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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线，似乎是被历史遗忘的一段时事。椐我所知，在文艺领域尚未见有文字作品描述大三线，也未见有影视作品展现大三线。因此我想就我的亲历、就我的思绪、就我这点微薄的文化水平，串一些文字，来试着填写这段历史的空间，引领你看看我所亲历的有关那场大三线建设中的有关花絮。
“大三线”这个字眼，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相当陌生的。如果你理解为当今流行的对全国各大中城市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三线，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所说的“大三线”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具体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处于国防前沿和沿海沿边地区向内陆，特别是大西南地区，所划分的三道线，俗称大三线。于是划为三线的中部和西南地区十三个省区，便开展一场规模宏大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的大高潮。
当时建设襄渝铁路就属于大三线建设中的一项大工程。襄，即当时的襄樊市（今称襄阳市），渝，即重庆市。襄渝铁路全长830公里，于一九七0年动工，由解放军铁道兵、铁道部工程局承建，沿线的湖北、陕西、四川等省民工参建。我省从一九七0年起，每年都安排精干民工上襄渝铁路参与施工建设，每年轮换一次。记得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
一九七三年，二十刚出点头的我，正属青春好年华。那年我背井离乡，参加了襄渝铁路为期一年的建设。虽然巳时过四十余年，其中许多事想起来仍那么新鲜，那么令人回味。
当时，襄渝铁路巳是我们民工参建的第四个年头了。黄梅全县农村的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居民小组）都分配有劳力上铁路工地的任务，每年轮换一次。一般生产队二人，小一点的生产队一人。这在年初必须落实到人头，过元宵节后即出征上阵。当时对上三线工作各级组织都非常重视并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对每名上三线者生产队照记全日出勤工分，另每月还补助家庭两担柴火（柴火在当时很重要）。当然这柴火都是就地取柴，例如棉花杆和稻草之类。另外:在三线伙食免费，每月国家还发5元补贴费。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政策是让人心动。对于当时在生产队务农的我也动心了。加之还从未出远门的我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并很快得到组织批准，就这样我光荣的跻身于三线建设者行列。
我们出征前各级都做了许多周密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落实领导班子。黄梅县叫黄梅民兵团，一九七三年是时任县农办主任张耀波同志任团长，并由县委决定成立民兵团临时党委及其党委成员。我们那时属城关区，叫城关民兵营，由区行政干部吴应琼同志任民兵营长，王恩青任教导员。区下面的行政组织叫人民公社，每个公社上三线的组织名称是某某民兵连，例如我们余塘人民公社就叫余塘民兵连。我们公社特派一名党员国家干部余晓先任连长，时任中心大队的大队长冯松记任指导员，并安了排连部其他副职干部。公社下面叫生产大队，各大部队派一名至少当过生产队长的党员任民兵排长。同时还安排了司务长，炊事员和仓库管理员，我有幸被安排为连部宣传员。各级民兵组织都成立了临时党组织。我们连在临行前还购买了几头不一样大的中小牲猪拿到工地圈养，准备养大改善伙食。总之，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出行前建制就很明确，从出发时起，都是以民兵连为单位实行管理的。
正式出发的头一天下午，为了便于管理，公社规定我们统一到公社大礼堂住宿待命。我们离公社都基本只有二三里路，那时我们去三线的全连百余号人也都乖乖领命在公社礼堂打地铺相住一晚。第二天，我们大早挑着各自的行李向公路上出发，当步行七、八里至公路边，等到车子到来时，才发觉开来的都是敞斗货车。尽管如此，对于大多都是头一次坐汽车的我们来说，丝毫没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迅速爬上车箱，待各自找好一席之地，将自己的被包放下当座椅之后，仍是一脸的兴奋。（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梅建斌，原名:梅健兵，曾用名梅健斌。原黄梅县政协委员、县工商联（总商会）原常委。文学爱好者，曾有拙文发于省市、国家级报刊、湖北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及现代有关网络平台等。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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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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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鲜红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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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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