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专栏《李鸿章谈心》11：老夫惯听怒涛声
传语蛟龙莫作剧，老夫惯听怒涛声。
此诗乃帝师翁同龢所作。其实，翁师傅一生弄权，身为“清流”领袖，光说不练，所谓“怒涛声”，多是他做“蛟龙”向他人所发，而非别的“蛟龙”对他所发。在鸿章看来，“老夫惯听怒涛声”，倒像极了为我立照，而兴风作浪之“蛟龙”，往往便是此帝师翁同龢。
岂不料人算不如天算，“蛟龙”亦有溺水之时。翁师傅精明一世，却在戊戌年栽了个大跟斗，被别的“蛟龙”一声怒吼，居然从此一蹶不振，此或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常熟伪君子”
鸿章乃动手办事之人，亦算是大清官场中之另类，朝中同僚自然厌烦鸿章琐碎认真。而鸿章用人，亦重其办事才干，不听其言，但观其行，其中自然有“真小人”，但绝无“伪君子”。
荣仲华（荣禄）甲午年入京，会办军机。适鸿章身当前敌，朝中由翁师傅主持。仲华与翁师傅共事未久，即颇感烦恼，据传其曾给鹿润万（鹿传霖，时任陕西巡抚兼西安将军）递一便条，抱怨“常熟（翁师傅籍贯常熟，世人多以“常熟”称之，如鸿章被称为“合肥”一般）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即孙毓汶），与合肥（即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常熟则仍做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
仲华说鸿章误国，鸿章自不敢苟同。彼时仲华当国日浅，对当家之难尚未感同身受，待到戊戌政变后鸿章调任两广，仲华已深谙挑担之累，遂有送别鸿章之举，并为鸿章跳出京师是非之地而道贺。
但仲华说鸿章“甘为小人”，鸿章倒真不以为忤。鸿章以为，当此之世，“真小人”实在比“伪君子”好出很多，何故？“真小人”不装不卖，坦坦荡荡，其“小处”暴露无遗，对症下药，极易防范。欧美诸国，多以为人性本恶，而政府更是“必要之恶”，一不留意，执掌公权者必定作恶，因此多方钳制鞭策，务令其回归“公仆”之位，遂造就今日之强国强民。先以“小人”待之，而后方能造就“君子”，此可谓“先小人、后君子”之典范。
反观吾中华，居高位之衮衮诸公，装腔作势，仿佛官阶越高、道德即越深，草民们非敬若神明不可，何来“监督”之举？虽有御史谏台，形同虚设，甚或沆瀣一气，以监督之权换苟且之利，狼狈为奸。“伪君子”浑身金光灿灿，舌若灿莲，其实城狐社鼠、沐猴而冠，却因蒙着一圈光环，权大无边，遂致窃国者侯、硕鼠横行。
翁师傅为人，尚属谨慎，鸿章倒是未见其有贪渎之行。其于国之大害，乃在于营造“假、大、空”之官风，将个人之虚妄“名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譬如马关谈判，非割地赔款无可阻止日军锋芒，朝中大臣对此无不心知肚明，鸿章因此而有迁都抗战之议。翁师傅却既要倭人退兵，又不准鸿章割地，其实是为自己预留地步：倘遵其“不割地”之命，谈判必至破裂，“无能”“误国”之考语必定鸿章一人担之；倘不遵其之命，则不得不割地之“卖国”罪名，亦留给鸿章一人了。当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依旧如此斤斤算计，宁不教人心寒？
恭王临终遗言，于皇上跟前痛责翁师傅：“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也。同龢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数十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己割地赔款。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赁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此皆大司农(翁同龢)之厉也。”
恭王此言，极为中肯。可惜，大错已经铸成，毁九州之铁亦难以熔去。
开缺回籍
恭王薨后数日（1898年6月11日），皇上颁发《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又四日（6月15日），突颁明诏，翁师傅开缺回籍。此一大变局，震动朝野。自大清开国以来，帝师莫不极受礼敬，翁师傅之被黜，实乃空前绝后。
其实，皇上与翁师傅之不合，早有端倪，其起因仍是翁师傅秉性之中的“惯用巧妙”。
康有为中进士后，感愤时事，急于致用，每作危言论天下事。翁师傅虽有意笼络，却并不急于推荐。康有为以所著《日本变政考》，恳请翁师傅奏进御览，翁师傅佯应之而不为。不料，皇上却从他途获得此书，忽一日，问翁师傅何以不荐此书，并询以康有为之才如何。翁师傅见天颜不霁，惶惊对曰：“康有为才具胜臣十倍，其他非臣愚所能知也。”
翁师傅此前力撑康有为之“强学会”，以为己用，至此开始疏远。后来皇上再度问及康有为时，翁师傅答道：“臣与康有为不往来。”皇上惊问其故，翁说：“此人居心叵测。”皇上又问：“前此何以不说？”翁答：“臣近日见其《孔子改制考》始知之。”并称康有为乃“一野狐也”。皇上对此“颇诘难”。
荐康之举，并非要事，却足见翁师傅之为人。翁师傅乃一“风派”人物，惯于察言观色，趋利避害。此种秉性，在风平浪静之时，可得其巧。殊不知，越在风云诡谲之时，越要立定脚跟，不可随风摇摆，否则越想左右逢源，越会左右为难。
翁师傅之失意，实始于其得意之际。甲午战后，鸿章被贬，翁师傅大权独揽，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于一身。未料“挑刺”容易“挑担”难，为筹措对日赔款，翁师傅于外债之外，另开门道，发行“昭信股票”，开国债券之先例。“昭信股票”筹划未周，演变为强行摊派，款子未筹多少，倒弄得民怨沸腾。加之翁师傅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被责为“独任私智，酿成巨祸”。翁师傅因之而遭御史们攻讦，自此开始如鸿章般“惯听怒涛声”。
未几，御史们又盯上翁师傅主持之对德谈判，认为丧权辱国过甚，“外则徇德人之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于今日无所措手”。徐桐以“大学士”之尊，参劾张荫桓奸贪污国，虽未提及翁师傅，却实际上以翁师傅为攻击之的。御史王鹏运上折，标题即是《权奸误国请立予罢斥以弥后患而恃危局》，直斥翁师傅为“权奸”，与张荫桓 “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其才不足以济变。”甚或有“朋谋纳贿”之事，如不立刻将翁、张等人“声罪罢斥，何以振既衰之气，杜慢侮之萌，恐中国之侵削未有了期，外侮之凭凌不可终日矣。”
此番“怒涛”，皆在戊戌变法之前，恭亲王卧病在床之时。王鹏运上折之日（5月29日），正是恭亲王薨逝当天，其背后难保无恭王之默许乃至授意。
变法前一日（6月10日），皇上下旨，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翁师傅虽为户部尚书，却是“协办大学士”，如今多了个荣禄“大学士”分管户部，无异于被削财权。
次日（6月11日），皇上宣诏变法。内廷会议，皇上、太后明示“今宜专讲西学”，不料翁师傅依旧“惯用巧妙”，为自己留后路，声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将皇上、太后之“专讲”化为“博采”。
再次日（6月12日），因徐桐此前弹劾张荫桓，皇上或疑翁师傅策动，旨在排张，遂命翁师傅出面为张辩解，不料翁师傅“据理力争，不敢阿附”，皇上大为震怒。
如此日积月累，致有将翁师傅开缺回籍之非常决断。皇上在“开缺”上谕中道：“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
以上谕观之，翁师傅之被贬，一是“办事多不允协”，此乃“挑刺”之人改“挑担”之后的常态；二是“众论不服”，屡被参奏，如今翁师傅亦被人“挑刺”，不知滋味如何？三是“揽权狂悖”，此乃致命之处，世间实无“帝党”，而仅有“帝师之党”，皇上对此自然要防微杜渐。
世人传言，翁师傅被贬，幕后或有太后之干预，意图翦除皇上之羽翼。此乃野叟村言，即便太后有赞襄之举，亦是皇上乾纲独断。翁师傅身后，庆亲王为之请恤，皇上余怒未消，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
王照有诗吟翁师傅之落败:
当年炀灶坏长城，
曾赖东朝恤老成。
岂有臣心蓄恩怨，
到头因果自分明。
可惜，空谈误国之“怒涛声”千年依旧，鸿章亦只有为吾中华痛惜垂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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