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 ）是美国的一位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在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方面颇有建树。她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
“我的担心是，有一天酷儿成了一种身份。它从来就不是一种身份。相反，它是一种对身份的诘问。我想，如果它停止了这种诘问，它也就失落了自己的批判力。”
编译：karen
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 ）是美国的一位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在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方面颇有建树。她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她的代表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1990）获得了国际性的成功，有多国语言的译本问世。
本文是比利时电台Bang Bang对她的采访。
当年《性别麻烦》出版，不仅博得众彩且被认为颇具革命性，现在时隔多年，在你看来此书的观点是仍然超前呢，还是逐渐已成共识？
《性别麻烦》反驳的论点之一是，存在两种理想的身体形态，一是阳性的，一是阴性的。近年，中性人运动也对这一论点提出了批评。并非所有身体生来就非男即女。身体其实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那些企图要对两性间体者实施医学和精神病学干预的做法，其根源在于二元论的社会性别体系。同样地，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一直在发生，而且经常手段残忍。所以在我看来，“性别麻烦”从未烟消云散，它的一再困扰敦促我们认识性别的真相。
用一套全新的方法研究性别问题时，有可能科学地试验和产生一套新的语汇吗？
试验新语汇的确很重要。因为词语能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将社会存在概念化。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解传统概念对身体的阴阳二性、以及对同性和异性行为的界定。这种二元的分类法通常不足以描述我们真实存在的复杂性。这时，新的语汇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往往比传统概念所规定的更为复杂。当某人说，“我是同性恋”“我是异性恋”或者“我是双性恋”的时候，难道是说这人从来如此、从不改变吗？对我来说，“酷儿”（queer）一词的妙处，就在于它涵盖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你可能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的成分均沾。人是在不断演化和变迁的，那我们如何才能抓住这种复杂变化的节奏呢？时而自认为阳刚，时而又自认为阴柔，或者这两个概念根本就让你迷惑不解，甚至连“主动性”和“被动性”也失去了原来的含义，这些情况都是可能的。当我们考虑不同社会性别的性行为之时，真的很有必要给变化留下一些空间，或者说，让我们有余地重新认识自己。所以，我的期待在于，“酷儿”一词能让人们的观点少一些僵化和标准化，在涉及性别问题时，能够接受更宽广的语汇。
你是否觉得“酷儿”一词已被用滥了？好好的一个同性恋电影节，动不动就被叫成了“酷儿”电影节。
我的担心是，有一天酷儿成了一种身份。它从来就不是一种身份。相反，它是一种对身份的诘问。我想，如果它停止了这种诘问，它也就失落了自己的批判力。
你说，我们常常任凭先在性和外在性来决定自己；但实际上，一个人出生之时并无苑囿相拦；若有，则须让自己远离这些苑囿，以便能重建自我和进行选择。那么，如何才能设计那个自己想要成为的男人或女人，该具备几分阳刚、几分阴柔，一个人到底该怎么办？
我认为，我们能够远离这些条条框框，但同时，我们一刻也不曾真正解脱于社会规范。我们的任何选择，都是和塑造了我们的社会规范之间的一场角力。我记得自己年轻之时，曾有女同性恋者声称，要把自己彻彻底底地从男子气、异性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结果，她们的恋爱关系仍然充满了异性恋的影子、充满了女同版的男人范儿，这让她们自己也颇为困惑。其实，要想从塑造了我们的社会规范里面金蝉脱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长期地和这些束缚作斗争，我们建设自我的努力不能脱离对这些规范的尊重。我们所能做的，是认清自己的历史脉络、寻找自己在当下的转机、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步步为营。
同时你也说，这是很危险的。当一个人生活在现成的章法之内时，往往无需为自己辩护；可是一旦越出雷池、自成体统，就变得备受挑战、忙于自圆其说，那么，有没有办法让烦恼少一点呢？
在我看来，生活中有一点风险并非坏事。我们实际上需要一种允许我们为有理有据之事进行论争的政治环境。应该冒点风险，以便告诉人们，人类的形态并不唯一。有些人类形态也许并不符合我们司空见惯的社会性别类型。我们需要拓展自己，探索如何超越那些限定了何为可读、何为难解的成规。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风险当中保护自己的生存。因为生存下去是必须的。对我来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单枪匹马、孤筏重洋，一种是和志同道合者甘苦与共、同舟共济。有风险的生活并不可怕，只要有一个集体来共同努力、一起承担，否则，投身任何风险都将是自杀性的行为。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仇恨言论”，欧洲有团体希望将恐同言论邢罪化，但这样做其实也是违背言论自由的，对此你有何评价？
应该反对歧视性的言论，而且要反对任何种类的歧视性言论。这就意味着要制定一个囊括了所有少数群体的原则。如果对一个少数群体的保护构成了对另一个少数群体的压制，那就令人担忧了。这种时候，问题往往就会上升到政治层面。我们应该考察这种伤害性的言论到底是什么，而不只是抓出谁是攻击者、谁是受害者。我认为，应该给破坏性的、甚至荒谬的言论留出空间。我们要有气度拿自己开涮，要有能力正视那些让我们受伤的言辞。这样，我们或许能赋予那些言辞新的含义，或者转化它们那种伤害性的能量。举个例子，在饶舌音乐中，你常能听到非常种族主义或者仇视女性的词汇，但这些词汇在歌曲中形成了一种反讽和反击。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些言论所带来的伤害，更要敏锐地发现它可能转化成的积极力量。
注：酷儿理论
酷儿理论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主要观点是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身份不能永久地决定一个人是谁。它源于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研究，但它同时给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研究带来了挑战：对前者，它不赞同性别是自我本质的一部分；对后者，它重新审视了社会给性行为和性身份所规定的性质。酷儿理论将自己的关注扩展至所有的性行为和性身份，无论它们是否符合惯常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分类。酷儿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是Eve Sedgewick，Diana Fuss和Judith Butler，她们三位都深受福柯的影响。（本文来源：同语）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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