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我的起步是相当晚的。
1952年，我出生于江苏南通。父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当然更说不上家学渊源了。刚进初中就碰上“文革”，没上几天课就“轰轰烈烈”了。以后去长江边上一个农场种了八年田，所幸碰上几位喜欢读书的朋友，“战天斗地”之徐居然囫囵吞枣般地从外语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鲁迅、孔子。虽然二十岁以后方读到《唐诗三百首》，似乎己注定我在唐诗研究方面入段希望渺茫，但当1977年初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人复旦读书时，我对历史地理、中外作家的熟悉，颇使一些老师感到惊讶。
初进复旦时，我对文学与学术所知甚少，但仅隔一年多，在有关专业课刚开始恢复时，我即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破格录取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能实现这一转变，我很感谢两位老师:一位是陈允吉老师，我担任他的课代表时，他每周与我交谈数小时，以其渊博的学识，辅导我读书，使我眼界大开。另一位是任政治指导员的杨竟人老师，在我尚少自信之时，积极鼓励我报考研究生，使我了解到自己的能力。当时高考刚恢复，世人几全不知研究生为何物，高考落榜者知又有机会，争相报名。我能得到机会，很感庆幸。
导师朱东润先生当时已八十三高龄，仍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每次上课都讲满两小时。记得第一次授课，讲如何读书，朱先生即要求不仅要读通读懂，而且要能力透纸背，读出表面文字没有包含的内容。朱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很推重英国传记文学的写法，治学讲究广博地占有史料，用自己的眼光审视历史，不为固有说法所囿，论著所及，无不机抒独出，识见迥绝。朱先生告诫我:记性好对做学问有利，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努力.甚至说到:好的学生应敢于对老师的说法提出质疑，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第一年他对我之基础差颇多批评，学年考试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用一个暑假写出长文，对宋以来视为定论的杜甫离蜀原因提出新说，与他的《杜甫叙论》持说亦不同。朱先生看后不以为忤，备加称许。他晚年对我寄予厚望，甚至说到我将给复旦带来光荣。感到愧疚的是，我后来并未能尝试他的治学道路，另走上考据辑逸一途，但就治学精神来说，我自信尚能有所薪传，无玷师训。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复旦古典文学人材济济，盛极一时.世纪之交出生的一批老先生都还在世，各领风骚，中年一辈也多学界扬名著作迭出，形成复旦学派。据我理解，复旦学派的治学特点，体现为气象博大，议论通达，重实证而多创新，且各具个性，自成面貌。在这一环境中读书工作，使我得到多方面的教益和鼓舞。给我以较多教益和关心的，还有王运熙、章培恒、王水照、陈允吉等老师。如我得通目录，即受教于王运熙先生。王先生讲到:作家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学者应在读书中读出论题，使我印象很深。我最初的文章，也都是王先生推荐发表的。有些未曾亲聆教诲的老师，也能间接学到为学的方法。如蒋天枢先生强调读书必先校书，学问是生死以之的事情，他的研究生告我，很受启发，后治唐诗，颇注意会校各本，凡经眼之书，皆有所记录。
同时，我也注意广泛阅读古今学术大师的各类著作，从中汲取营养和方法，其中印象较深且对我之为学有启发的有:钱大听的勤作札记，己见为前人已言者一律不存;劳格为学格言“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年代学及“毋信人言，人皆逛汝也”的治学金言;陈寅格先生善于从常见书中抉发内蕴的史料运用能力;余嘉锡先生之掌握目录以治学。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岑仲勉先生，他对唐代史料全面而精密的把握，对唐代历史巨细不遗、契入微芒的周密研究，确令我向往，叹为观止。我仔细读过他的几乎全部的著作，得益极大，在作唐诗文辑逸和各类考订时，皆刻意追仿其为学的严密精微，有几篇文章还有意追迹他曾做过的课题。
七十年代末，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一书出版，国内唐代文学研究风气丕变，从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转向以实证为基础的多方位综合研究。在全面深人探讨文学与政治、文化、宗教、民族、艺术等等交互影响，探讨作者的生活道路及作品的特定内蕴、流派与文体的发展过程等方面，对唐代文学基本文献建设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后，在程千帆、傅璇琮、周勋初、周祖谟等先生主持下，组织全国学人，完成了一系列大型著作的编纂。在我探索个人的发展道路时，也受到这一风气转变的影响，确定个人的选题计划，并在工作中得到上述各位先生与许多师友难以计数的支持和帮助。资料共享，疑义相质，视学术为天下公器，不以纠订商榷为违忤，我所接触的众多师友，在治学中都有这样的古风和气度。我以为，国内唐代文学近二十年取得的远迈前人的巨人成绩，是与这一学术群体的精诚合作分不开的，我身处其间也受益无穷。一位日本学者在评论我的工作时说到:“陈尚君周围的研究者群体及出版界与他的密切合作，热心支持，也令人羡慕。”对此看得很清楚。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我还默默无闻时，即予以信任，委以重大选题，使我得以无所顾虑地从事纂述。
但就我个人来说，冥心孤往地走向文史考据、文献辑录的治学道路，也是按自己的能力、兴趣、性格所作之选择。由于青年时期的荒学，其后自学的不系统，人大学后的急速进学，我自感基础并不好，不如许多渊源有自、学养深厚的朋辈。议论、鉴赏类的文字也写过一些，但总感到较隔一层，达不到很高层次。朱先生认为我的长处是“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理清头绪”，对文献有特殊的敏感。就记性能力来说，师友间多有称道，就对历史上的时、地、人、事、书诸方面的记忆理解和准确定位来说，我确有自信，但形象记忆与背诵能力则极差，唐人诗文至今也背不了许多，但对于数百上千作家生平出处、成千上万的典籍记载与诗文源流，则可如数家珍，有问必答，对各种悬案了然于胸，并能从全无关系的记载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铁证。我想自己在学术上能做出一点成绩，除得到众多师友的提携帮助外，还在于能扬长避短，常卑以自持，将勤补拙，多思不懈。
八十年代初，发了几篇文字，朱先生批评尚有夹生之处，我也感到不足，因为均属发现问题再找材料而写成。整个八十年代，我发表文章仅二十多篇，远逊于同时出道的学人，但其间以全唐诗文辑逸为契机，对存世的唐代文学文献作了广泛而全面地阅读和清理，得以在学业上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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