“后现代”了，就应该认识到“新清史”什么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史实的问题，而是概念和视角的问题，“新清史”的一些基本概念就是错误的。在一次小规模的会议曾经宣读过小文的草稿，会上一位“大家”表示这是西方很多年前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在去搞这些已经过时了（不过这位先生这几年似乎也开始隐晦的谈后现代）。但我一直认为理论这东西不是看书和学习能学会的，即使学会也只是照猫画虎，理论这东西要自己去感悟，只有感悟理论才能成为自己的，否则永远是别人的。因此，我希望以中国学者能切身理解的东西来解释理论。
中国目前进入到了新时代，我们也确实需要真正的“新史学”，否则中国史学不仅无法与世界史学真正对话，而且甚至也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成一农
摘要
虽然中国史学界已经对后现代史学所有了解，但并没有真正正视后现代史学带来的挑战，本文即基于中国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从量子物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出发提出了自己对后现代史学一些认识，以期能促使中国史学界重视后现代史学对史学研究带来的挑战。
“历史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史学界极少进行过认真讨论的问题，而这却是历史学，甚至整个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根本问题。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从诞生直至今日，人类依然只有三维的认识能力，无法在时间轴上进行自由的平移，因此了解未来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诉诸于或多或少有资料可以进行研究的历史，无论包括物理学在内的所谓科学，还是迷信、宗教都是如此。
在分析之前，需要先确定本文中使用的三个基本概念：“历史本体”，指的是客观发生的历史；“历史认识”，指的是人类头脑中存在的对“历史本体”的认识；“历史”则包括上述两者。
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我们首先从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入手。
一、通过文本是否可以复原“历史本体”？
中国传统史学以及当前中国史学界的很多学者依然认为或者不自觉的认为，复原“历史本体”最为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校勘，从而复原出最为接近原始样貌的可信文本，然后由此就可以复原出“历史本体”。这一方法实际上存在明显的问题，目前已经被学界的很多人认识到，这里只做一些简要介绍。
历史文献的形成，也就是用文字将历史本体记录下来，就是一个主观的行为，即使文本书写者的主观是“客观的”。不仅如此，作为研究者或者阅读者的后人，在阅读时对于文字的阐释也是一个主观的行为，即使阅读者的主观是“客观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这里节引巴特·埃尔曼《制造耶稣》中的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要使文本有意义，唯一的办法便是阅读他，而阅读的唯一办法便是用其他的话来诠释它，而要用其他的话来诠释的唯一办法便是要取得其他的字汇，而你能使用其他字汇的唯一办法便是你要拥有自己的生命经验，拥有自己生命经验的唯一办法便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期待、需要、信仰、观点、世界观、意见、喜爱的或不喜爱的事物，以及其他所有使人成为一个人的事物。因而，阅读文本，必然会更动文本。”
文字的发明便利了人类的交流，但文字是我们思想高度抽象的结果的反映，因此并不能准确的反映我们的思想。而且大多数“字”“词”与其涵义之间并不是只有唯一对应关系，且大多数语言中语法结构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随意性，再加上基于“生命经验”的不同所造成的对词语、字句结构和段落结构理解的差异，那么不同人甚至同一个人在同时时间下对于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初高中语文教学中所强调的对段落大意的归纳，如果人类对于文字的理解不存在差异的话，那么这样的考试也就没有必要了。
因此，仅通过文本是难以复原“历史本体”的，甚至连文献撰写者书写的文献时的“主观”意图都是难以复原出来的。当然，也许会说，目前很多对于“历史本体”的认识不就是通过文献复原出来的吗？比如秦始皇的生卒年，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等。对此，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二、我们真的能复原“历史本体”吗？
确实，传统史学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精力都被用于对“历史本体”的复原上，而且近代以来，随着史学发展，除了文本文献之外，越来越多的材料被纳入到史料的范围，同时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被用于史学的研究，因此对于“历史本体”进行复原的方法也越来越丰富。
但即使如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即我们无法对复原的“历史本体”进行核验，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复原了大量我们认为的“历史本体”，但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它们到底是不是“历史本体”，因此复原出来的结果，无法被认为就是“历史本体”，而依然只能是“历史认识”。
很多史学研究者都喜欢把自己比喻为侦探，希望在研究完成之后，像柯南那样大喊“真相只有一个”，然后从容不迫的将罪犯的犯罪过程娓娓道来。如果这一比喻成立的话，那么研究完成后历史学家的自尊心和荣誉感确实可能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但遗憾的是，这一比喻并不成立，道理很简单，对于犯罪过程和罪犯的认定可以通过审讯和罪犯的陈词来加以确定，但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没有可以用于证实我们推理过程及其结果的“罪犯”，那么通过研究获得的对“历史本体”的复原如何能认定就是真实的呢？基于现有材料，用最符合逻辑的方式进行的推导？但材料丢失的很多，而所谓“最符合逻辑”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历史研究中经常能见到学者们运用相同史料，但基于不同的逻辑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又难以说服对方的情况。退一万步，即使材料全面、推理逻辑得到了全体研究者的认同，但这依然缺乏缺乏一个“第三方”来验证复原的“历史本体”就是“历史本体”？
再退一万步，即使今后有了技术手段，能对过往进行观察，那么所能验证的也只是对地点、时间等极少数具有客观量度标准的“历史本体”的复原（前提是“时间”和“空间”确实存在客观度量标准，目前至少物理学界中的一些学者对于“时间”是否存在已经提出了质疑），如某某年某某王朝建立，某某战役发生在某某地点。但是只要涉及到对任何带有主观内容的“历史本体”的复原，都是无法进行验证的，如某某人意图如何、某某人的奏折希望如何、某某历史事件奠定了什么的基础。因此，目前大部分以及对于史学研究而言重要的对“历史本体”的复原都是无法验证的。
也就是说虽然可能“真相只有一个”（如果不存在平行宇宙的话），但我们无法验证我们所复原就是“真相”，也没有“罪犯”会证明我们推理出来的就是“真相”。因此，我们无法得知我们复原的“历史本体”是否就是“历史本体”。
三、哪些“历史本体”是重要的？
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下去。由于任何“历史本体”都可以无限细分，也就是说是由无数更为琐碎的“历史本体”构成的，如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用箭射死李建成的一瞬间这一“历史本体”就可以再细分为无数的更为细小的“历史本体”，如李世民骑得是什么马？用的什么弓和箭？当时的天气如何？风向和风速如何？李建成穿的什么衣服？等等。而这些“历史本体”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如马是什么颜色？马高多少，长多少？马的年龄如何？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的“历史认识”（也就是对“历史本体”的复原）只是“历史本体”的一小部分、一个小的侧面，而且就目前来看，我们的“历史认识”似乎永远只能反映“历史本体”的一个小片段和侧面而已。而且“历史本体”的生成数量与我们对“历史本体”的“历史认识”的形成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后者形成的速度远远达不到“历史本体”形成的速度。因此，在这一层面上讲，复原一个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历史本体”是不可能的。
面对这样的问题，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即我们可以仅仅复原那些“重要”的“历史本体”。于是关键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哪些“历史本体”是重要的以至于有价值让我们去形成“历史认识”呢？
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先介绍一下现代物理学，也就是量子物理学对世界的认识，下面引用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学史话》中的三段话：
“试图仅仅靠可观察的量来建立理论是不对的。事实恰恰相反：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理论不但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它还决定哪些是我们观察不到的东西！”
“电子又是个粒子又是个波，但每次我们观察他，它只展现出其中的一面，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观察它，而不是他‘究竟’是什么。”
“讨论哪个是‘真实’毫无意义。我们唯一能说的，是在某种观察方式确定的前提下，它呈现出什么样子来。”
这三段话的核心就是，在现代物理学看来，人类的观察手段决定了人类观察到的客观事物的样子。换成历史研究的话，就是我们用于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和视角等等决定了我们认识“历史本体”时“历史本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以及细节，由此也就决定了哪些“历史本体”是重要的，由此有价值让我们对此形成相应的“历史认识”。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学发展中比比皆是。比如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制度史，因此政治制度成为历史认识的重点，而当前社会史成为了研究的热点，由此那些基层社会的点点滴滴就被认为是更有价值的。可以举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各种“变革”理论在目前史学研究中颇受关注，早的有“唐宋变革论”，近些年又有“宋元变革论”“元明变革论”等等，对于这些“变革”持否定态度者有之，支持者有之，但用本文介绍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争论的话，那么结论就是对“变革”是否存在的争论并无意义。因为所谓“变革”就是重要的变化，但重要还是不重要取决于研究者所采取的观察历史的视角、方法和价值判断，因此可以认为是否存在“变革”取决于研究者是如何观察历史的。当然由于我们每个人必然都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史学趋向，因此在理论上“变革”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在必然远远超出目前所讨论的“唐宋变革论”“宋元变革论”“元明变革论”的范畴，如“唐高祖太宗变革”“宋徽宗高宗变革”，甚至“公元2017年11月29日至2017年11月30日变革”都是必然存在的（与此同理，“不变”和“稳定”“停滞”也是必然存在的）。但无数中“变革”中，哪些是重要的，又是取决于我们观察历史的方法、理论角度和价值观。
还可以进一步推论，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不仅决定了你关注的“历史本体”，也决定了哪些“历史本体”被忽视。如从制度史的视角来看，那些基层社会的鸡毛蒜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的来看，制度虽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在基础社会中的具体运作才是重要的，因此纸面上的制度及其演变本身并不重要。而这些被忽略的“历史本体”实际上占据了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本体”中的绝大部分，而其中绝大部分由于被长期忽略，因而被彻底遗忘、消失，因此客观上这些“历史本体”曾经存在过，但我们如何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以及曾经存在过的样子呢？它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人的认识范畴。不过确定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认识到的“历史本体”仅仅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本体”中的极小一部分。
四、“人类的历史，可以在它已经发生后才被决定是怎样发生的！”
从前文提到的“观测”决定了事物呈现在人面前的样子进一步推论，那么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缺乏观测者，那么世界会呈现出什么样子？这里举一段物理学上著名的对话：爱因斯坦向其好友波尔问道：“你真的会相信，如果没有人看月亮，月亮就会不在那里了吗？”而波尔的回答则是：“你能证明，当没有人看月亮时，它会一直呆在那里吗？”这似乎走向了唯心主义，但这确实是量子物理学的前沿问题。
简单一些，我们还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说明，我们眼睛中看到的物体的颜色，实际上只是物体表面反射的来自光源的光线的波长对视觉神经刺激后在大脑中反映出的信号，但不同动物的眼睛所能感知的光线的波长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于同样的物体，不同的动物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物体到底是什么颜色呢？不仅如此，目前物理学认识到我们能感受、测量到的物质和能量只占到这个宇宙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宇宙中还存在大量无法直接感知、测量的暗物质和暗能量，但这两者到底是什么，至少目前一无所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无法感知”很可能源于地球生物感知能力的局限，可以设想在宇宙的某处可能存在只能感知所谓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生物。那么，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对于这一问题，当前物理学的回答，可以用前文引用过的话来概括，即“讨论哪个是‘真实’（即宇宙的客观样貌）毫无意义。我们唯一能说的，是在某种观察方式确定的前提下，它呈现出什么样子来。”
实际上历史认识也是如此，“历史本体”确实客观存在，但如上文所述，我们无法建立一个事无巨细、包罗万象，没有任何主观色的，真实反映“历史本体”的“历史认识”。我们所有对于“历史本体”的“历史认识”都是基于某一理论、方法和视角，即不同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认识”，也就是说“历史本体”经由这些理论、方法和视角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不同的投影。由此得出的结论完全可以借用量子物理学中一段经典的论述来表达，即“人类的历史，可以在它已经发生后才被决定是怎样发生的！”
用于认知历史的理论、方法、视角和价值观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差异；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用于认知历史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也都会存在变化，至少是微小的差异，因此可以说：我今日所认识之历史必不同于我昨日所认识之历史，我明日所认知之历史也将必不同于我今日所认识之历史。
说到这里，很多历史研究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这些“历史认识”中总是有对错，或者至少应当有一种或者几种更接近于“历史本体”。这一设问看起来颇有道理，但似乎只是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少量有着客观标准的对象上似乎才有意义，当然还存在本文之前提到的“真相”的验证问题，即历史研究中所谓的更为接近“真相”只是基于现有材料和逻辑而言，并无法去真正的验证。而如果上升到了价值判断、因果分析、阶段划分等带有主观色彩的研究层面，那么正如前文所述，这些都是在不同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下形成的不同的“历史认识”，无法决定其中哪一种更为接近“历史本体”。
因此，与量子物理学强调的“平行世界”相对应，历史学中存在的是“平行的历史”。杰弗里·马丁(Martin. G. J.)所著的《地理学思想史》一书，其正标题为“所有可能的世界”，蕴含的意思就是，在人类历史上，随着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人类看到的“世界”（这里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在不断变化，该书的目的就是揭示出由此产生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同样在历史研究中，随着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变化，人类看到的历史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如果今后有人撰写一部史学思想史的话，那么正标题也可以为“所有可能的历史”。
五、历史是如何形成的？
这一小标题中的历史，既包括“历史本体”，也包括“历史认识”，本处希望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讨论。
以往关于人类历史形成的各种理论，大都认为历史本体的运行有着其自身规律，个人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去认识这种规律，并给予历史进程某种程度上的局部影响，但却无力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如前文所述人类的“历史认识”是无法真正再现“历史本体”的，“历史认识”只是“历史本体”在人脑海中的一种映射，所谓的历史规律也是如此。与此同时，人类几乎所有的决定，从上至国家层面的政策的制定、决议的形成，小至个人的在早市上选择购买的蔬菜，从本质上都是在对“历史本体”的研究（或通俗的说就是“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影响未来“历史本体”的决策，即通过“历史认识”来预测未来，而“历史认识”是主观的，由此也就使得人类的主观认识与未来的“历史本体”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举一个股市的例子，自股票市场创立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会根据以往股市涨跌的数据，力图总结出股票本身涨跌的规律（这种规律与前文提到的“历史认知”在本质是一样的，不可能等于“历史本体”，而且也无法被验证符合“历史本体”），以有助于今后股市的操作。如果某一规律提出后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在当时及后来的股市操作中，这些规律就会成为很多人的操作指南，由此自公式提出后的股市的涨跌就很难分清是股市自身规律的作用，还是由于人们遵守基于主观认识的涨跌规律而进行操作的结果。
举一个历史学方面的例子，辛德勇教授《制造汉武帝》一书，解释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形象的塑造，也就是说其揭示以往我们关于汉武帝的“历史认识”是司马光有意塑造的，远远偏离了“历史本体”。不过，这一“历史认识”自《资治通鉴》成书以来，影响了后人对汉武帝的认识近千年，在这近千年中以这一“错误的”汉武帝的“历史认识”影响了很多人基于对汉武帝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活动，也就是这一对错误的汉武帝的“历史认识”影响力“历史本体”的发展。在这千年的历史中，对历史进程造成重要影响的不再是真正的汉武帝的“历史本体”，而是关于汉武帝的“历史认识”。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数不胜数，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通过对孔子建立新的“历史认识”，从而为其所主张的变法建立思想理论基础，由此对“历史本体”的运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在这一“历史本体”的形成中，对于对孔子的“历史认识”的影响力是要大于孔子的“历史本体”。
因此，虽然“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是可以区分开的，但在两者的形成中，是互为因果的，相互影响的。自诞生人类意识后，人类的历史就主要受到人类意识的影响，虽然自然会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也都是通过人类意识而对人类历史施加的影响。
最后，再强调一个问题，如上节所述“人类的历史，可以在它已经发生后才被决定是怎样发生的”，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过往的“历史”是基于我们的意识，即没有带有“意识”的人类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历史”。
六、后记
从内容上来看，本文近似于后现代史学，而后现代史学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但在这里本人要强调两点，也算是对本文写作目的的解释：
第一、后现代史学起源于量子物理学，而量子物理学对我们传统的看待世界的方法以及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已经以及必然引起相关哲学认识的变化，传统的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史学实际上已经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西方的史学已经对此做出了大量的回应和研究，激进者甚至提出“历史就是自称的历史学家所撰写的东西”，而中国史学界虽然对此有所了解，但在研究中则对此依然漠不关心，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第二，确实目前很多中国史学研究者“了解”后现代史学，但“了解”与“掌握”和“运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了解”只是“知道”，而“掌握”和“运用”则要对这一理论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目前中国学界能举出几部具有影响力的用后现代史学观点撰写的论著？少有的一些所谓具有“后现代”思想的研究，其实也只是后现代思想的皮毛。后现代的思想源于量子物理学，其产生并生长于西方的学术传统之中，而这种传统并不是一个中国学者能根本掌握的，即可以了解，但无法深入骨髓。因此本文的意图就是脱离西方思想的概念、范畴，用传统中国史学的思维方式来对后现代史学的一些概念进行解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这一观念并能启迪思考。
当然，这是一篇很粗浅的小文，也非常幼稚，充斥着错误，文中的逻辑和关于量子物理学的认识方面也存在极大的不足，只是希望抛砖引玉，引起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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