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鼎革后，刘氏家族鼎彝、书籍俱赠与上海文管会（51年），以官僚资本沦为平民，渐趋于困顿。传闻53年，刘家曾延人到中科院递话，冀郭院长顾念旧情收购家藏甲骨文，聊出其沼泥之中。郭初音讯若无，而阴示下人，以八万元收购，由考古所制作拓片。80年代，“小校经阁甲骨金文丛刻”在台湾出版，煌煌十二巨册，注者曾为学院古籍室购置一套，颇有前来查检者。
笃龄君幼慧，熏染家传，于经学、小学独擅胜。62年晦之没至文革兴，刘氏以官僚资本家族冰崩瓦解，笃龄王孙末路，而与老父及一痴傻姐姐困居南汇路一居室，无业无收入，以变卖残留零碎物器为活。及乃“四凶”殛，以里弄救济，稍作喘息。
笃龄君居陋巷，形容惨淡而旧衣整洁，傲然游于沪上诸谈学问者，而时时有不平之气，挥斥学林诸人，至有视与其论学为畏途者。初，潘先生雨廷在淮海中路上方花园寓所谈“易”，君往返诘问甚欢，于义理每有兴会默识之处，同辈往往徒羡叹而已。潘先生膝下空虚，至传有认为螟蛉之意。后以文字径取旁支论是非故，两两傲骨戟戳，格格不入终成隙恤，成路人矣。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兴文，成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选址新华路一宫殿式别墅，乃汪精卫在沪之藏娇处耳），笃龄君被延揽入社，编纂“汉语大词典”。又以细故与人事干部争执，乃掷还证件昂首出门，归于贫困。其香港有族兄弟均富裕，其中尤一人以宝丽来一次成像相机畅销于海内外，俨然巨贾也，传有意助资起君于水火；不受，亦不见面。其顽梗如此，亦奇人也。
九十年代中，君以闲暇之身，常于阳光灿烂日，到注者处聊天，每有奇语迭出，颇发人思；而咬文嚼字，指归明确，多有受益。期间，点校乃祖刘体智”异词录“（中华书局97年）、族叔祖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 三笔 四笔 五笔”（全2册，中华书局98年）诸什......为生活逼仄，曾有”白话译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 （上海书店，1991年），而貌似无意于提及，而识者多默知其事。
又一日，施施然来，出示家藏花蕊夫人砚并题咏长卷（西蜀孟昶花蕊夫人手书宫词碑之残石所制，碑因书者名，砚因书者贵，故文人竞相题咏。曾为清阮元所藏，后归庐江刘晦之，传至笃龄，乃遍徵沪上耆老三十余人题咏，记忆中有王遽常、顾廷龙、潘景郑、陈九思、苏渊雷、周退密诸老；刘先生及哲嗣永翔固不以书写见长，亦各为题写绝句助兴），言可拍卖成一小富。后果于2005年由上海崇源拍卖，得资7.7万元，诚不无小补矣！
前年，偶遇友人问起笃龄君，言已弃俗世而去，不胜感慨之余，附注数事于右，庶不致于湮没无迹，而悼惜之情亦在其中矣。
陈农附注1：
“2005春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第二场”拍品的介绍：
“小校经阁传奇—刘晦之和他的子孙们 ”
新闸路上的八角小楼上海新闸路靠近陕西北路的地方，有一处僻静的院落。院子分里外两进，迎大门有4棵高大的广玉兰，那广玉兰长得枝粗叶大，青翠欲滴，遮蔽了院内一半的光影。老住户们说，这是当年从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家移植过来的，同时搬来的还有很多太湖石。数十年之后，太湖石被搬往静安公园造景了，剩下4棵广玉兰挺拔至今。
穿过前院的林木和草坪折向西部，可见一道嵌着漏窗的花墙，花墙中部绾着一个月洞门，进得门来是又一进院落。院子南北两头各有一幢建筑，北侧的那幢方方正正，西洋派头，是一幢三开间的四层钢筋水泥大楼，一望便知，是主人的住宅。南侧的一幢则不同了，是准古典风格的八角小楼，楼顶原先铺的是琉璃瓦，八个飞檐上都有吉祥物装饰，色调典雅、庄重。现在琉璃瓦和吉祥物都不存在了，楼内挤进了许多房客，它外受周围的高楼挤压，内被房客们烟熏火燎，“腔调”不谈了。
然而在1951年以前，这里却是一个名人荟萃、格调高雅的地方。张元济、罗振玉、罗振常、李济、商承祚、陈梦家、胡厚宣、容庚、傅斯年、陈叔通、郑振铎、徐森玉、刘承干、李拔可、青山农、徐中舒等一些顶级的古文化研究学者，都喜欢来这里。大凡研究甲骨文、青铜器和宋元版本目录的人，都知道此楼的分量。
1951年以后，小楼的真面目终于被曝光，人们不晓得从中搬出了多少宝贝——有500箱古籍线装书（10余万册）、28000块甲骨龟片、各式古墨数万锭、古代兵器130件、唐朝的宫廷乐器大小忽雷二具，还有数百件青铜器……
原来这是一个银行家的藏宝之地——小校经阁。主人叫刘晦之（名体智，1879－1962），是李鸿章大儿子李经方的内弟。他的父亲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亲自指挥了中法之战中著名的镇海战役，打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个大胜仗。作为良将之子、晚清高干的“官二代”、“富二代”，刘晦之排行老四，没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吃老本，靠自己的智慧，成了著名的银行家和收藏家。
“特别有奖储蓄”风波
刘晦之晚清时就在金融界做事，历任户部郎中和大清银行安徽总办，进入民国后，1919年担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该行的总行原在天津，是一群晚清旧僚的后代们合办的银行）。十几年后的一场金融风潮中，刘晦之当上了总经理，把总行迁到了上海，并在北京东路虎丘路路口，建起了一栋雄伟的中实银行大楼。
1933年，他率先在上海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特别有奖储蓄”。这种“特别有奖储蓄”是跟外国人学来的，但是与法国万国储蓄会办的“有奖储蓄”又有很大不同。万国储蓄会的有奖储蓄以15年为一期，期限太长，开奖机会少，一般储户图利心切，时间一长便失去了兴趣。而刘晦之则想出了变通的一招，以8年为一期，每年开奖四次；储户可以整买，也可以零买，一次交足，特奖一万元，到期还本还利息。这个办法时间短而开奖机会多，容易吸引公众。公告一出，全国轰动，开创了国人举办“有奖储蓄”之先河。
储户出于中奖致富的心理，纷纷前来认购。由于争购的人多，还出现了“黄牛”从中投机的情况。当时中实银行在全国各地已有了20几多个分行和办事处，各分支行每天都收入大量现金，每月可调入总行大笔款项，这样一来，该行储蓄资金一度达到了4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仅次于中国银行。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中实银行的飞速发展引起中外银行界的妒嫉，于是想方设法对其内外夹攻。宋子文见“特别有奖储蓄”这么红火，钞票像潮水一样流入，心里很不舒服。不少银行界人士也跑到宋面前告状，说刘晦之抢了大家的生意，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要宋出面制止。杜月笙则主张“彻底开放”，既然一家可以办，那么理应大家都可以办，“让大家都办办有奖储蓄，有利大家沾沾嘛！”一时沸沸扬扬。
但宋子文另有打算，因他正在准备推行“航空奖券”，怕刘晦之的“有奖储蓄”影响“航空奖券”的发行，于是下令中止了中实银行的“摇钱树”。刘晦之得知后，立即托人前去说情，宋子文借机猛敲竹杠，要他拿出60万元法币，否则就立即停办。刘晦之算了笔账，如果拿出60万元，“有奖”活动就无利可图，那还不如不办算了。他是晚清的高干子弟，一向与国民党无甚交往，此时亦无心与之讨价还价，不让办就不办好了。
可是“有奖储蓄”已煽起了储户们浓浓的利欲，很多人都大批认购，以图中奖，现在突然宣布停办，一下子导致中实银行信誉暴跌，引起了市民极大的恐慌。好在刘晦之预备了足够的准备金，挤兑高潮时，他亲自在银行大楼坐镇，东西南北调集现金，直至风潮平息。
1935年，宋子文接受了英国人的建议，在全国实行法币政策，把发行钞票权收归国家银行，兼并那些他不喜欢的私人银行。这样一来，中实银行被宣布“改组”，加入了官股，并派了原中央银行的国库局长胡孟嘉到中实银行当总经理，夺了刘晦之的权。这时，银行本来的私股有400万元，经宋子文新的币制一改革，只折合到60万元，官股倒加入了340万元，账面上虽仍为400万元，但国民政府占了绝大部分股份，私人就没权了。
刘晦之被弄得心灰意懒，“老子不伺候了”，就一头钻到他的小校经阁里去了。
躲进小楼成一统
刘家原本书香门第。刘晦之的父亲是进士，而且是整个淮军队伍中，除了李鸿章之外的唯一一名进士。他哥哥刘体乾、刘体仁、刘体信都是举人。他家在安徽老宅有远碧楼藏书楼，是祖上几代人的藏书积累，对其影响很大。他本人又是从小在李鸿章家的家塾中读书的，所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种天生的依恋。再加上他又是那种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出点名堂的性格。他干银行，几乎把交通银行甩在后头；搞收藏，又是一番轰轰烈烈，受到郭沫若、徐森玉、容庚、陈梦家、郑振铎、胡厚宣、顾廷龙等很多名家的赞扬。
他藏书，立志收全《四库全书》未收之书；收藏甲骨龟片，就务求要得新坑出土，结果在全国共9万片甲骨中，他的收藏占了近三分之一，成为全国私人收藏甲骨龟片的冠军；他收藏青铜器达四五千件（包括古钱币）；收藏古印、古墨和古乐器，也是去粗取精，要最好的。现在除了藏画和古墨笔者未见其目录外，其余皆可从其手编的目录及考证文字上，窥见其规模。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甲骨龟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爰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的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复员回沪，常来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与之订交，曾参看过他的藏品，还带了学生们来参观。那是用楠木箱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箱甲骨，打开箱盖，满目灿然，另有甲骨拓本20册，即郭沫若看到的《书契丛编》，每幅拓片上都附有简单的释义。这套拓片与箱内的甲骨实物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先生曾查其实数，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认真考证过，认为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的旧藏。
解放后，国家要建历史博物馆，刘晦之将他的甲骨全数出让，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这批甲骨运到北京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为《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第八部《四库全书》之梦小校经阁是上海现存的唯一一幢私人藏书楼旧址，当年曾储书10万册。
刘晦之继承了刘家的藏书传统，其书目达32卷，著录图书2400余部，版本以明版为多，其间亦有十数部宋、元珍籍。至全国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的考订结果。
刘晦之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庞大计划，他要以一己之力，创制中国第八部《四库全书》。
当年清乾隆下令编的《四库全书》，共有七部抄本，存放各地，如文澜阁、文渊阁等，以规模庞大、版本精美著称，但是其中有不少是“存目”之书而无原书。即便是所收之书，也有很多被四库馆臣删改过，使之符合朝廷的“思想”。而刘晦之则立志要把《四库全书》中“存目”之书统统依目收齐，并且将那些被篡改过的部分统统再按原书改过来，以恢复其历史真面目。这个计划，无论是论规模还是质量要求，都将远远超过乾隆皇帝所为，很能说明刘氏做事的胆识和气魄。因此他的小校经阁内，长年雇佣十几名抄书、校书的秀才，书山书海，忙碌不停。
这项有点异想天开的计划实施了若干年，可惜到了解放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就只能是一个梦想了。因为小校经阁的房子国家要征用了，图书都捐给国家了，手里的钞票也越来越少了，编书的条件无一存在，那么也就只能停止了，他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已经校对、抄成的抄本运到新成立不久的上海图书馆时，著名学者顾廷龙先生为之惊讶：“世上竟有如此胆识过人之士！”这是顾老先生亲口对笔者说的。
唐宫乐器重进皇宫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两具唐代的乐器——大小两把忽雷，这是制于公元781年、有文献可考的唐代宫中旧物。它们自唐末天下大乱时流落民间，而且失散于大江南北，然而流浪了千余年后，竟又奇迹般地双双完好地入住故宫。它们在民间的最后一位主人，即亲手将它们捐给故宫的，亦是刘晦之。
忽雷是一种二弦的琵琶，但这两把忽雷有着十分有趣的身世。清康熙年间，曲阜的孔尚任偶在北京集市上发现了其中一把，一眼看出是小忽雷，所谓“龙首凤臆，蒙腹以皮，柱上双弦，吞入龙口，一珠中分。颔下有小忽雷篆书……”据30年代知名作家瞿蜕园先生考证，此小忽雷在孔家未呆多久，就转入一个满族人手里，后来又转归华阳卓氏。据后人分析，这把小忽雷还曾在雍乾年间的成亲王府第中逗留过。到了光绪末年，安徽贵池大收藏家刘世珩又从卓氏手里收得。
刘世珩的父亲刘瑞芬曾任晚清上海道，还是著名的外交官，出任过驻英法等国的外交公使，家里很有钱。他收得小忽雷之后，又起收购大忽雷之念。关于大忽雷，元代诗人杨维桢曾在诗中吟咏过，可见大忽雷也是珍稀之物。刘世珩四处寻觅时，有一天与一琴师闲聊，聊起了唐代宫中的忽雷，那琴师竟说，他于30年前在沪市上曾购得一古乐器，项上刻有“大忽雷”三字。刘氏取来一看，果真“凿龙其首，螳螂其腹，形与小忽雷同”。于是大小忽雷归于一处，刘家的门柱上就有了“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之联。
又过了几十年，贵池刘家家道中落，就将此古物转售给了刘晦之。
善斋善哉
“中国通”福开森在《历代吉金目》中说：“刘体智（晦之）是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的人。”著名历史学家容庚先生也说过：“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海内瞩望久矣。”这些说法绝非信口说说。
刘晦之在1935年刊行的其青铜器目录《善斋吉金录·序》中说：“予自幼至京，嗜金石之学。适关陇河朔之间，古器物日出不已，自龟甲、钟鏄、鼎彝、戈戟、权量、符鉥、泉镜、以及碑志、砖瓦、泥封，上起三代，下逮朱明，凡属古物，靡不宝爱，耳目所及，既择其可喜者留之，即远至千里之外，亦必多方罗致。左右其间，寝馈不厌，三十年藏，粗有可观矣。摩挲之余，不欲自秘，因先就吉金一类，绘其形制，拓其文字，记其度数，次为十录，付诸影印，用质当世。虽计其总数所得，远逾前人，顾有时见新器出，无力致之，则以此而易彼。录中所载，今日亦不尽在寒斋，特存其目而已……”这就等于向世人宣告，我的青铜器收藏乃当世第一，不信，请看目录。时在1935年抗战之前，有资格说此话的，恐怕也只有刘晦之。
1931年春，刘晦之《善斋吉金录》已积稿成册。其中过去未经著录者，也就是新出土的“生坑”者，有二三百件。容庚在周明泰（周馥的孙子）家获见此编，惊为“睹此异文，振荡眙腭”。8月，他乃约徐中舒、商承祚，专程赴上海造访刘晦之，得见刘氏所藏历代青铜器约四五百件，他们一起拍摄、研讨，很是忙碌了一阵。临走，刘晦之赠送全形拓本三百余纸，容庚说“整装归来，不啻贫儿暴富矣”。后来，容庚选取所摄照片175幅，先期进行诠释、考证，由哈佛燕京学社结集出版，名为《善斋彝器图录》，可与刘氏自编的《善斋吉金录》相参证。
《善斋吉金录》煌煌28巨册，其中有一套盛名远扬的12件骉（biao)氏编钟。
这套骉氏编钟，据容庚考证，出土于洛阳故城北部的邙山。1928年一场暴雨之后，一座古墓塌陷，有人钻进去打探，发现覆在上面的地层，是由木炭和小石块间积而成，木炭和小石层下面才是墓穴。共有八座古墓，前后挖掘了三年，始终非常秘密，外界少有人知，共出土多少东西，谁也不清楚。这套骉氏编钟，就出自这组古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祭器、明器、车饰、玉佩及日常用品，经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著录的，就有500余件。
这套骉钟于1931年被刘晦之重价购得。另外还有一件骉羌钟和一件骉氏钟，被怀履光弄去。怀履光时任开封地区圣公会的主教，对洛阳一带古墓的发掘甚为上心，多次亲往发掘现场查看，曾于1934年出版《洛阳古城古墓考》，详细记叙了这一阶段的奇遇，后来他将其中一部分盗运到了加拿大。
刘晦之的藏品解放前卖给中央研究院一批（系傅斯年经手，现存该院133件青铜器）。刘氏还与李经方合伙，卖给瑞典太子一批古物，其余部分均在50年代捐献或出让给了国家。10万册藏书和古碑拓本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后转归上海图书馆；一大宗历代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130件古兵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28000片甲骨龟片和两具唐代乐器大小忽雷，捐献给国家文物局，后转藏故宫博物院。
上海市首任市长陈毅还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一生不仅重收藏，还注重研究和著述，著有《尚书传笺》、《辟园史学四种》、《说文谐声》、《说文切韵》、《礼记注疏》等共9部，解放后将手稿捐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皆为未刊稿本。1994年，他的一部旧著《异辞录》获中华书局排印出版，是他的孙子刘笃龄为之点校、整理的。
当代儒商刘永龄
刘氏家族世代注重读书和收藏，使后来子孙或多或少都带些书卷气，即便是从事实业，他们的立意和眼界，也往往具有“儒商”的气概，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就是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总裁刘永龄。
刘永龄是个传奇人物。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1973年赤手空拳到香港时，出了火车站，连往哪里投宿都还是个问题。可是他凭借超人的智慧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奋斗精神，仅仅6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成为一家企业的老板。
他敏锐地觉察到，现代高科技的通讯设备和现代办公室设备，在近几十年内，将有一个极大的社会需求，而这些产品和技术的开发，正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这使他找到了自己与社会的最佳契合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那原本只有几十个职工的亿利达，到80年代末，已成为一个跨国家、跨地区、拥有十多家分公司、几十家工厂的集团公司了。
刘永龄从小是在新闸路小校经阁里长大的，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使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往情深。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楼下大厅的玻璃橱里，陈放着两把古代琵琶，他祖父刘晦之先生曾亲口告诉他，这是从唐朝的皇宫里流出来的，后来陈圆圆还用过，早晚有一天，还要让它们回到皇宫里去。果然，解放后不几年，其祖父就将它们捐献给故宫了。
为了纪念其祖父的爱国精神和治学精神，2000年初，刘永龄出资100万元，将其祖父生前编印的《善斋吉金录》厚厚四大函，重新影印出版，并分赠给国内外各大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此外，他为在上海举办的东亚运动会，慷慨地捐款100万元；为纪念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的胜利，他又捐献100万元，建筑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纪念碑碑文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现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刘耋龄和乐堂里收藏乐刘家祖上的藏书和收藏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刘耋龄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但是受家族影响，骨子里也有传统文化的根。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退休后，他经受不住诱惑，旧梦复燃，玩起了收藏。收藏佛像，一般人都不敢想象，而他收藏的历代佛像，已经成了系统，令上海老一辈的佛像研究专家暗暗吃惊。问及他的收藏“细胞”的渊源，原来他与刘永龄一样，也是从小在小校经阁长大的，祖父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说，除此之外，他还有来自其外祖父一家的影响。
刘耋龄的外祖父周紫珊（晚清江南著名实业家周扶九的长孙）、外祖母梅懿辉、舅公梅光羲等，均为上海滩极富名望的慈善家、佛学家，与圆瑛大和尚、虚云大和尚都是多年的老友，与赵朴初先生为忘年交。他的母亲周式如也是佛教徒，是圆瑛法师的入门弟子，亲戚黄念祖亦是当代著名的佛学家。他们曾向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捐过大笔钱财，至今仍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刘耋龄生活在这样一个既有收藏传统又有佛学传统的家族，就为他的收藏奠定了先天的感情基础。
现在，他收藏的佛像已从南北朝时期延续到清末，大大小小，坐佛、卧佛、立佛，达100多尊，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他有一尊唐代开元年间的彩色观音半卧石雕像，体态非常丰满，神情生动，举止闲逸自如，各个部位也极其匀称，堪称观音像中的神来之品。
他还刻意收藏古代象棋、围棋和鸟食缸。这些不太引人注意而令人深感稀罕的小玩意，不知耗去他多少心血。刘耋龄从小喜欢下象棋，他祖父刘晦之的客厅里有一副清代的象牙象棋，他和兄弟们经常对弈，深感其乐无穷。一个偶然的机会，刘耋龄发现了棋具的收藏是一门大学问，涉及到象棋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丞待开发和研究的收藏领域。
现在刘耋龄已觅到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的各式棋具30余套，明清时期的棋盘也有十余件，此外尚有历代各式围棋十余副（明清为主，唐代的有一副）；各种围棋盒及围棋棋盘也有十余套。人家收藏古代象棋，能得到一副元代的象棋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而他手里竟是一套完整的宋代象棋，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有的专家不相信这些都是他本人的收藏，断定是他祖父传下来的。
刘永龄、刘耋龄已是刘家的第四代了，他们堂房兄弟姐妹中优秀人才也不少——刘绳曾是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教授；刘麟生是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刘桂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第五代人中高科技人才居多，不少是“海归”。一旦海外有人来，他们还常去小校经阁走走，那里毕竟是他们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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