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黑暗里、在重压下、在侮辱中/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是我底祖国/是我底受难的祖国!”70年前,抗战诗人以笔为枪,为祖国而歌。血里生长的抗战诗篇,再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伟大历程。那些披着征尘的诗句,其实就是四万万中华同胞“还我山河”的呐喊,沿着诗词中国浩瀚文脉流淌而来的吟唱,都化作了力透纸背的滚烫血液。
70年后,编著者怀抱独特的情感体验以诗心撞击诗心,在不能忘却的记忆中,重新检录硝烟弥漫处的抗战诗篇,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关注炮火下民众的苦难。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诗篇,从来就是一道筑在抗战军民心田间的“精神长城”。重读经典,温故知新,以血火熔铸的诗句编织花环,献给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祖国,从一个百年,到下一个百年。
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
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
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
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
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文汇书店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版
端木蕻良(右)与萧红摄于1938年。
端木蕻良、钟耀群夫妇。
1939年春末,正是草深水涨时刻。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夏坝分部教书的端木蕻良,经常在晚饭后和妻子萧红漫步嘉陵江畔。两个才情横溢的年轻人,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相爱,演绎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
然而,战争使这些同为东北老乡的作家群充满无尽的乡愁。从九一八《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到诗人的这首《嘉陵江上》,都回荡着缅怀黑土地、打回老家去的时代强音。这首诗以“那一天”为开笔,看似平常,其实说明思乡之情一直萦绕在诗人脑际,就这么忽然涌上心头。敌人打来,烧杀抢夺,诗人失去了一切。面对“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诗人思绪万千,他“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然而因日寇的侵入,使诗人“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接着,诗人以大意象“江水”为背景,以呜咽的江水为抒情主体,对家乡的菜花、羔羊等小意象进行歌咏,衬托出诗人“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的决心。
最后两句:“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寓意深广,不仅是指作者要打回老家去,而且要继续以刀枪守护可爱的家乡。诗人在这里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即由离乡的游子,成长为归来的战士!这种转变,是特殊时代所促成的。这份责任,是每一个失去家园的人所应该承担的。
诗作问世后,贺绿汀又将它谱写成一首独唱曲,加强了诗歌的战斗力、感召力。一经传唱,很快流行开来,成为一首为大众熟知的抗日救亡歌曲。诗中质朴的语言、亲切的意象、对家乡无限的怀念,让每一个吟唱者都深受感染;加上所谱之曲,深沉婉转,抒情殷切,散发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1912年9月,诗人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一户满族家庭。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上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
1940至1942年,端木蕻良陪同病中的萧红在香港休养,主编《时代文学》和《大时代文艺丛书》。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蕻良分葬了爱妻的骨灰,独自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之后几十年,端木蕻良几乎每年都要为萧红扫墓,题诗作赋,寄托思念。
家乡、土地等乡土意象、情节是端木蕻良不能够忘怀的创作母题。诗人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土地的誓言》,其中写到:“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心就变得平静。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她。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印下我无数的脚印。”1985年,诗人携妻子钟耀群回到了家乡,他把家乡的黑土视为最珍贵的礼物。端木蕻良曾说:文学“要顾及乡下人”,文学的未来是“歌颂人民的领袖、人民英雄、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人民的文学”。
1996年10月,那个最爱萧红的诗人,那个喜欢穿鹿皮夹克的才子,因病辞世。在一篇题为《故乡永远是我的》散文中,诗人感慨地说:“人来自土地、也回土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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