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走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讲的学与识。先生另出新意，将读书与走路作比，发人深思。
先生说，人走路，只需一尺宽的路面就够了。但是，如果两旁都是悬崖深渊，有谁敢放心大胆地走？知识之多少犹是，知识多则路宽，少则路窄。行一线之狭道，未有不心慌而终致坠者。
至理名言一生管用。先生说，古人一天不读书，照镜子就觉得面目可憎。做学问不多读书不行，而读书又需要由博返约。
治学与作诗
我曾送了两首诗请先生示正。诗如下：
题三潭印月冬日莲花
香莲知远客，冬至若新开。
两朵分秋色，红羞西子腮。
题室内菊展
自古人心爱瘦黄，深深浅浅带寒霜。
移来满室凉秋色，巧剪三春一片香。
先生看了诗后，于每句下均打了一个红圈。先生对我说，平仄合，诗意可。
过了一会，先生对我讲了两个清人的故事：
清代方苞素有才气，能诗能文。有一天，方苞把自己的诗送给查慎行看，诗写得不错，但查说：“为诗徒夺文力也！”方苞非常信服查慎行，自此以后，潜心为文，成为当时桐城派的代表。
清代大名鼎鼎的“小学”家（文字、声韵、训诂学家）钱大昕，有个妹夫叫王鸣盛。王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后来考中一甲进士，当了榜眼，王主要治经学，对《尚书》尤有研究。有天，王鸣盛对人讲：“以前我不及古文大家姚鼐，现在不怕他了。”人问“为何？”王说：“他又做诗，又填词，又写文章，哪有精力样样精通？”这话传到了姚鼐的耳朵里，姚鼐从此以后不填词了，专一于文，偶而作诗，也成了桐城派的著名代表作家。
先生讲完了以上两事后，并没有对我具体说什么，只是说他自己原来通读过《杜工部集》、《李义山集》等等，也作过不少诗词。后来，他遵从堂叔季刚先生的指教，中年以后就不再作诗了。
根底书
先生曾对我说，季刚先生每每一两句话就可使人受用无穷。季刚先生曾说过：“搞训诂不读《经典释文》，始终是门外汉。”又说：“《毛传》是一切经学的根本。”因此，先生教诲我说：“不要轻易写文章去换那几个稿费，要认真读一两本根底书作为看家的本领，真正有用的书，出一本也就够了！”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根据先生的这一思想定的，这个题目也是先生想做而尚未做的。题目是《尔雅、毛传异同考》。
先生要我“细读”的根底书，除了《尔雅》、《毛传》之外，还有《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等，以上诸书分属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以轻重次序而论，必首先细读《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再参之以《释文》。先生曾援引季刚先生的话说：“治小学当以汉魏之书为体，以后来之书为用，博览唐以前之书以考其证，参阅有清之书以通其道，谨而守之，触类而发明之，于小学之道则思过半矣。”
书目
１９８３年６月１日上午，先生第五次来到我的寝室。相叙一会儿后，即由我领先生去探看中文系８１级与８２级的几位硕士生。大家恭敬地向先生行了礼，十分高兴地围坐于先生之侧，听先生道古论今。
先生教导大家说，要学会读书，“不会读书，虽多亦奚以为？”
针对大家的实际情况，先生就各类经籍提出了要目，并概述了各书之主旨与特点。
经书，三《礼》是诸经之根本。先生说，此为季刚先师之论。三《礼》当选读《礼记》有关篇目；三《传》可选读《左传》。《论语》、《孟子》理在必读。《诗经》细研《毛传》，则《尔雅》也就熟了一半。《书经》难读，但里面有好文章。《孝经》很短。《易经》可以暂时不管它。
史书，除《史记》外，《汉书》必读，《后汉书》亦不错。因研究生阶段时间不多，那么“直的看《通鉴辑览》，横的看《文献通考》”，这样也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子书，《荀子》当读，老子《道德经》好读。
杂家之书，《吕氏春秋》、《淮南子》可给人以大启发。
散文类，韩文的起句、欧文的结句，当潜心以学。《古文辞类纂》比《古文观止》好。《文选》里有许多好文章做得实在好。
笔记类，《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心录》、《东塾读书记》四种，最为精要。做学问如不能从根基（原著）入手，亦可从枝叶（笔记）开端。
先生谈完上述书目之后，还谈到为什么花几十年精力搞《经典释文汇校》的原因，季刚先生曾对先生讲过，搞经学如不懂《经典释文》，那就始终是门外汉。先生铭记于心，于是著《经典释文汇校》一书，立功德于世。
硕士们听了先生此番谈论，非常兴奋，决心遵循老先生的教诲认真读书。
慎独
有次先生同我谈起一个学生的心地不光明的事，先生颇感遗憾与不满。先生说：“从其大德成大人，从其小德成小人。古云君子慎独；慎独知于衾影。”
先生这番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要以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标准越高越好。古人就提倡“慎独”，当只有自身一人的时候，也不可产生邪念，即使是睡觉，一切思想、行为也要不愧于衣被，即不使衣被受到玷辱。
先生所言，虽是引用古人之语，然而旨在论述品德修养。先生之言意味深长。先生所引，言见于《阴骘文》。该文作者为晋·张亚，越人，后徙蜀，唐僖宗后人尊为“文昌帝君”。
博士论文关系到“保全国体”的大事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７日下午，先生于病床之上同我谈及论文的质量问题，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１９３３年，日本一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对《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白，特意赶到苏州去问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知道来意后，不但不解答问题，反而把日本人大骂了一顿，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的侵犯。当时，吉川幸次郎只好悻悻地走了。吉川幸次郎是日本近代很有权威的汉学家，他并未就此罢休，于是又去找季刚先生求救。
季刚先生出于学术上的考虑，一句话即解答了吉川幸次郎的疑难。问题的答案是：“释旧作某”者，“《释文》旧本作某”之意。吉川幸次郎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以后有了疑问再向季刚先生请教。１９３５年当他回国后打算再来求教时，闻知季刚先生病逝，他不胜悲惜，亲自写了悼念文章，表达了对季刚先生的敬慕与悼念之情。
先生讲完上述一段事情之后，继续对我说道：现在日本学者认为章（太炎）、黄（侃）学问的继承要靠他们日本人，难道中国人就没有继承？在中国现在固然难找章、黄这样的国学大师，但大家是在努力继承与发展他们的学说的。我们这里的学习与研究比日本有利。所以说，你的博士论文要有质量，要有水平，不但给本国人看，还要给外国人看！博士论文关系到“保全国体”的大事，非可等闲视之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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