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靖，随笔作家，阅读推广人，著有《给阅读一点时间》，另有思想和艺术随笔数十篇，散见于《书屋》、《三联爱乐》、《博览群书》、“澎湃新闻·思想栏目”等。作者授权首发，转载须取得授权。
近期，围绕“木心到底是不是大师”的争论好不热闹，因于8月20日发战斗檄文怼了木心（标题即为“怼文一篇”），音乐家郭文景遭陈丹青专门“致函”。两次激烈交锋之后，终于没了动静。眼看双方各自沉默，一场论争行将淡去，谁知艺术学者、批评家牟群（笔名老木）发表了题为《木心是悲剧命运代表，但不是艺术大师——致郭文景兄、陈丹青兄》的文章，这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长文为“郭陈之争”迅速挽回了热度。而后，导演姜文借易中天的公号“劝架”，将这一事件推向了舆论的新高潮。姜文名曰“劝架”，实则“进场参战”。其七绝首句“陈木可观不可雕”便杀气毕露，连开两枪，甚至还想“让子弹飞一会儿”。而提供场地的易中天，为了撇清责任，特意写了按语。但在他为公众号所加的标题《姜文劝架，请别开骂》，多少也体现了些立场，因为提供场地本身就是立场。平心而论，郭文景的怼文多少带着些情绪（正如他本人的补白：去成都快活了两天，今日回京，仍无心作曲，故而写篇怼文消遣），念及师尊已作古，陈丹青回应的“雅檄”自然也有点破相，老木的长文看似态度中立，持论公允，其实多少带着些倾向性，似有双标之嫌。至于姜导那首硝烟弥漫的七绝，真真是刀枪齐鸣，完全是战斗姿态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让人看得大呼过瘾。毕竟，在我们这个儒家文化浸染深厚的民族中，相互恭维和吹捧向来是老常态和新常态，就连最需要批评的文艺批评界也贯是如此，所以像这样的开战和论争是极为珍贵的时代样本。无论如何，文人吵架比娱乐八卦强多了，因为不只有吃瓜群众“看戏”的热闹，还能读出久违的文化分量和思想内涵，成就一段历史公案。不过，对于这样的“大师之争”，倒让人产生了另一种思考，那就是揭露一个伪大师确有其价值，那么册封一个真大师就真的好吗？纵观古今，人类永远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冠名”热情——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栋楼，乃至一所大学、一颗行星。但细细想来，对于“大师”或“权威”的冠名（即便是名副其实）或许真的不是好事，无论是其身前，还是身后。这不禁让人想起爱因斯坦的一段著名公案，“大师”或“权威”就像一颗死去的恒星，只是某种毫无活力的高大象征物。更为吊诡的是，这个人类至高文明的精神象征，因其巨大的引力和光环，有时甚至成了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堵高墙、一块巨石或是一片死寂之海。在1905年和1915年先后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后，尤其是1919年爱丁顿爵士带领的两支天文观测远征队利用“日食”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重要推论——光在大引力场附近将发生偏折的预言（爱因斯坦推算的偏折角度与日食观测的角度完美一致），以及获得1921年诺贝尔奖，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达到了一生中个人声誉的巅峰。1919年11月7日，即英国皇家学会举行关于听取日食观测报告这一历史性事件后的第二天，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了战败的德军被召集到巴黎和英法两国谈判，同时它也刊登了以下三行大标题：“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概念必须改变，”这篇文章宣称。爱因斯坦新近创立的理论“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宇宙哲学，它将几乎彻底推翻目前所接受的一切。”就此，数百年来科学领域尤其是物理学界的头号权威伊萨克·牛顿爵士被拉下神坛，爱因斯坦这尊科学界的新神被世人顶礼膜拜，爱丁顿甚至称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甚至是最伟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对权威和名声素来厌恶，但当两者疯狂涌来之际，他的心情和广义相对论一样复杂。对此，《爱因斯坦：生活和宇宙》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写道：“爱因斯坦对谄媚奉承的反应就像引力对宇宙的作用一样复杂。照相机镜头和公众的注意让他又爱又恨。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也许看起来不同寻常，但只要想想大多数名人也有同样的开心、快乐、厌恶和苦恼就不奇怪了。”总之，从1919年之后他便再也无法摆脱这两者了，名声的悖论将贯穿其之后的整个人生。与名声悖论同样困扰爱因斯坦的是，20年代崛起的量子力学所揭示的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微观世界。事实上，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将抵制这样一种观念，即在量子力学领域，概率和不确定性统治着自然。“一个暴露于辐射的电子竟然会凭借其自由意志不仅选择跃迁的瞬间，而且选择它的方向，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不可容忍的，”他在给波恩的一封信中绝望地说：“要是这样，我宁愿当皮匠，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特有的孤持（apartness）让他成为了顶级科学大师，但同样的孤持也让他全然不顾量子力学这一物理学的主流发展领域（爱因斯坦的著名格言是：上帝不掷骰子），独自一人走上了“统一场论”（Unified Field Theory）的不归路。到20年代末期，量子力学的正确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爱因斯坦逐渐沦为顽固的反对派。“我深深地赞叹年轻一代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方面做出的成就，我相信那种理论包含着深刻的真理。”1929年他在被授予普朗克奖章（由普朗克本人颁发）时说，“但是”——爱因斯坦支持量子理论的任何一句话中都会有一个“但是”——“我相信统计定律的限制将是暂时的。”就这样，爱因斯坦和宿敌波尔之间的一场更为戏剧性的决战即将上演，这次是在1930年10月的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设计的极为精巧的思想实验让波尔一度深感不安，直到后者猛然想到前者创立的“广义相对论”，竟以一种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球引力的作用恰恰保持了能量-时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或许是出于某种不详的预感，或是对命运悖论的直观和嘲讽，爱因斯坦在同年9月18日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下了这句著名的话语：命运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于是使我自己也成了一个权威。
这种权威的悖论似乎支配了爱因斯坦的后半生。在他自己看来，命运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权威，而在他的科学同行看来，这位顽固的权威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孤家寡人。大师和权威的光环似乎恰似令爱因斯坦着迷的引力，每每想要争脱它向上飞升，这份沉重的引力再次将他拉回地面。直到风烛残年之际，他仍在为摆脱这份引力而挣扎，在1952年给马恩学院的题词上，他这样写道：“在真理寻求者的世界里，不存在人的权威。谁想扮演统治者，必遭诸神耻笑。”残酷的现实却是，在不知不觉中扮演顽固派权威的后半生中，孤持的爱因斯坦遭逢的正是来自天才后学不解的目光和微笑。即便如此，科学领域的情况多少令人欣慰，毕竟大师和权威留下的经典理论将是后世科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皆是如此。相比之下，人文领域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一旦被封为“大师”和“权威”，其思想和艺术就有被官方塑成一个标准化模子的极大风险。如果说“大师”和“权威”是那些创造出经典作品的人，那么最悲哀的将是这些经典的后世命运。正是在此意义上，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在其晚年《最后的对话》中说了一句无比清醒的话：“一个作家最糟糕的下场就是成为经典。到这个地步，他就死了。”我们不难想见，这些经典有面临肢解和曲解的巨大风险，它们可能出现在某一本无聊的文学理论著作中，或是某一本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上，甚至是某一份阅读理解的考卷上，那些晦涩的学术名词，那份权威的呆板解读，那个唯一的标准答案，将一份经典彻底杀死了。这就是为什么博尔赫斯喜欢阅读那些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作品，因为他面对着的依然是一份鲜活的文本，带着历史深处的气息。而当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读者涌向同一本书时，他们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份已经死去的经典，沾着屠夫的淋漓鲜血。在此意义上，相较于那些大名鼎鼎的文学艺术大师，一个只拥有一位或几位读者的作家可能更加幸运，因为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在无限的历史中，哪怕只有一个人读懂了他和他的作品，这种心智的共鸣就已然足够。正如阿多诺晚年的动人自白：“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如此看来，慎用“大师”、“权威”以及“经典”，乃是对人、对世界、对历史的一份同情、尊重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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