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香港作家彦火的《在桥上看风景的卞之琳》一文（载《美文》）2015年第6期），真是饶有兴味，从其细腻优美的行文中，获知了卞之琳生活、创作的许多细节和趣闻。因为文中有两处提到了艾青，不免引发了我的好奇心，顺手把书架上的那本《艾青诗选》取出，对照浏览了一番。
彦火文中转引了卞之琳的一封信，其中写道：“首先让我祝贺你们能发表到《时间》这首诗，我个人认为是艾青年来发表过的最好的一首新作，也为国内若干年来少见的好诗。”这里所谓“年来”，可以理解为“当年”，也可以理解为“近年”。考虑到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70年代末，那么，“年来”的时间概念，至少可以涵盖到70年代后期。
艾青在1984年修订再版了《艾青诗选》，共收诗作87首。此书是按照年代编排的，其中，30年代33首，40年代17首，50年代12首，60年代0首，70年代25首。这样编排，既反映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和成就，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创作道路上的曲折起伏。从中可以看出，30年代是其创作的最为辉煌的时期，进而延续到四五十年代，而50年代后期的一场灾难，让他“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我的创作生涯》）。值得注意的是，当艾青本人从其70年代最后两年井喷似的诗作中精选出25首作品的时候，让卞之琳赞叹为“艾青年来发表过的最好的一首新作”的《时间》，却并没能够入选。
弃选《时间》，实际上意味着它还没达到作者设定的入选标准。那么，是否卞之琳此说不过是表示客气的溢美之词呢？却又不然。因为“卞之琳是一个治学十分严谨的人，可以说达到一丝不苟的地步”（彦火语）。如果仅仅是出于客气和礼貌，那他只消说《时间》是“很好的一首新作”，也就足够了，大可不必说成是“最好的一首新作”。由此可见，对于艾青的《时间》一诗，艾青本人和卞之琳的审美评价是有所不同的——说到底，艾青是一位更富于激情的诗人，而卞之琳则是以理趣（即哲理性感悟）见长的诗人。所以，卞之琳才会更钟情于像《时间》这样以“时间与空间/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叫做'无限’”开头的哲理诗。由于审美趣味的差异，两位诗人关于同一首诗的审美评价有所不同，也就非常自然了。古人云：“诗无达诂。”这里平添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证。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谭献《复堂词集序》）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诗人自己却并不特别得意，并不当成自己的代表作，甚至不愿收入自己的诗集中去，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有其先例的。
比如，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当其写成之后，无论是诗人自己，还是他的挚友杜衡等人，都没有感到怎样出类拔萃。可是，等到著名作家叶圣陶大加赞赏以后，很快成为风靡天下的名篇。尽管如此，戴望舒还是没有把这首诗收到自己的诗集《望舒草》中去！且看杜衡在《<望舒草>序》中的记述：
说起《雨巷》，我们是很不容易把叶圣陶先生的奖掖忘记的。《雨巷》写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圣陶先生代理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望舒才忽然想起把它投寄出去。圣陶先生一看到这首诗就有信来，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圣陶先生的有力推荐使望舒得到了“雨巷诗人”这称号，一直到现在。
然而，我们自己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却并不对这首《雨巷》有什么特殊的意见；……就是望舒自己，对《雨巷》也没有像对比较迟一点的作品那样地珍惜。望舒自己不喜欢《雨巷》的原因比较很简单，就是他在写成《雨巷》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诗歌的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地反叛了。
原来，此时戴望舒的诗学主张，已是“诗不能借重音乐。”“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畴形的。”（见其《零札》第一、五、七条）众口传诵的成名作《雨巷》，因为音乐性、韵律性过强的缘故，竟被诗人自己删去了，没能入选《望舒草》。
顺便说一下，艾青于1978年“重操旧业”不久，就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带有哲理意味的《鱼化石》一诗。要说他写作此诗时，脑海里没有闪现过卞之琳早年所写的爱情哲理短诗、也是其代表作的《鱼化石》，那是不可想象的。两位杰出诗人的境界，毕竟有着某些相通相契之处。不过，如果说“在中国老一辈的诗人中，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除了……艾青，卞之琳应是不二之选”，把两人等而观之，总还是让人感到多少有点儿过于偏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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