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作品以你的灵魂你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就真正地有了百花。
——叶至诚《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我反反复复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把叶至诚放在压轴之篇。叶至诚是江苏四杰之一（另外三人为陆文夫、高晓声、方之），选择叶先生压轴，并不是以其文学作品上的数量和在文坛上的名声地位而定的。首先，我考虑的是，作为《雨花》杂志开设了一年的“山高水长”专栏的最后一期煞尾篇什，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来为《雨花》的老主编“送行”并作结，也是一种本分。其次，因为叶至诚是四杰中唯一长期居住在南京的人，除了短暂下放在南京周边的江宁劳动外，他是省会留守者，无形中就成为一种精神和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和枢纽。再者，在这四人之中，我与叶至诚先生接触是最多的，除了开会见面外，平时接触也较多。当年，我住在白下区小火瓦巷四十八村时，隔壁就是省京剧团宿舍，常常在巷口小街上碰见一副典型南京老头打扮的叶至诚先生在溜达，见面时总要寒暄几句，惟觉不适之处就是他总是用 “丁帆同志” 的称谓唤我，但他那憨厚朴实的笑靥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了。谁都知道叶至诚是一个十分谨慎小心，性格散淡，且豁达开朗的人，是一个笑颜 “弥勒佛” 外貌的好好先生。
其实，他的外貌和他的灵魂反差很大，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编辑家，却并不知晓他骨子里是有点高傲的，他做了一辈子的作家梦，到头来还是死在了一个主编的岗位上。
他的人品声誉和文学光芒完完全全被其父亲、妻子和儿子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介绍他的时候不约而同会用这三种语言表达方式：“叶圣陶就是他父亲” 或 “他就是叶圣陶的公子”；“他就是‘锡剧皇后’姚澄的丈夫”或 “‘锡剧皇后’姚澄就是他的妻子”；“叶兆言就是他的儿子”或“他就是叶兆言的父亲 ”。上世纪 80 年代他自己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自嘲：“原来人家介绍我的时候，总说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丈夫，今后恐怕要说这是叶兆言的爸爸了，我好算得是生活在名人中间。”（《生活在名人间》）
叶至诚是四杰中年龄最大的，但是活的岁数却并不是最长的。他生于 1926 年，卒于 1992 年，在世也就 66 岁，按现在联合国对人类年龄的划分，他至多算是个中老年人吧。作为叶圣陶的次子，叶至诚本应在文学创作上有更大的成就，即便是从事戏剧创作，也绝不会止于这一些作品。从他与高晓声在 1953 年合作创作的锡剧剧本《走上新路》开始，他与别人合作出版的作品较多，让人不禁怀疑他的创作能力。殊不知，他的散文创作是非常有个性的，亦如他的为人，文字朴实温润中透出的人性力量让人落泪。
《至诚六种》是他去世后由叶兆言编辑的他父亲的一本书，其中有许多散文随笔十分动人。
《至诚六种》共六辑，分别为《自嘲集》《拾遗集》《探求集》《忆儿时》《记双亲》《学步集》，这是一本凝结了他一生心血的泣泪笔墨。
让儿子叶兆言潸然泪下的原因很多，我以为，恐怕像兆言这样与他亲近的人在其父生前都未必真正理解像叶至诚这一类貌似好好先生的人在历次运动的教训中所受到的心灵伤害。在他们心灵深处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感受，在他们菩萨式的笑靥背后，有着常人无法解读的丰富内心世界。看了叶兆言给《至诚六种》写的序言，我似乎也看到了与自己父亲十分相似的心灵世界的镜像，我出生的年代，父亲从一个豁达开朗、极富个性的辅仁大学毕业生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与世无争的 “好好先生”；而叶兆言出生的时代，也见证了他的父亲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走向了 “好好先生” 的性格轨迹，我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父亲在那个年代被改变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叶兆言如是说：
父亲非常热爱写作，这是他一生的志向。整理遗作时，我忍不住一次次流泪。首先是为他的认真，父亲的字仿佛印刷体，一笔一划交待得都很清楚。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抄写，要仔细辨别，才能确定哪几页才是最后的定稿。我知道抄写有时也是一种被逼无奈，他想通过这种近乎笨拙的方式， 进入自己要写的文章。作为一个写作者，他排除干扰的能力实在太差了，以至于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想写而没有写的状态。
父亲有很好的写作基础，少年时就出手不凡，曾获得朱自清先生夸奖。 到 70 年代末，已是一个五十多岁小老头，他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又得到冰心先生的赞扬。这些夸奖和表扬，都有确切的文字记录在案。
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痛痛快快地写出一大堆东西。作为儿子，作为聊天对手，倾诉的对象，我常听他说起要准备写什么。想法很多，文章也写得很好，可是迟迟不肯动笔。有时候已经开了头，写着写着半途而废。他留下来的文稿，有许多小标题，标题后面连要写的字数都计算好了。我一直觉得有两组文章没写完太可惜，一是记录祖父那辈的老人，譬如本书中的《记锡琛先生》，还有就是他的那拨好朋友，那些难兄难弟。
这本书的名字父亲生前就定下来了，当时省作协有书号，答应为他出本书，父亲很认真地编，一次次跟我讨论书名。后来没了下文，为这事他一直很郁闷。父亲过世后，我屡次想到把遗作印出来，可是也碰了几次钉子。父亲生前很反对花钱买书号，觉得这是对自己文字的一种羞辱，是水平不够的表现，这当然有些书呆子气，然而这想法多少也影响了我。有一次，我对堂姐小沫说，实在不行的话，花钱就花钱吧，我必须要对父亲有个交待。
现在这本书终于可以出版，没有花钱买书号，为此我感到很激动，父亲地下有知，也会十分感慨。十五年前，汪曾祺先生来南京开会，在夫子庙状元楼的电梯里，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父亲的散文，我都看了，很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很多人都跟我说过父亲的文章，常常是一种赞美语调，而我没有一次不内疚，因为父亲的遗作还没有成书。
父亲为文和为人一样，都很至诚，都是用心血筑成。
的确，以前我与许多人一样，以为叶至诚是吃祖宗饭的人，所以，也就选择了编辑这个行当，但是，当我读完《至诚六种》以后，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叶至诚的散文不但文字清通简约，干净利落，而且其思想也颇为深邃。如果他从 50 年代就开始笔耕不辍，其作品的质量并不比四杰中的其他几个人差，也许是一种惰性力让他过早地进入了散淡的人生境界，也许是时代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让他远离了创作。无论如何，那种 “写而不写” 的状态，折射出的是一个灵魂的迷茫。
殊不知，叶至诚何尝不想放达地去写文章呢，他的文字功底那么好，却为什么就是写不出文章来呢？其中的苦楚他又能够向谁去吐露呢？他是被时代所困，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惧症。
冰心先生在读到叶至诚的文字时，联想到自我的经历有感而发：“今天我正在阅读一本《未必佳集》，是叶至善同志兄妹三人自谦之为 ‘习作选集’ 的。里面好的文章不少，但是在 ‘至诚之页’ 中有一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在六十年前写过一首诗，用的也是这个题目，可是我的意境就比他的狭仄多了！我只是要 ‘我的作品’，能够使人 ‘想起这光景在谁的文章里描写过’，‘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在纸上时’，‘我就要落下快乐的眼泪了’。至诚同志却要努力于做一件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 ‘在作品中有我自己’，他说‘我……你……他的作品’ 都以 ‘你的灵魂你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就真正地有了百花’。” 这是一个作家的感慨，而非是一个想当作家却又是一个编辑的无奈之言。
而作为一个旁观者，这段文字中，我深深感到的却是另一种悲哀：作为一个编辑者的叶至诚，自己的思想不能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许感到的是有些文章写得还不如自己，尤其是对于一个有着极强写作能力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借用一个编辑他人文字的机会来宣泄自己心中的块垒，这是何等凄凉悲痛的哀嚎呢！
汪曾祺说叶至诚的文字 “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那只是从语言形式的层面来评价叶至诚，他没有看到，在叶无论是真心的还是伪装的 “好好先生” 形象背后，矗立着的那个泣血的魂灵。
我特别喜欢叶至诚写烟酒与美食的文章，他的《自嘲集》中的《戒烟》《又说戒烟》《再说戒烟》《着肉搔痒》《吃河豚》《酣醉》可称得上上品之作。 把瘾君子惟妙惟肖的神态和错综复杂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没有烟，面对稿纸一夜无字的痛苦；戒烟合同成为一纸空文的笑谈；直至“开眼烟”“闭眼烟”和“续梦烟”的描写，最后终究归于“也有人在各色名烟面前，还能守住第一支这道防线，却受不了痛苦、苦闷、忧虑、烦恼、焦急、无聊……种种情绪的折磨。其实，这些都是更为强烈的诱惑，肚子里饿狠了的烟瘪虫往往乘着这种种情绪，一声声向你召唤，诱发你可怜自己，促使你前功尽弃呢。”把一个戒烟者灵魂深处的瘪虫都一一抖搂出来的本事不是每一个瘾君子都有的。
他写醉酒就更有趣味性了，文中写了不少四个人喝酒的故事，他自称酒量大，“在下的酒量与高晓声相当”，可就是在《酣酒》中，他描写自己醉酒的故事最为生动：醉酒后在澡缸里呼呼大睡，被人抢救后，一觉醒来，见自己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于是总结道：“果能跟那一晚一样：乐融融和朋友们相聚，兴冲冲拼酒赌胜，笑呵呵走进洗漱间，泰悠悠脱光身子，美滋滋躺进浴水，假如当真就此一睡不醒，倒好算得是世界上最安乐的‘安乐死’了。”看似旷达的文字背后潜藏着作者一生多少的辛酸泪啊。
的确，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个 1948 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来说，这个历任九分区文工团文艺教员，苏南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江苏省文联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秘书，南京市越剧团编剧，江苏剧团编剧，《雨花》编辑部副主编、主编的老同志，他并没有太多的光环可以炫耀，比起四杰中的另外三人，他在创作道路上处于长期的写作休眠期，他用编辑的外衣遮挡住了创作的心跳，以防自己的灵魂再次出窍。
所以，他最耀眼的勋章就是1988年获得的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老编辑荣誉奖。
他的悼词本应该是另一种写法的，可是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2018 年 7 月初稿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广州航班上
9 月 18 日凌晨 3 时修改于南京依云溪谷
9 月 19 日凌晨改毕于南京依云溪谷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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