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像。黄炳垕撰黄宗羲年谱，说黄氏“貌古而口微吃”。
1995年，曾写了一组题作“读人”的文字，后来收在了《独语》一集中。2000年又写了一篇《<读人>续记》，以读人的容貌为主题。此后读书，遇有读人的精彩之论，仍然随手摘记。人文学者，“读人”本是正业。随时关注他人、古人的读人，自能培养对人的敏感，也是专业研究的额外收获吧。
近一时因了写关于古代女性的文字，翻阅初版于1937年的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该书中有标题为“男子眼中的女性美”的，大段摘引李渔的论述，由肌肤，到眉眼，到两手十指，到脚，到“态”（“媚态”），到修容（即妆饰），对“女性美”揣摩无所不至。其中有与今人的标准暗合者，如均以肌肤白为美；却也有与今人的观感大异者，如目不取大，以为“目细而长者，秉性必柔；目麄而大者，居心必悍”，会令今人讶然的吧。当今的审美以眼大为美，且不厌其大，不惜用了人工使大，也决不会由目之粗细推断那女子的性情。
那本书所引李笠翁的见解，有在我看来极精到者。如说“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犹人身之附于其地。人与地习久时相安，以极奢极美之服，而骤加俭朴之躯，则衣衫亦类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再如说“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就很值得当今时尚界参考。对李氏议论大段引用，可知陈东原的服膺，尽管也小有批评。不妨承认，现代人对于女性的观察，未必能如古人这样地细致入微。忽而想到冒襄的说陈沅，即那个据说搅动了明清之际棋局的陈圆圆，说的是“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参看陈维崧《妇人集》），足见其时文人名士的精赏。“姿致”云云，难以诉诸进一步的形容，与今人所谓的“气质”有别，是包括了李渔所说的“态”（却又不是李氏所欣赏的“媚态”），以及身姿、气质等等的综合印象，要有冒襄那样久经训练的眼光趣味，才足以品鉴。
桓谭说：“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汉书·扬雄传》）为人引用时，“禄位容貌不能动人”云云，往往在自示谦抑的场合，如顾炎武。顾炎武是明遗民，终生未仕，自然没有所谓的“禄位”；至于“容貌”，据其同时代人说，岂止“不能动人”而已。却难以知晓这大学问家生前如何地为人所轻，尽管他的友人归庄确也对人说过，希望那人“试略其寝貌，听其高言”（《与王于一》，《归庄集》卷五）。当然，顾氏的学问一旦为世人所知，“禄位容貌”也就无足重轻：除了传记作者，谁认真地关心扬雄、顾炎武何种模样，更无论“禄位”！
《明史》杨一清传，说：“一清貌寝而性警敏，好谈经济大略。在陕八年，以其暇究边事甚悉。”还说其人曾于“羽书旁午”之际，“一夕占十疏，悉中机宜”；嘉靖朝以“故相行边”，“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民间有“人不可貌相”的说法，倒是证明了以貌取人之普遍。“貌”关系到“第一印象”，以貌取人也正是人情之常。我在最初的那一组《读人》中，就写到了古人对他人容貌的鉴赏态度——尤其男性之于同性。之后继续遇到这类例子，即如明末大儒黄道周说后来抗清而死的张家玉，“秀美劲挺，有子房之风”，由此而说到“人固不可以貌竟也”（《与揭缉止书》，《黄漳浦集》卷十六）。子房，即雇力士于博浪沙锥击始皇帝的张良，据说“状貌如妇人好女”。黄宗羲也曾举例说相人者仅据“形相”的不可靠，即如海瑞的直节，“疑其眉目严冷”，亲见其人者却说海氏“团面无须”；另如杨修博学，“疑其姿质清苦，而衣服起居穷极华洁，貌似三吴贵公子”（《范文园水镜集序》，《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
明末的动荡中，张家玉之外，另有几位俊秀伟美的人物，像是特为造物所赐，意欲为这朝代的覆灭留下更多引人回首的印迹似的。悲剧英雄卢象昇据说美风仪，“握尚方剑于马上，草七省行移，岭关嵬峨，辄吟句题壁。贼惊相告，谓皂纛下面眉炯朗，俨一神人”（杨廷麟《宫保大司马忠烈卢公事实俟传》，《卢忠肃公集》卷首。按卢象昇曾以兵部侍郎总理七省军务）。这样的笔墨，的确能令人于数百年之下，想见其人风采。
留下了一部《认真草》、“认真”正适于状写其人的鹿善继，其外貌由那部文集却无从想象，只觉得一派严正。卢象昇《鹿忠节公传》说其人“古貌端庄，髭髯飘然”（《卢忠肃公集》卷十一），得之于亲见，自然是可信的。黄炳垕撰黄宗羲年谱，说黄氏“貌古而口微吃”（《黄宗羲年谱》）。“古貌”或“貌古”该如何想象？未知明人意想中的古人系何种样貌，是否比照了线描的古人肖像。但即使到了今天，你仍然会想说某人“古貌古心”，尽管你距古人更远。只不过“古貌古心”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渐失踪影罢了。
上面提到的黄道周就说，“今人极难别识，乃不如别识古人”（《与张绍和书》，《黄漳浦集》卷十七）。可见士大夫一向自负的人伦识鉴，愈到近世，愈有了难度。这也很正常。《礼记·曲礼》说“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倾则奸”，是不是也过于简单、教条了？黄道周所处的时代，或也正因了政争中情势的诡谲，更可能有关于人的洞见，每令我在阅读其时的文字时拍案叫绝。刘宗周说：“凡人门面阔大者，多不易持守，亦甚留心世道，而不免太热，恐有枉尺直寻处。”（《答叶润山》，《刘子全书》卷十九）想必由其政治阅历中来。只是这“门面阔大”，不难意会，却一时想不出该如何兑换成白话。至于刘氏说“斩钉截铁，胸中先淬一利刃，方有建竖可言”（《学言上》，《刘子全书》卷一○），则正可用来刻画他本人的神情。王夫之的如下断语，在我看来，更堪称警策。他说“不才而忮，其忮也忍”（《诗广传》卷一）。你或许不曾读到过这样一针见血的评断；而它正是你意中所有的，与那组《读人》中我已经引过的同为王氏所说的“强者力足以逞而怨愤浅，弱者怨毒深”（《读通鉴论》卷二七），正可互为注脚。非经历了明末那样凶险的党争政争，即难以有这种对人的识辨能力的吧。有人将“文革”描述为一部分人报复另一部分人的“革命”，未免失之于简化，却未见得没有经验根据：发生在那场“革命”中的，的确有太多出于“忮刻”、“怨毒”而假借大义的迫害与报复！
王夫之论人的精彩，当然远不止此。比如他说：“天下事勘得太破，不趋刻薄，必趋苟且”（《读四书大全说》卷六）。其实那些声称“看破了”的，有时不过以此作为“苟且”的口实罢了；实在有没有看破，大可怀疑。比如他说所谓“君子”也者，倘不具有“高朗”的境界，不能“同条共贯”，也就免不了“仁阂而柔弱，义阂而卞迫，礼阂而芜杂，知阂而困窒”（《诗广传》卷四）。按“阂”，即窒碍难通。“仁”、“义”一类德目自然好看，只是被“不通”的家伙弄到似是而非罢了。他并不无条件地称道澹泊，那理由是，怕“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诗广传》卷二），你不能说没有道理。他断言“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读通鉴论》卷二四）：征之当代政治，谁曰不然！王夫之依据其丰富的人事阅历、政治经验，不惜偏至，由此而成一家之言：无论政论、史论、诗论，也包括了如上的“人论”。
这样征引下去，势必要败坏了读者的阅读兴致。我用原文，有时就因了找不到相应的白话。即如王夫之，令你印象深刻的，不就有他那种格言式的表述？用了其他说法，也就难以将上述关于人事的经验，说到如此简劲有力。不妨承认文言中有蓄之既久的能量，勉强翻译，那意蕴怕要流失的吧。
明末人物于品评他人外，自我刻绘有时也同样有力。即如顾炎武说自己“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与人书》）；说自己为“硁硁踽踽之人”（《与友人辞往教书》）；说自己“褊性幽栖”（《答陈亮工》），都可作为例子。其文也确如其人，洗炼，简劲，正令人相信出诸有上述性情者的手笔。至于黄宗羲说其弟黄宗会“隘则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缩斋文集序》），我已经引过；说自己“赋性偏弱，迫以饥寒变故，不得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从俗”（《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也应当是老老实实的话，只不过稍嫌含蓄而已。
也是那组《读人》，写到了古人的读政治人物。明代解缙对当代政治人物的品鉴，或许出诸直觉，是所谓的“印象式批评”。直觉未必不可靠。此前刘基因朱元璋的“垂询”而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是否适于做宰相，也属于此类（《明史》刘基传）。刘献廷说刘基“与太祖论相数语，不惟知人，并能自知”，“可谓天挺人豪矣”（《广阳杂记》卷一）。“不惟知人，并能自知”，难矣哉！至于李因笃记某人评论与卢象昇同任明末军事的孙传庭，以为“孙诗平淡，不任即戎”（《大中丞焦公文集序》，《受祺堂文集》卷三）：由文风判断其人是否宜于兵事，即便出于偏见，那角度也仍有意味。
古代中国的知识人注重人伦鉴，由此训练了对人的精致的鉴别、鉴赏力。看政治人物，往往也眼光犀利。上文提到过的杨一清与另一名臣王琼，明人说前者“如龙”而后者“如虎”，均之为能臣。但“能”则能矣，心术却可能大有问题。即如王琼，就有关于其人“险忮”的说法（参看《明史》本传）。有明一代，负经济才而被指“为人倾危”的，另如景泰朝有治河功的徐有贞（《明史》本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徐有贞，说此人于诸经世之学研究有素，却“倾险躁进，每欲以智数立功名”；更由人及其文，说其著述“多杂纵横之说”，学术“不醇”（集部别集类《武功集》）。这里又有古代中国人对“德”与“能”的综合考量。
你不妨相信儒家之徒固然有迂陋者，其心性之学也仍然有助于向着人的深入。强烈的道德意识，强固的道德理想主义，培养了对“政治人”的观察、评鉴的严格尺度，同时又未必不能区分个人性情与服官行政的伦理（略近于近代所谓职业伦理、职业态度），理解“政治”之于人的要求。明末北方大儒孙奇逢说：“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处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学问须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夏峰先生集》卷一三《语录》）在明中叶以降严别正/邪、君子/小人的舆论环境中，孙奇逢的这一种说法也委实难得。或许正因了他本人的道德自信，才能说得如此坦然。
对人心人性的洞见无间古今。今人未见得比古人高明。“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篇中引过。我倒是以为，今天的自负才高的知识人，怕是两方面都有缺陷，并不真的“明礼义”，却又陋于、闇于知人心。在我看来有几分迂陋的张履祥，曾经说过对世事求之过深，会坏了自家的“心术”，训诫起他的幼子，却也说，尽管有“知人之明”不可学的说法，自己却认为“虽不能学，实则不可不学也”（《训子语》上，《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七）。王夫之则更直截了当地说，“读书者，以知人论世为先务”（《读四书大全说》卷六）。无论是否“为先务”，总要力求“知人论世”，才不至于“死于句下”，或者像常谈所说的那样“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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