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手记：
我决定将这本书献给“身边的少年”，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是因为他是我决定移居“异域”的主要原因。
1998年夏天，我带他到英国探亲。我原以为那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行，但是在旅行结束之际，我已经感到了它强烈的宿命气息。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一切都好像是对我的暗示和敦促。
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将“身边的少年”带到一个常年空气新鲜的地方去生活。从英国回来，我马上就递交了移居“异域”的申请。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而今天，所有人都会像我自己一样肯定那并不是我的决定，那只是我对天意的顺应。
1
几乎所有关于目的地的想象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抵达之谜”。
我在九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夜晚抵达这座城市。我随身携带着两件无法托运的“行李”： 一个不满12岁的孩子（后来闪现在我的读书专栏里的“身边的少年”）以及一种与我最后竟相隔着整个地球的身份——孤独的汉语写作者的身份。
“身边的少年”对我既深深地依赖又深深地畏惧，而他将要赖以生存的环境肯定令他更加畏惧： 因为在我们抵达的这座城市里并存又冲突着两种语言，他只略懂其中的一种，“抵达”对他来说意味着退缩到了更没有安全感的婴儿时代。这种畏惧增加了我扮演的双重角色的难度。在即将开始的生活中，我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理智与情感中“父亲”和“母亲”的比例？
而汉语写作者的身份将令未来的局面更为复杂。抵达这座城市，我就被同时抛入了两种与那种身份无关的语言。从前，这两种语言只是我的“外语”，只以“外遇”的媚态刺激和愉悦我的感官。我们只是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而“抵达”却公开了我们的关系： 与身份无关的“外遇”突然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主宰，思考和激情所依恋的汉语却退变为记忆的侍从，成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我既失去了写作能够渗透的空间，又失去了写作所需要的时间。如果继续用母语写作，我在这“别处”的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停止“写作”，我的整个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打破这僵局的唯一方式似乎是用“别处”的语言来“写作”。但是，哪怕这奇迹将来能够在我身上出现，它同样也是一种“尴尬”： 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达”，它必须抵达读者。而我的“身份”固执地提醒我，我的理想读者散居在地球的另一侧。
面带倦容的移民官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的印记。那有点沉闷的声音确认了我在异域生活的合法性，同时又标志着我的汉语写作者身份开始经受“合法性的危机”。我已经抵达了想象的尽头。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想象和现实的箭头将会交换方向，“别处”将会变成“此处”。
我不止往前走了一步。我走了整整的九年。我背负着沉重的“行李”。我走过了一座座异域的迷宫。
2
与《最后一课》中那位严肃却又温情的法语老师相反，我的法语老师盖博是课堂上的暴君。
他的“出场”就很粗暴。上课铃响过十五分钟之后，他才用他魁梧的身体撞开教室的门。他将塞得满满的背包粗暴地卸到黑板前用来做讲台的课桌上。他有点得意背包的拉锁没有拉上或者无法拉上。然后，他在黑板与课桌之间的椅子上粗暴地坐下，双臂肘关节同时撑住桌面，手掌托起肥大的头。他的眼睛大得惊人。他一声不吭地盯着面积不到25平方米的阶梯教室，盯着我们这些对他充满着期待的成年学生。突然，他开始用很快的速度和很粗暴的语气说话。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期待。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指责我们。他指责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他措辞激烈。他说我们都是自己国家的人才，是自己国家的“血”，我们的离开是对自己国家的“伤害”，是一种“罪过”。
就这样，他将教室变成了法庭，而我们这些在移民之前都做过“无犯罪记录”公证的成年学生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异域的被告。
我注册的这个由魁北克政府资助的移民法语培训点设在蒙特利尔大学之内，共用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等相关设施。参加这项分为六期、每期长达两个月的全日制强化训练不仅不需要支付学费，还能够定期收到政府寄来的生活补贴(甚至还能实报实销请人看护孩子的费用)。魁北克是全世界少数仍然可以靠“读书”为生的角落。在这里，接受申请手续极为简单的政府法语培训是移民生活的理想起点。
办理申请手续时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初级法语水平，因此不能全程享受政府的福利。我被安排直接从第三期开始接受培训。我插进的那个班里有十三个同学，分别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俄罗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温文尔雅，认真负责，深受同学们的喜爱。盖博是我们的第二位老师，负责我们第四期的学习。
在激烈的指责之后，盖博的课进入了正常的程序。我们轮流进行自我介绍。盖博在每个自我介绍之后都要炫耀一下自己对介绍者祖国的知识。而他对那些来自罗马尼亚的同学有特殊的兴趣，因为罗马尼亚是他自己的祖居地。他多次打断那些同学的自我介绍，与他们就那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攀谈起来。而我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从来都只包含两条信息： 叫什么名字以及来自哪个国家。听完这简单至极的自我介绍，盖博说他对中国的道教很感兴趣。这是西方人的陈词滥调，我没有当真。
我们的自我介绍之后，盖博又说了一大通话。他继续指责。不过这一次，他不是指责我们，而是指责“世界”。他指责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读文学作品了，因此这是一个“病态的”世界。他指着一个同学手里的那份地铁站免费派送的法语报纸，说那是“垃圾”。他不允许那种垃圾再次出现在他的课堂上。然后，他将手伸进背包的开口，掏出一大盒CD，那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的“有声读物”。他说，要想学好法语一定要听文学作品，一定要读文学作品。
因此，他要求我们每天都做听写。听写的内容不是“垃圾”，而是名家的诗歌。以文学的名义，我欣赏他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但是他又说，每次做听写的时候，他还会叫一个学生到台上去，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结果，以便他及时订正。这特殊的要求让我每天走向教室的时候都如同是被押赴刑场。我一路上都默默祈祷，希望盖博继续对那些罗马尼亚的同学感兴趣，而不要突然用他大得惊人的眼睛盯上我。
他有一天还是突然盯上了我。“你好像还从来没有上来听写过。”他说。这“好像”已经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更不要说接下来的实战。我战战兢兢地在黑板上写出我听到的诗句。前三行磕磕碰碰，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了第四行的中间，有一个词我怎么也听不出了。盖博侧过身来，用不屑的眼光看着我。他又重复了三遍，我还是听不出那个词。然后，他站了起来，一边用越来越不耐烦的语气重复那个词，一边不断地逼近我。直到他的脸几乎已经碰到了我的脸，我还是没有听写出那个词来。
突然，盖博咆哮起来。那个法语词震耳欲聋，却还是没有能够让我开窍。事实上，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琢磨那个词了。我的当务之急变成了“正当防卫”，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那样咆哮过，更不要说在课堂上。我怀疑盖博在“动口”至极又不能奏效之后，有可能会要“动手”。我在琢磨：“人若犯我”，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去“犯人”？我不知道伟大领袖过去对我们的教导会不会与魁北克的法律有太大的冲突。
盖博没有动手，而是极为失望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也没有对我的听力做出激烈的评论。他继续为我们做听写，将那首诗读完。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盖博又迟到了很久。他说他去图书馆为我们复印资料，所以耽误了时间。接着，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小叠复印的诗歌。他一边分发一边说我们应该经常去图书馆： 因为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有意思的文学作品。他复印的那一叠诗歌译自我们班上所有同学的不同的母语。译自汉语的那两首的作者分别是北岛和杨炼： 我的朋友。“你们每个人的母语里都有不少了不起的诗人，你们读过他们的作品吗？！你们知道他们吗？！”他激动地说。哪怕这不是他的设问，我也不会如实回答。我不会让自己的愚钝连累自己的朋友。
整个学期里，班上有同学多次去学校投诉，要求撤换老师。尽管有那次尴尬的经历，但我从来没有在投诉信上签过名。我拒绝参与驱“盖”运动，不知道是出于东方人崇尚和谐的传统美德，还是出于自己敬畏文学的个人偏好。
在学期临近结束的时候，盖博突然提出要将“写作”当成期末考核的内容。这显然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要求。他带来了三篇短篇小说，让我们任选一篇写读后感。一个学生当场对这过分的要求提出了质疑。而盖博竟激动地冲到他的面前。如果不是三个身强力壮的同学及时将他拉开，盖博对文学的激情肯定要演变成一场武斗。
我们的最后一课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盖博给我们看了他的一些摄影作品。他说蒙特利尔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很值得去发现。他还谈起他有一年在罗马尼亚旅游的时候与警察发生的冲突。最后，他将我们的“写作”发下来。他一边分发一边指责班上的同学大都不懂文学，不会“写作”。我没有兴趣去看他的评语，接过自己的第一篇法语写作之后，就将它塞进书包，然后准备离开教室。但是刚走到教室门口，盖博叫住了我。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说：“你的写作比你的口语和听力好多了。你写得很好。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我没有告诉他，在另外一种语言里，我已经是一个“作家”。我只想尽快远离这每天都令我忐忑不安的教室。我答应过贝蒂，等这期法语课一结束，我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她已经多次邀请我去她那里交谈。我盼望着用汉语和英语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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