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
刘复《敦煌掇琐》一书的出版，在敦煌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永兴《我国敦煌文献（汉文）研究概述》[1]即从其所刊布文献数量的增多、范围的扩大以及著者刘复亲自从巴黎抄录回来三个方面，对《敦煌掇琐》一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该书在正式刊刻之前，即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书内所收的多件文书皆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学者间传布。出版之后，更是被频繁征引，对于敦煌俗文学、语言音韵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有着极大地推动作用。有鉴于此，前辈学者在进行敦煌学史研究时，多将其出版时间作为划分敦煌学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如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即提到“自1909年至今，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而第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刘复《敦煌掇琐》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2]。
从此种意义上而言，该书的出版时间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梳理相关学术史可以发现，学界对于《敦煌掇琐》的出版时间一直存在争议。现在敦煌学界在引用或提及此书时，多认为是1925年出版，出版者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中称“刘复（半农）辑录的《敦煌掇琐》，分上、中、下三册，1925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3]。又如郑阿财、朱凤玉主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第335条载“敦煌掇琐（上、中、下） 北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刻本 612页 1925”[4]。再如张锡厚在回顾学界对《王梵志诗集》的整理时，提到“我国学者刘复率先整理巴黎藏的敦煌本王梵志诗。1925年，他把从巴黎抄回的伯希和编号的三种有关王梵志诗和五言通俗诗的写本，編入《敦煌掇琐》（见1925年印行刻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室1957年6月补刻重印）”{1}，等等。但这就存在一个矛盾之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不可能于1925年出版《敦煌掇琐》。而除“1925年”说外，尚有其他几种观点。现将其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见，以上五种说法皆认为《敦煌掇琐》三辑并非同时出版，但对于各辑的出版时间却争议较大，几乎全不相同。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梳理相关史事，以期明晰此问题。
《敦煌掇琐》的出版时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争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书中并未直接标明出版年月。核查原书可见，该书封面刻有“敦煌掇琐”四字，其后一页则写作“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再后则附有蔡元培《<敦煌掇琐>序》（写于1925年10月4日，载《语丝》第92期，1926年），以及刘复《<敦煌掇琐>叙目》（写于1925年6月19日，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最后是分上、中、下三辑对于文书的抄录。主张《敦煌掇琐》上、中、下三辑刊于1925年的观点，其实是受到蔡元培序和刘复叙目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发表较早，蔡文发于1926年，刘文则刊于1925年。但《敦煌掇琐》的主体——104篇法藏文书的录文部分却迟迟未能出版。研究者可能是看到了蔡、刘二文皆是1925年所作，故将此书的出版时间定为1925年。但正如前文所说，这就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1928年成立的，故此说不可从。
那么，上表所列《敦煌掇琐》上、中、下三辑并非同时出版且出版时间说法各异，这又当如何取舍呢？为此，笔者专门查阅了相关年份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年度总报告》，发现有多处提及《敦煌掇琐》一书。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1929年7月—1930年6月）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刊物中在“专刊”一项中记道：
敦煌掇琐 中辑 刘复 印刷中
上引报告中提及《敦煌掇琐》上辑即將出版，这也就意味着截至1930年6月时，该书的上辑尚未出版。再查1931年6月，《燕京学报》第9期上有民国“二十年（一月至六月）国内学术消息·（丁）出版界消息”一栏，其中载有：
4.《敦煌掇琐》 刘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定价四元
此书为刘半农先生留学法国时，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中录出之一百零四种散文。全书分为三集，上集为文学史料，中集为社会史料，下集为语言史料。此种宝贵史料，虽出自我国，但早已为外人攫去，此刻复由刘先生点滴录回，海内学者当必以先睹为快也。{2}
由此可见《敦煌掇琐》上辑的出版时间是在1931年1月至6月间。又1931年1月2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中提及：
刘博士所辑《敦煌掇琐》二册出板，日前在市场佩文斋以四元买得一部，大本，用棉连、木板初印，颇佳，特为宣传，大可买得，其中皆文艺类，比罗“参事”之《敦煌零拾》多得多了。闻此种棉连初版只印五百，以后印普通连史，恐板要稍差了。[5]
据此可进一步将《敦煌掇琐》上辑的出版时间定在1931年1月。
又《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1931年7月—1932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出“专刊”栏载：
敦煌掇琐 中辑 刘复 二十一年六月出版[6]
可见《敦煌掇琐》中辑的出版时间是1932年6月。
又《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1935年7月—1936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出“专刊”栏载：
刘复 敦煌掇琐下辑[7]
上引报告中虽未给出具体出版时间，但可以确定是在该二十四年度总报告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之内，即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之间。而从1935年10月12日，罗常培所作《<十韵汇编>叙例》中亦可找到些许线索：
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也有“心邪晓是喉中清”（见刘复《敦煌掇琐》下辑四二一页）一句话：这样看起来，“诗荣”，“诗娇”两切是否单是形讹，就大有考虑的余地了。[8]
在引文注释中，罗常培明确写道“《敦煌掇琐》下辑四二一页”，可见1935年10月时，该书已经出版。再结合《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中给出的时间范围，即可得出《敦煌掇琐》下辑的出版时间应在1935年7月至10月间。
通过上文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引表中，赵元任《刘半农先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分，1934年）一文所载《敦煌掇琐》的出版时间最为准确，即“上辑 1931”，“中辑 1932”。又因为赵文作于1934年，此时《敦煌掇琐》下辑尚未出版，故从缺。
此外，《敦煌掇琐》从序文发表到上、中、下三辑全部出齐，历时十年之久，这亦反映民国时期，受各种因素所限而造成的出书之难。1926年4月，刘复所著《瓦釜集》由北新书局出版，该书后附广告一页，共介绍了其四部作品，即《扬鞭集》《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何典》《敦煌掇琐》，总名曰“如是丛书”。该广告中写道：
敦煌掇琐 出版预告
这是一部有永远的价值的书：本局特聘名工，精雕木板印行。刻已开雕，约五个月内可以完工。另有详细目录及样张等，不日可以印出。{1}
由此可知，《敦煌掇琐》最初应由北新书局出版。刘复与北新书局联系紧密，是其作者群体之一。1925年至1930年间刘复在北新书局出版了多部作品。而从广告中亦可看出刘复及北新书局对于《敦煌掇琐》的重视，称其为“一部有永远的价值的书”。并专门聘请刻工，欲以精雕木版印行。众所周知，木刻比铅印成本要增加很多。查北新书局所出论著，几乎未见木刻本书籍，而多为铅印本。由此可见该书的特殊性{2}。1926年8月21日，由北新书局发行的《北新》第1卷第1期上更附有《敦煌掇琐》上辑的预售广告：
书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为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授文学博士刘复先生自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中录出……书系木板精印，分订两册。定价夹连纸印每部五元，上等毛边纸印每部四元。预约自七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止;照价七五折，预约满三部以上者照价七折，期满之后，一律实收。九月底出书。[9]
因刘复在北大任职，故该书又被收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此后，这一预售广告又先后登载于《北新》第1卷第4期（1926年9月11日）以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考古学专号”（1926年10月20日）上。但结果却是一直未能如期刊行。揆其原因，可能正是精雕木刻的这种刊刻方式影响到了《敦煌掇琐》一书的出版进度。当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诸多激进人士对于传统事物皆持否定态度。1926年，“如是丛书”中已经刊行的两部《扬鞭集》《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仅仅是因为装订时使用了纸捻装及线装的方式，就使刘复遭受了猛烈的攻击，并被扣上了“复古”的帽子{3}。后来这件事更引起了双方的大论战，对刘复和北新书局皆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这还仅是装订方式引起的问题，更不用说欲用精雕木版刊行的《敦煌掇琐》了。可能考虑到当时的舆论因素，故该书暂缓出版。
再者，木刻本既费时又耗钱，在制版、校对以及印刷的过程中，需要作者和书局持续、大量的成本投入。而1926年以后，受时局影响，北新书局曾多次被查封，总局也由北平迁往上海，由此亦造成了出版重心的转移。身在北平的刘复与书局的联系必然会受到影响。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敦煌掇琐》一书并未如前引预售广告中所言“九月底出书”，而是一直未能刊行。1928年4月6日，钱玄同在复胡适的信中曾提到：
半农博士的《敦煌什么》，用于古法去刻木板，久无消息了，该木板大有“披发入山，不知所终”之象。我们（注意！不是“咱们”）“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地不谈这个了，所以关于它，竟无可奉告也。[10]
《敦煌什么》就是指《敦煌掇琐》一书。从钱玄同的复信中可以看出，该书的出版尚遥遥无期。直到1929年2月，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写于1929年2月22日，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3号，1929年）的参考书目中还写道：
七 《敦煌掇琐》第一辑，刘复编，北新书局出版。（在印刷中）[11]
其状态还是“在印刷中”。可见，从1926年4月至1929年2月，该书一直未能在北新书局顺利出版。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敦煌文书的整理是其工作重点之一。再加之刘复亦在该所任职，出于研究成果的考量，使得刘复转而将《敦煌掇琐》交由史语所出版。1929年7月29日，傅斯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及：
本年三月，半农为中大教授，此条并未实行，而他事忙务多，研究时间太少，因此院内院外，颇有烦言。且去年他本云薪全数不应超过一半，而今年则该项中，薪逐月加多，而原定之一种民间文艺集，亦未出版。半农是很负责任者，本年内为所已交成文一篇，其他正在著者一篇，其敦煌材料亦交本所。又其组中成书一本，待成者四种。（均约下月可就）[12]
信中所说的“敦煌材料”即是指《敦煌掇琐》中刘复所辑录的法藏文书。
但该书在史语所的出版亦非顺利。1929年10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第4期“研究员刘复工作报告撮要”条下记：
所辑《敦煌掇琐》一书，除第一集已刻木板外，二、三两集拟改铅印，其他尚有多数稿件。正校对付印中。[13]
可见，《敦煌掇琐》上辑的木版早于1929年10月即已刻好，但该书直至1931年初才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的名义出版。而为了加快出版进度，刘复更曾一度拟将中、下二辑改为铅印{1}。虽然最终还是以木刻本刊行，但中辑（1932年6月），尤其是下辑（1935年7月至10月间，此时刘复已身故）的出版时间却大受影响。
除了受当时北平各印刷局的生产能力所限外{2}，这可能主要与史语所经费紧张有关。“至二十一年，因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时局危急，政府财政困难，各单位经费均奉令缩减，史语所经费只能按百分之五十五支领，即每月银币五千五百元，外加借用本院教育图书费一千元，合计六千五百元。”[14]这直接影响了刊物的出版。1932年12月26日，傅斯年致杨铨信中写道：
今日晚报载中英庚款委员会将其余款分配给文化机关，想本院要到不少，为之一喜……目下本所需要之事件，除考古组既有绝好成绩，又真正需款正多外，一、二两组亦皆有大成绩，其待发表之件尤不得了。以此时情况看，如北平不陷于日贼，可以三年之中，压倒世界上的中国学一切，此决非弟之谰言也。目下本所最需要者：
……
七、出版费。（因无费搁置之出版品甚多。）[12]446-447
此后，在傅斯年的诸多通信中也时常提到受时局等因素影响，需缩减经费{1}。《敦煌掇琐》中辑、下辑是以木刻本刊行，所费既大，自然要受到影响。
通过上面的梳理可见，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印刷技术以及研究机构出版经费不足的影响，使得刘复欲以木刻本刊行《敦煌掇琐》一书困难重重，其出版周期长达十年之久。而通过此一个案的研究，亦可从中窥见民国时期出版业情形之一斑。
参考文献：
[1]王永兴.我国敦煌文献（汉文）研究概述[M].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兰州：1983：47-55.
[2]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历史研究，1998（1）：116.
[3]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4.
[4]郑阿财，朱凤玉.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M].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21.
[5]周作人，俞平伯.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修订版）[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66.
[6]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M].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2：245.
[7]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M].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6：131.
[8]罗常培.《十韵汇编》叙例[J].国学季刊，1935（2）：188.
[9]《敦煌掇琐》发售预约[J].北新，1926（1）：16.
[10]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131.
[11]孙彦，萨仁高娃，胡月平.敦煌学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112.
[12]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編.傅斯年遗札[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212.
[13]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M].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29（4）：20.
[14]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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