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有许多年了，但他的音容举止仍常出现在我的记忆 中。我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朋友——也许他自己不这样想。他是个小说家。 我最初获得有关他的印象是通过他写的小说。那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期，我 在上海念高中的时候，那时高中已经分科，即文、理、商。我选读理科，目 的是想将来走“科学救国”的那条路，因为我认为中国太贫弱，几天之内就 被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东北，我们这个苦难重重的古国应该通过科学复兴和强 盛起来。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之下，我又走向科学的另一面：文学，因为文学 的群众性强，可以激励人民，即时起作用，而要等科学救国，看来时间不容 许了。当时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非常活跃，出的书刊不少，我逐渐被这些书 刊的内容引向文学。我开始课余读些小说。无意中我接触到了沈从文的作品。 沈从文当时是被左翼作家所批判的对象，因为他不问政治。我在感情上 也反对他，因为当时国难当头，民生凋蔽，而他却埋头于纯文学创作。我自 己当时也练习写点散文和随笔之类的小东西。我倾向于“左联”。但我却欣 赏沈从文笔下所流出的故事。他的人物和情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简单， 朴素，有独特格调。他写得很聪明，文字也很有根底，创造出一种新鲜、精 练的文体，气氛是中国的，但风格有点欧化。我从他的作品获得艺术的享受，但我不模仿他——也模仿不了。作为一个写家，他是我尊重的人物。如果“文如其人”有一定的真理性我对他的人开始有一种亲切感，甚至认为他是朋友，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
我真正与他见面的时候是在 1940 年 8 月，地点是昆明。我那时从香港转道安南去重庆，因为是想体验一下战时首都的生活。但到了昆明，当地的朋友劝我不要急于前往，因为日本飞机正在日夜轮班地搞疲劳轰炸，我到那里 只能日夜忙于钻防空洞躲空袭。于是我便在昆明留下来了。我要看的朋友都 集中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我在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遇见了沈从文。他和 蔼、热情可亲，真有一见如故之感。当晚他就请我在大学校门外一个小饭馆 吃晚饭，在坐的还有他的学生、颇具诗才的穆旦。当时教授的生活清苦。这 餐饭虽然只有一个荤菜，但已经是很隆重的了。
沈从文个子不高，有湘西土家族山民的特点。他穿着一身长袍，倒显得非常清瘦，给人一种白面书生的印象。他说话声音很脆，像讲故事，给人以亲切和诚恳感。自从那次晤面后，我们的交往就自发地频繁起来。我由云南青年作家白平阶的安排，住在迤西会馆楼上一个宽广的房间里，非常清净，除了耗子不时公开发出相互挑情或争吵声音外，我仿如置身古刹，过着一种“遁世”的生活。昆明夏天气候凉，宜于睡大觉，市民上午十点钟左右才在街头出现，更加强这里沉静的气氛。这也表现出一个边陲省份特有的生活方式——那时日本法西斯军队还没有攻打越南，这里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战争气息。在这种沉闷情境下，沈从文每次造访便成为我生活中的大事。他每周总要来一、二次，每次带着他的两个孩子——还没有上小学。这无形地在我的生活中注入了生气。
我欣赏他的文笔和他所创造的那些纯朴而又聪明、懂事的人物，但我们 却从来不谈他的作品，甚至文学也不进入我们话题。我们的闲谈一般只涉及 我们共同朋友间的生活情况及云南地区社会风习和特点。我发现他是一个对 生活——特别是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现出浓厚的热情和关心的
人。也许这种特点是他创作的动力。这恐怕也是他当时对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的原因——当时批评他的人认为他“不问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一种反 动的政治，但是我理解他。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离开他所熟悉的人 和物而赋给他以不熟悉的政治，他恐怕只能成为一个写作匠人。
那年9月间，重庆开始降雾，日机侵入重庆上空就会迷失目的，我便趁这个机会来到战时首都。为了能住下来，友人介绍我到重庆大学教书。我与沈从文的谈天，便以书信的方式代替。他的信写得很有感情，而且一般写得很长。他叙述昆明的生活和知识分子的活动，娓娓动听。他的一笔行书，也写得整齐，洒脱。增加他的书信的欣赏价值。可惜当时作为一个穷教书匠，物价一日数涨，生活非常紧，这种交谈的兴趣也逐步淡化，最后也变得苍白起来。想必他也陷入了与我同样的生活困境，笔锋也变得迟滞起来。1949年夏天我离开重庆去英国。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面临关键、紧迫的时刻，通邮困难，我们的通信也就断了。
解放前夕我从英国回返北京。一到这个新的首都我就当上了干部，每天 上班下班，无暇、也无精力寻访旧友。沈从文在我的心里只是一个问号：他 这时在哪里？这位一直在创作上执著追求艺术的作家，现在怎样？他是否还 在写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方针与他的写作实践协调到什么程度？这 些问题一直萦环在我的脑际。忽然有一天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上我见到了他。 在外表上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他仍然是那样儒雅、热情。他已经知道， 我在国外出版过一些小说，但我不知道他的创作情况，是否能够安心写作？ 我在国外的那几年，正是蒋介石在掀起反共内战、最后发展到共产党展开大 兵团的解放战争。我问起他的近况。
他只是微笑，仍然是那么亲切，我迷惑地望着他，等待他回答。我们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不说话，仍然微笑：“我现在在搞美术工作，奇怪吧？”
“你本来是个艺术家，”我也微笑地说。“从文字艺术转化成为观赏艺术，对你说当然也很自然。作画？”他摇了摇头，仍然微笑。“你猜不到，”他说。“也算不上什么艺术——只能说沾上一点边：研究中国的服饰。”
对此我感到特别惊奇，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是一个180度的大拐 弯。如果说这是改行的话，那么这个改行就改得非常彻底。中国服饰是一门 素不被人注意的学科，与现实生活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他怎么钻进这么一个 冷门？我说不出话来，因为许多杂乱的思想忽然在我的思考中活跃起来。三 十年代他是一个现实中人。人们批判他就是从他是个现实中人这个事实出发。他也作为现实中人，硬着头皮顶着向他袭来的批判。他现在是否不能顶住，因而才钻进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中去？
他似乎猜到了我的思想活动，又微微笑一笑，把我从沉思中拉到“现实”中来。
“服饰是中国古老文化表现的一种，”他说，“得研究它。过去没有人 在这方面下功夫。我觉得我可以填这个空。于是我就填了。”
“那么你不写作了？”我问。 “这个问题你自己也许可以回答，时代变了，新的时代有新的时代精神。
我得体会，我得调整我的创作思想。调整过来了，我就会重新执笔，讴歌这
个新的时代。” 我点点头，懂得他了。也可以说，我现在真正理解他。他是个诚实的人，一个忠于自己、也忠于时代的作家。在一个新的情势下，他选了一个适合于他的能力和气质的道路。他没有再写文学作品了，在他青年时代热衷的事业上加上了句点。他的生活态度仍然是那么严肃，在新的工作领域中，他潜心研究，贡献了他的整个后半生。他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为中国服饰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成了这方面一个有数的专家。
又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与沈从文不见面了——将近10年，那“文革”正在 进行的10年。他消失了，几乎是无影无踪。但可以想见，在“臭老九”的名义下，他也宁愿消失，彻底被人忘掉，事实上我自己也处于这种情境之中。但他并没消亡。1975 年一个春天的日子，忽然我家大门的铃响了。我打开门，沈从文就赫然站在眼前。他仍然是那么温文儒雅，满脸笑容，好像是一阵什么风把他从另一个世界吹来似的。他面上一点也没有过去许多年的沧桑所留下的痕迹。
我私自对自己点了点头：他是一个聪明、心理平衡的人。他虽然仍然貌 似天真，但他天真中却带有几分世故。我们进屋坐下来后，开始开怀饮茶， 又天南地北的扯起龙门阵来，像过去一样。我们什么都谈，只是不谈过去—
—那像梦一般刚告一段落的过去。他看到我有点疲惫的样子就问我有什么不
适。我说最近感觉到脸部和手上有点麻木，医生看后给我戴了一顶初期“冠 心病”的帽子。他微微一笑，轻松地说：“摘掉他就得了。我也有这样现象，现在消失了。”“怎么消失的？”“很简单，吃蚕蛹就得了！这是个偏方，降胆固醇。加点油和大葱炒焦吃，味道很好。”于是他开始介绍，哪里可以买到蚕蛹：东城区有个院子，那里有几个家 庭妇女组织了一个巢小组，茧上的丝抽光后，她们就把剩下的蚕蛹减价出卖，一斤不过只块把钱。”后来我也真的买了些蚕蛹回家炒得吃，味道倒真很鲜美。我大概吃了将近一年。因为“文革”不久就不了了之，脸和手上的麻木之感也不了了之， 我也得到“解放”，正式得重新打起精神，“重新做人”。我们仍然不时见面，见面时也就聊些诸如蚕蛹这样的生活琐事，再加些社会轶闻——因为我们又开始自由活动，访亲看友了。那时时间逐渐变得不够用。但过后，这些活动也逐步停止了。只有沈从文还是不时来我家作客。我们的话题仍是集中在生活琐事上，也从没接触到文学创作。他已经彻底改行了，我只有在心中暗暗地惋惜：一个难得的语言艺术家，从此就停笔了。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又没有见面。我想他大概很忙。过去一直是 他来看我，我想我也应该主动去看看他，了解一下他的近况，于是在一个星 期天我到他给我留的地址去看他，他的地址上写的是东城的一个胡同。我按 址前往，花了一番周折才找到。那是一个杂院里的小单人房，门已经上了锁，门上留了一个条，说他到“家人”那里去了。但“家人”住在哪里？我不知 道，同院的街坊也说不出来。看来他在这里不是一个显眼的人物，一个“臭 老九”，因此也没有谁注意他。
“一家之主”得和“家人”分开住，除非是家庭不和，不然决不会出现 这种现象，沈从文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大概住房困难是个原因：也许为了
工作他得找个安静的房间独居。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我无从推测，也许正 如他放弃写作而钻研中国服饰一样，他审时度势，为了工作，无法改善居住 条件的实况，他只有在一个杂院找一个小房间安身。他是个“懂事”和实事 求是的书生，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与世无争”。从这次走 访未遇之后，我们就再没机会见面了。国家逐渐走向安定，我们都想抓回失 去了的时间，都全心投入工作中去。
我再次听到有关沈从文的消息，是他离开了人世。我没有收到有关他的 讣告，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地方为他举行过追悼会，他最后不声不响地告别了 这个世界。他的一生够平凡，但我在内心深处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 人，值得永远记忆。
集自《欧陆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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