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鲁枢元，作家、文学评论家
作者授权发布
《山花》创刊已经整整70年了，人活七十古来稀，何况风高浪险时代大潮中一本期刊，实在难得！
我与《山花》联系并不密切，大约曾经有过四、五篇文章在上边发表。但《山花》始终没有忘记我，八十年代我在郑州，九十年代到了海南，新世纪之后在苏州乃至晚年退休后又回到河南郑州，不管迁徙何处，总能按时收到杂志社寄来的《山花》，三十多年的不弃不离，这交情不能不让人心存感念。
我和《山花》前边的两位主编何士光、何锐，算是同年，何锐先生长我三岁，士光先生又长何锐先生一岁，我们都出身于社会底层，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在见到何士光之前，我在大学课堂上宣讲过他的小说名篇《乡场上》；在见到何锐之前，应他的邀请为《山花》撰写过稿子，那时他正逆流而上，致力于将《山花》办成一份“纯文学”刊物。
1998年秋天，我应贵州省政府邀请，参加一个作家团队来贵州观光、采风，同行的还有陈忠实等人。在贵阳，记得何锐主编在一个叫做“璇宫”的高层建筑上请我们吃饭，那时他身体还很好，说话爽利，走路带风。而当时作为贵州省作协主席的何士光则花费数天时间陪同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来之前就听韩少功说过，士光现在精研佛学，在我的印象里，他那时身体有些瘦弱，不如现在从互联网上看到的健朗。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三运接见了我们这个观光考察团的全体成员，印象里这是一位喜欢文化、谈笑风生的领导。后来做了甘肃省一把手，成了西凉一方诸侯。再后来听说他犯了事儿，丧失立场，放弃理想，妄议中央，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这也是一场悲剧，如果他始终在下边县城里做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日子过得平淡些，但也不至于老来身陷囹圄，家人跟着受煎熬。造化弄人，令人唏嘘。
在80年代，一本刊物，对于一个初涉文坛的年轻人来说太重要了，可能会影响到他一生的命运，影响一个作家的诞生与成长。对于士光来说是《山花》，对于我来说是《奔流》。《奔流》原本是鲁迅先生在上海创办、与郁达夫共同主编的一份文学月刊，由他亲自题写刊头、设计封面、撰写编后记。可惜从1928年6月创刊到1929年12月停刊，只存活了一年半的时间。1957年《奔流》在河南郑州复刊，文革中停刊；1979年又复刊，办了十年至1990年再度停刊；听说前些年又再度复刊了，像这样办办停停像间歇泉一样的文学刊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鲁迅主编并亲自设计封面的文学期刊《奔流》
我就是在文革后《奔流》复刊那年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像点样子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漫谈情感》，占了两个页面。那个时代，把手写体变成印刷体的机会很是难得，况且还是正式发表。当时《奔流》的发行量大约10万册，我心潮澎湃，夜不成寐，竟然别出心裁地计算着：我的这篇文章就要印20万页，折算200页一本的大书就是1000册，20本一箱，要装50箱，一板车都拉不完，我好了不起啊！
我在《奔流》发表文章的时期，也是《奔流》最兴盛的时期，不只《奔流》，《山花》也是如此，全国各省的刊物都是如此，这是由于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然而《奔流》办的似乎并不如人意，和《奔流》主编丁琳老师、副主编王大海老师熟识了，便时常听他们牢骚不断。他们二位可都是早年革命队伍中的老战士，人品好，学识也好，但工作并不顺心。记得有一期印制好的封面画了一位正在哺乳的年轻母亲，由于露出半个乳房（仅仅是半个），被审查部门指斥为“黄色”不宜，勒令销毁。丁老师不忍暴殄天物，拿去翻制成信封，用了许多年都没有用完。而我的一些文章越写越有些不守规矩，渐渐在《奔流》上发不出去了，二位老师也很无奈，劝我拿给《上海文学》，于是上海滩就成了我的发迹之地。
回头再看《山花》，这70年的崎岖山间路一如既往，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与北京、上海、江浙、湖广相比，贵州算不上文化大码头，然而《山花》这艘航船竟驶进了大西洋与地中海，以她的高标逸韵赢得文化人的尊重。
说起贵州，至今心理还压着一份惭愧。20年前那次来贵州，受尽贵州省政府的盛情款待，游览了革命圣地遵义城、千年苗家寨、龙场阳明洞、黄果树大瀑布，还喝了多年窖藏的茅台酒。游了，看了，吃了，喝了，况且还有大作家何士光先生多时陪同，回来后竟然没有为贵州写下一篇文章，我心里从此欠下一笔文债。其实，当时我对贵州还是感受颇多的，最突出的感觉便是贵州的石头。贵州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面积为山地，农民们为了种庄稼，不得不从山外弄回一点泥土铺在石头上。因为不打粮食的石头多，贵州的现代化进程很慢，贵州省就很贫困，但这只是现代社会的逻辑。而我看到贵州山山水水时想到的是，贵州现代化进程慢，贵州的自然生态保护得很好，空气清新，水质洁净，民风素朴，这是贵州的潜在优势，青山绿水也可以成为财富，成为更珍贵的财富，那就是西方人已经在倡导的“绿色GDP”,贵州人的好日子还在后边呢！当时，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叫周晓云的省政府外宣处的年轻处长，端庄大方，文质彬彬，殷勤周到，和蔼可亲，临分别时还大度地说：写不写文章不打紧，希望诸位将贵州放在心上。离开贵州后，这种生态经济学的理念却牢固地扎根在我的生态文化研究中。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周晓云处长还与我通过许多信，还曾为我们的《精神生态通讯》撰写过文章，文章的题目《21世纪人类的真正归属：人类心灵与艺术、自然的融合》，这文章的立意与起点，以当前生态批评的眼光看，也不失为前沿！
好在多年之后，我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的考察组重返贵州，两次来到位居黔东的梵净山，事实证明贵州的石头值钱了，梵净山这块名叫“金顶”的“大石头”，看一眼（门票）就要100块钱了，仍然观者如堵，一票难求。考察归来，我曾经写下一篇文章：《梵净山的弥勒道场与傩信仰》，发表在《人与生物圈》（Man and tue Biosphere）上，总算为宣传贵州尽了一份力。
2016年鲁枢元偕同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右2）、贵州梵净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杨劲松（左1）及苏州大学教授张平（左2）在梵净山金顶前
多年来我在《山花》上发表的文章大约也就四、五篇，如普及生态哲学的《荒野的伦理》，剖析保守主义文化精神的《尴尬辜鸿铭》，宣扬生态人格的《东坡与刚峰》以及悼念中国当代女诗人、思想家萌萌的那篇《谁能聆听树叶的哭叫》。我水平有限，写作终归是认真的，文章发表后都曾分别收录在各类文选集里。
曾看到有关消息报道，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2018年在贵阳举办，何士光与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Annie Curien）时隔20余年后再度相见。安妮女士对何士光说她很喜欢贵州：“这里的空气和风景都很美，即使城市在发展，也不会感到环境受到过多影响。”20年前安妮来中国，也曾与我有过一次畅谈，关于文学，关于精神生态。地点是在海南。事后我们还通过一些信件。她无意中说起的一段话，至今还会泛起在我的心头。她说，你们中国人爬山，往往是因为山顶上有一座庙、有一块奇石、或一棵古树；而我们爬山就是爬山，即使山顶没有什么东西也可以爬得兴致勃勃。我忽然想起，如今贵州梵净山成为旅游热点，是否又是因为金顶上那座小庙呢！金顶小庙固然神奇，那漫山的野花野草不更是无穷无尽吗？
何士光与汉学家安妮·居里安
在这个偏重物质、热衷功利已经到了畸形的年头，能够注重人类的自然性存在、精神性存在，把人类社会健康发展与张扬文化的、审美的、象征性的价值相关联，并在实践中做出业绩的已经不多了。
何士光的回忆《山花》的文章中写道：“总算从日子的风雨和岁月的尘埃中走过来了，固然迟暮了，却是一件让人庆幸和欣慰的事情。这时候夜深人静，窗外有轻轻悄悄的雨声，也是我倾听了一生的雨声。”
尽管人近迟暮，在这苍茫暮色中仍然有雨声听、有山花看，就好。
庚子年端午，
紫荆山南暮雨楼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