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导读：《先秦诗文史》

　　《先秦诗文史》扬之水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先秦诗文史》直接面对先秦诗文“本来的存在方式”，如此而有可能做到的，或许与作者自认的“先秦诗文读本”或“我读先秦诗文”不无差异。譬如文体研究。不过所谓文体，总意味着某种东西相对固定下来，然而先秦诗文尚属草创，此一说法恐怕只适用于它们之后。况且那些著述，大到一书，小到一篇，往往经由后人编就，未必出自一人之手。一定要以文体论之，难免牵强附会之讥。“史”的另一可能把握之处，在于揭示其间某种演变过程，不过作者于此所能点拨的，也不过是大致门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出某些“文”问世的确切年代和先后顺序。尤其是某些彼此风格约略呼应的作品，譬如《左传》与《孟子》，《战国策》与《韩非子》，到底谁先谁后，一时搞不明白。  

然而从可以坐实的情况来看，倒也能够体会当时此方面一种趋势。作者讲到《孟子》时说到“辩”，以“先秦诗文史”至少是“文”一部分而论，实在是重要环节。不如引此前一百来年的孔子作为对比。《论语》记录孔子的话，往往是只讲“然”而不讲“所以然”，如果不是记录者有意略去不计，那么这个所以然就根本不是问题。降至孟子，对于孔子及其同时代人乃是天经地义的前提已经动摇，必须讲出所以然来才有可能服人，所以孟子要说“予不得已也”；而“好辩”若拿孔子的标准来衡量，离“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已远，该说是“文胜质则史”了。而且正如作者指出，彼时并非孟子一人如此，大家都得多费口舌，中国文章，至此有一大变化，说是发展也行，可是要想求如《论语》那般从容，已不可得了。《孟子》文采飞扬，却略带气急败坏之相。以后《荀子》虽然气度稍为舒缓，又难免步步为营，不算活络。《庄子》其实也好生一番论说，不过说得自得其乐，所以别开生面，乃是可一而不可二的。说来“辩”亦有正反，孟子、荀子是要从已经不成其为所以然处说出所以然来，当然费力不讨好了；若《韩非子》、《战国策》则是干脆由打相反处另树一个前提，反而来得恣肆挥洒。凡此种种，无一不与“君子必辩”相关，《先秦诗文史》特别标举此点，的确甚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