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的风陵渡口。但长期以来，人们不仅在事实层面受制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等强势历史叙事，将这场多方势力参与的革新运动窄化为康梁一派的运作，更往往将之局限在政治斗争领域，而漠视这场变局在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广泛影响。
事实上，还存在着一场“文教”意义上的戊戌维新。甲午以来反省洋务运动的社会思潮和追求“变法本原”的輿论氛围，在维新前后得到短暂释放。通过科举改制（特别是八股改策论）、学制更张、设立大学堂等事件，“学务”被纳入变法的范围，作为庚子以后学务新政的先声，深刻影响着传统政教向近代教育制度的转化。而在中国固有知识结构和教化体系中地位不甚崇高的“文学”，也在汉字汉文的危机以及社会变革的契机中获得了意外的关注。
汉字汉文的危机
戊戌维新期间，“官民一律得上书言事”。七月二十二日，时任工部虞衡司郎中的福建安溪人林辂存，向都察院提交了主张施用“切音字”的呈文：
盖字者，要重之器也。器唯求适于用，……我国之字最为繁难艰深，以故为学綦难，民智无从启发。泰西人才之众，实由字学浅易。考其法，则以字母拼合，切成字音，故传习无难，而浅学有逮。今欲步武泰西，当察其本原所在。
甲午战败以后，士大夫顿觉曾国藩、李鸿章以来三十年的“办洋务”走错了路，坚船利炮未必能带来“富强”，转而纷纷探求真正的“变法本原”。或言官制，或言科举，或言财税。甚至也有像林辂存这样，把变法成败归因于文字的：汉字象形难学，西文拼音易就，文字之别，竟然造成中西民智和国力的差距。让汉字为落后挨打“背锅”，这当然是晚清时局逼出来的书生之谈。
在瓜分危机的压迫下，戊戌前后士人的激进程度，实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当时甚至已有人提出废弃汉字的主张（见王树枏转述钱恂语）。林辂存呈文提倡“切音字”，也是要为汉字造拼音。这在当时并不算很新的想法。西洋传教士早就有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官话或方言的先例，类似的尝试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创制了一套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变体拼写厦门话，直接启发了林辂存的上奏。在1892至1911年间，国人创制的拼音方案至少有31种，拼写对象涵盖南京、北京官话以及漳州音、厦门音、泉州音、福州音、广州音、温州音、湖北音、吴音等多种方言；字母形体则有拉丁字母、拉丁变体、拟日本假名、汉字笔画、汉字古字、数码、速记符号等，林林总总，充分表现了晚清人自我作古，模仿仓颉造字的热情。除了个人和传教士的创作，新式学堂、封疆大吏甚至学部都是“切音字”的推行者。晚清的“切音字运动”，被追溯为民国以后“国语运动”的源头。
当时趋新者对汉文书写的变革试验，除了文字，还有文体。同样在1898年，一种题为《无锡白话报》的刊物悄然出现。在朝野上下维新风潮中，其创办者裘廷梁写下《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把变法的“本原”归结到白话与文言的升降。在他看来，文字是“天下公用之留声机”，文字始于白话，文言愚民而白话开智。裘廷梁所说“白话”实是南北流行的“官话”，但与今日之“普通话”不同，晚清“官话”并无一定标准。为了防止人们把“无锡白话”误解为无锡方言，裘氏随即改报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据胡全章的统计，丁酉、戊戌以降，清末总共涌现了280多种白话报刊，这还不包括《大公报》之类大报附送的“白话附张”。固然这些“白话文”多半立足于为“愚民”说法，在五四一代看来，或许不算严肃的文学创作。但其取用宋元语录、说部戏曲、圣谕演说、官府告示等多方资源，使此前芜杂多变的白话文体进一步书面化、学理化、通行化，初步夯实了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基础。
从“切音字”到“白话文”，晚清士人忧心的无非是汉字汉文之难造成民智闭塞，国家动员能力也因此受限。如当时康、梁师徒对中国城乡识字率的估计，大抵在20-30%之间，较之“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自然是少之又少。但这些数字和判断，却往往基于外人不无隔膜的议论。如康、梁关于识字率的认知，大概就来自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晚近研究表明，这一数字大大低估了当时中国城乡男女现实的语文水准。而如何界定“识字率”，更是一大难题：能写名字就算“识字”（当时欧洲普遍的标准）？还是要能写会算，甚至读懂《四书》才算“识字”？汉字的“字”和西语西文的“字”就有很大差异，不同标准更会带来迥异的统计结果。
晚清趋新者的文字文体变革论，还获益于一股来自日本的新思潮，即所谓“言文一致”——书面文体要跟口头语言相一致。早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中，就已有“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判断。晚清人走出国门，发现欧美、日本的贩夫走卒都能读书看报，以为所以然者，在于采用拼音文字和通俗文体。但就当时西欧与日本的现实而言，语言是否真和“文字”一致？或者说，知识的普及究竟是源于采用拼音文字、通俗文体，还是如日后章太炎指出的，“在强迫教育之有无”？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黄遵宪对于“言文一致”的鼓吹，关于“汉字难学”的描述，实来自当时日本人学习本国语文的困难——明治时代的日文仍夹杂着大量汉字，作为与日语这种黏着语性质不尽调和的孤立语文字，汉字成为教育普及的障碍，故有废止或限制日语书写中汉字使用的提议。然则，在完全以汉字书写（并不夹杂假名等拼音文字）的中国，汉字存废实在是一个伪命题。同样是“汉字”，日本、朝鲜、越南等汉字圈周边国家借用的“汉字”和中国自身的文字，其实是性质不同的书写媒介。晚清趋新者在二者之间的类比，未免有点不太妥当。
戊戌维新前后文字、文体层面的“维新”主张，固然引导了后来的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但其中过分激进的部分，如文字的全盘拼音化、废弃汉字等，最终并未成为历史的选择。而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切音字”也主要是作为注音符号和启蒙工具，白话文更局限在特定的应用场合。由于方言的障碍，尚未有统一的“普通话”，学术界和教育界流行的“普通文”，反而是夹杂着大量新名词的浅近文言。
新名词革命
在“百日维新”如火如荼的1898年夏，湖南学者王先谦给巡抚陈宝箴写了一封信：
自《时务》馆开，遂至文不成体，如脑筋、起点、压、爱、热、涨、抵、阻诸力，及支那、黄种、四万万人等字，纷纶满纸，尘起污人。
与此同时，湖南保守乡绅为抨击康党而编成《翼教丛编》一书，也提到：“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攝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二者均言及当时透过《时务报》《湘报》等新派报章，文章界开始流行一种“新名词”，极大冲击了清代诗文“清真雅正”的主流好尚。
这些令老派“气逆”的“幽渺怪僻之言”，属于晚清创制新名词的第一阶段。它们多来自在华西人译撰的科学著作。如“脑筋”一词原作“脑气筋”，即nerve的旧译（后被来自日本的新译词“神经”取代），见于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的《全体新论》；以“力”结尾的名词，则拜格致新说所赐。但中国士子的创造性发挥也不容忽视。如震撼一时的谭嗣同《仁学》，即将19世纪物理学流行的“以太”（ether）概念与儒家之“仁”、耶稣之“爱”、佛教的“性海”相联系，并刻意把引力（attraction）译为无所不在“爱力”，从中敷衍出一大套哲学体系。
此类泛哲学宗教化的“科学”新名词，甚至还从文章进入诗歌。日后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回忆，大概在1896至1897年间，他和谭嗣同、夏曾佑提倡过一种“新学之诗”，其特点就是“挦扯新名词”——把“经子生涩语”、“佛典语”跟来自汉译《圣经》或晚近科学译著的“欧洲语”杂用，与《仁学》的措辞几乎是同一风格。诸如“纲伦惨以喀私德（Caste），法会胜于巴力门（Parliament）”（谭嗣同《金陵听说法》）之类的恶札自不待言，但也有一些相对成功的例子，如谭嗣同赠梁启超的这一首：
虚空以太显诸仁，络定阎浮脑气筋。
何者众生非佛性，但牵一发动全身。
机铃地轴言经纬，吸力星林主有神。
希卜梯西无著处，智悲香海返吾真。
该诗几乎就是《仁学》一书主旨的檃栝，既有“以太”“脑气筋”“地轴”“经纬”“吸力”“星林”等科学名词，也用了“虚空”“阎浮”“香海”等佛典术语。除了“希卜梯西”（hypothesis）较难懂，需要一点考索外，整首诗的意思还算清楚；驱使新语句的同时，对律诗的平仄和对仗也不无考虑。
不过，也就是在1898这一年，实力派督抚借重外力方针的改变，却在无意中开启了清末新名词的世代更迭。是年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员联络湖广总督张之洞，游说所谓“日清同盟”之说。张氏被其“同文同种同教”的说辞打动，随即派员赴日考察军事、教育等事宜，并于当年派遣留学生东渡，其中包括他的爱孙张厚琨。作为光绪初年“清流”的领袖和庚子以后新政的主导人物，张之洞带来的示范效应，开启了清末近代化向日本模式转型的新时代。
1898年春，张之洞发布《劝学篇》，提到“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关于留学目的地，亦指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这种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的思路，竟与康有为、梁启超不谋而合。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大量阅读日文著作并向国内介绍，透过梁式报章文字无远弗届的穿透力，2.0版的日式“新名词”后来居上，迅速成为晚清人文章写作不可缺少的要素。
张之洞和康、梁双方都注意到，从日本到中国，知识传递有“同文之便”，亦即两国有同用汉字的便利。上承德川末造汉学普及的馀泽，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大抵都有较好的汉文功底。他们在翻译西洋新概念时，首先想到的是用中国典籍已有词汇来对应（如以“汤武革命”之“革命”译revolution，用“周召共和”的“共和”译republic等，所译西义与汉籍原意实有一定距离），或者模仿汉文构词法创造新词（如“团体”“舞台”“干部”“代表”“主义”等）。因此，当明治时代的日文书译成中文时，也不必像直接翻译西文书那样苦搜对应字词，而只要把原本日文词汇的汉字照搬过来就可以了。传播效率大为升级，使得“日本名词”的风头很快盖过传教士创造的科学名词，并一举战胜了同时期严复等西学翻译家苦心经营的译词，在法律、政治、社会学等新领域补充了大量术语。乃至一些难以从日常语言剥离的“概念工具”，如“具体”“抽象”“直接”“间接”“绝对”“相对”“必然”“偶然”“范围”“状态”等，也都是取自日本。
引进“日本名词”的始作俑者张之洞，后来却一变而为新名词的反对者。传说他主管学部时，每当看到公牍、考卷上有此类词语，都会涂抹掉且在旁大书“日本名词”四个字。然而有一天却突然领悟到，“名词”二字也是日本名词，无奈中只好改称“日本土话”。戊戌维新以降仅仅数年，日式新名词就已在汉文汉语中扎了根，可以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一场更深刻的书写革命。
“国文”教育的兴起
1898年旧历孟冬，成立不久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了马建忠撰《文通》一书，即后来通称的《马氏文通》。该书引进了一个唤作“葛郎玛”（Grammar）的新概念，作为“学文之程式”，当时又译为“文法”，亦即现在通常所称的“语法”。
与现今一般把《马氏文通》视为中国人自撰第一部汉语语法学著作的定位不同，在当年的马建忠看来，他引入普遍语法体系的目的，并不在语法学学理的研究，而更在意文学教育的普及。据后来梁启超回忆，马氏该书实撰于1895-1896年间，当时马、梁二人在上海“比邻而居”，时常就此书交换意见。1897年初，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载其《变法通议》中的《幼学》一篇，批评旧式蒙学的记诵教法，并主张重编七种蒙学新书，第二种即为“文法书”。马建忠在《文通》的“后序”中也提到，西洋学童学文有法可循，故能很快跨越学文阶段，“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中国文章虽然隐有规矩，却没有人揭示出来，使得学子精力都消磨于文字。因此引进西洋“文法”，着眼点并不在于“文”；相反，正是为了尽快克服“文”的障碍，进至于“文”背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等西学新知。
需要指出的是，“文法”并不完全是一个新词语，它的原意包括“文章法度”。在科举制度导引下，从来就不缺乏传授文章技巧的著作。回到古典诗文的主流观念，此类着眼于应试或“应世”的文法、文格、文例，往往会被贬低为“死法”。文章的最高境界乃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活法”。但古典诗文家对“活法”的持续追求，在晚清趋新者看来，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传统上文章教法无非吟咏与模拟，二者既不容于此时正在兴起的新式学堂，更难以在教室空间中施展。故1907年章士钊继马氏而作《初等国文典》，即指出：“学课各科之配置，皆有定限……必不能如吾辈当年之吟诵者，则不易辙以求通，万无几幸，夫所谓易辙者，当不外晰词性、制文律数者矣。”
回溯起来，《马氏文通》创作之初就已着眼于采用“科学教授法”的新式教育，从而与中国传统的“文法”之学相揖别。当时开始流行的新式教科书体裁，也竞相采用《文通》所引介的“晰词性、制文律”新法，作为识字作文之助。
据夏晓虹教授考证，目前可见最早的国人自编单行本新体教科书——南洋公學《蒙学课本》二卷，正是出版于1898年。作为“教科书之祖”，《蒙学课本》实是在总结早期教会课本、口岸英语读本以及1897年发刊《蒙学报·读本书》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沿袭至今的课文教学体例：每一课以“生字”打头，下或注明字类（词性）、字音、字义，然后才是正文，最后缀以问答。而此后继起的各种“蒙学读本”乃至“国文教科书”，更把这一模式扩展为包括预备、提示、联想、总括、应用等环节在内的“分段教授法”，断然与各种旧式学塾、书院以记诵为核心的文章教法相区别。
《马氏文通》和《蒙学课本》在1898年开启的这种新式文学教育，很快就被赋予了一个崭新的名称——“国文”。很明显，“国文”者，除了“文”的手段，更以“国”为界限和目的。这里的“国”，将越来越是近代世界秩序中的民族国家。不妨举《蒙学课本》的一篇课文为例：
人皆知地球之大，不知天空之中圆如地球者大小以万计，行星、恒星皆是也，地球虽大，在天空中仅如一小粒耳。地球之面四分之三为水，四分之一为陆，陆地分五大洲，亚细亚洲其一也。亚细亚洲大小国以十数，中国其一也。中国地分二十二省，江苏为二十二省之一，松江为江苏省之一府，上海为松江府七县之一，而徐家汇又为上海四乡之一镇也。
从宇宙之大到南洋公学所在的徐家汇之微，新式文学教育带来一种新空间感，而其中绾结的枢纽，则是作为列国之一而由二十二省组成的“中国”。后者显然区别于以往华夷天下秩序中的“中国”，古典意义上“讫于四方”的文字声教，也由此转型为一国的语言文学。从这篇课文还可看出，清末新式文学教育的材料中，已然包含了夹杂者新名词与新知识的“新文体”。
“文学”的位置
1898年春张之洞刊行的《劝学篇》中，有《守约》一则专论如何在新形势下保存中国旧学，论及相当于今日所谓文学的“词章”一科，张氏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
的确，在一百二十年前变法图存的危急形势下，文学实在是太不合事宜了。其实何止是戊戌，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五四”，整个“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叙事里一直都被视作低潮。在教学实际中，往往是古代文学课匆匆在《红楼梦》煞了尾，现代文学课又忙不迭从“五四新文学”开场。被压抑的“晚清”，看不见“文学”。
然而，且不忙给晚清“文学”盖棺定论。如果将《劝学篇·守约》读完，会发现张之洞列举中国旧学各科，最后一类是“小学”——音韵、文字、训诂，在瓜分危局下同属无用，他却异常重视：“中学之训诂，犹西学之翻译也……若废小学不讲……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这固然可视作清代朴学在儒臣张之洞身上的一点馀韵，却也是张氏在戊戌前后面临汉字危机与新名词、新文体挑战的宣言。几年以后，当张之洞参与新学制规划时，又将此处“小学”置换成了“文章”或“文学”：“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
由此反思，晚清“文学”的失语，或者还缘于今人对“文学”的狭隘理解，将之等同于古人置于学问末流的“词章”。殊不知“文学”之义，即便在清末制定新式学制的当时，也是以文字、文理、文法为基础，以传承经典统绪、构建国族认同为鹄的。戊戌维新前后关于汉字汉文前途以及名词、文体、文法等问题的激烈讨论，开启了此后数十年汉文世界的书写变革，更是近现代中国新式文学教育的滥觞，值得文学史和教育史研究者放开眼孔持续关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