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狗尾以为饰，穿马蹄以为服，衣冠禽兽，其满清之谓。入关之初，强汉族蓄尾，不从死者遍天下，至今受其束缚，贻九州万国羞，使吾衣冠礼乐，夷为牛马，其罪八。”
---1911年10月12日湖北革命军《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
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这五件事，即所谓“清初五大弊政”，上一话我们以有问有答的形式说了几句关于清初圈地的事情，今且再续一话，聊聊满洲人为什么要剃发留辫？剃发令是清代独有的强制性政策吗？清代剃发令肇始于何时？清代男子的辫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灵魂的居所
众所周知，满洲（女真）先世曾长期信仰萨满教，在萨满教的灵魂观里认为人有三魂—命魂、浮魂和真魂，三魂一体密不可分，共同主宰着人的生死命运。这些运动着的灵魂平时居于人体内，当生命结束时又要通过萨满的神事活动而找到自己的归宿，永生不死。就人一身而言，头顶是最贴近天的地方，因此生长于头顶的发辫便是灵魂的真正居所，即“魂寓发中”，辩发的习俗也正源于这种观念。
翻开中原的史书，从汉之匈奴、夜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氐、肃慎、鲜卑、乌桓、吐谷浑、高昌、于阗、柔然，再到契丹、女真、蒙古乃至满洲，都有“编发”、“髨头为便”或“髨发留辫”的记载。这种极易被人发现的外在区别，俨然成为与农耕世界对立的标志。
因为不死的灵魂居住在发辫中，发辫也就成了灵魂的固化物，成为满洲及其先世的一种精神寄托。战时，如有人战死沙场，他的发辫会由战友带回家乡，或入土为安或供奉于祖匣之内，代表英雄魂归故里。清代末年内忧外患战事频繁，“稍小辫”成为一种悲怆的桑梓情怀。有学者对萨满文化的精神实质做了概括性的探讨，认为它是“弘扬氏族至上的集体主义精神，故土观念，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存意识，崇尚勇武和抗衡大自然的不屈战斗精神”。
并不陌生的“辫子”
在以往的认识中，髡发辫发都是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独有特征，但无论是河南殷墟出土的石人还是宝鸡竹园沟出土的銎型钺，均显示商周时期辫发曾经流行于中原大地。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崛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曾几次登上中原历史的舞台，征服与被征服者间也存在着文化层面上的强迫与被迫。宋人陈准在《北风扬沙录》中描述金人称：“人皆辫发，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以色丝系之，富人用金珠为饰。”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军攻陷北宋都城开封，占据了今河北、山西、山西、河南、山东诸省及安徽、江苏北部地区。天会七年六月，金太宗完颜晟向域内汉人下达了胡服髨发之令：“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
同时代的汉族文士李心传曾在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称：“时金国所命官刘陶守代州，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并同时记述了青州观察使李邈、保义郎李舟、右武大夫郭元迈等人“希发死义”的事迹，可见清代剃发令的出现也是有着一定“历史渊源”的。不过据又民族史学家程溯洛先生的考证，金代虽曾大面积推行髨发令，但也只是对官吏及军士较为苛刻，可能也如民国时期学者印銮章所言“人民愿否着听”。
金元时期的蒙古人虽然也辩发，但又与金人有所不同，普遍流行“三搭辫”的辩发发式。《明实录》中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条中，在阐述朱元璋“诏复衣冠如唐制”的时候曾言：“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辩发椎髻，深襜胡帽……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从这份出自官方的史料中似乎可以想见，明太祖从蒙古人手中接管天下时，汉人大抵多为胡服辩发的。虽然尚没有足够的史料说明元代的汉人是自愿改变发饰还是迫于压力而为之的，但从乐戴奢檐帽的明代帝王身上，我们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提示。
清代剃发令到底始于何时？
伴随着1900年代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热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记忆”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革命者不遗余力的将象征落后的辫子与清初异族入主中原的血泪史追忆到一起，成功塑造了一个以多尔衮为代表的“衣冠禽兽”群体。可事实上，剃发令并非多尔衮之首创，今人也鲜有知道多尔衮在入关伊始还曾经出台过短暂的“罢剃令”。
对异族归附者施行剃发的政策并非一时偏激之举，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便曾下令凡战后投降或归附满洲者，都必须剃发易服，发式成为归顺与否的标志。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攻下辽阳以后，“传令自髨者贳不杀，于是河东之民无留髢矣”。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皇太极大军攻下永平之际，又派精通汉语的达海和降将麻登云等“执黄旗于城上遍谕官军百姓，俱令薙发。”发式在冲突的边缘塑造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深藏于头发之中的其他观念，如伦理、身份归属等都在政治的高压下迸发出来。
据朝鲜半岛的记载，生活在明清边境的汉人由于双方战事过程中的拉锯而几乎陷入绝境：不剃发容易被满洲军队杀头，剃了发又要被明朝军队以叛逆的罪名杀掉。许多走投无路的剃发者为了生计逃到朝鲜，被称为“剃汉”或“假鞑”。另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剃发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也经常受阻，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入关前的清政府即曾经出现过“剃兵不剃民，剃武不剃文”和“少剃老不剃”的折中方案。
剃留之间：服从与反抗
山海关内主动剃发的第一人，大概就是备受争议的吴三桂了。无论其初衷如何，“薙发借兵”的直接后果是把汉人的江山交到了满洲人的手里，因此深为明朝遗民所唾弃。事实上，彼时的北京城内也颇有一批对权力热衷的前明官员，积极主动的“薙发易服”。除涌现出沈惟炳、王鳌永、张茂爵、李乔、曹溶、吴邦臣、熊世懿、张茂爵、朱其、骆养性、黄世俊、何吾驺、杨邦翰、李贞、吴以连、冯铨等一批“投诚恐后”的士人阶级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降清汉官为剃发令在全国的推广献计献策、推波助澜，如献“十从十不从”之策的金之俊和积极倡言恢复剃头令的孙之獬、李若琳。
他们这种投还送抱的姿态似乎是超出多尔衮预计的，毕竟在五月二日进京时多尔衮还是希望通过“利诱”来确定自己的统治威仪的，“凡伪官（李自成官员）愿剃头者，视事如故”、“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但仅仅在几日后的五月十一日，口风便陡然一变：“谕到俱即薙发。改行安业，勿怙前辈，倘有故违，即行诛剿。”这道谕令遭到京城内外汉族人士的激烈抵抗，据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人回忆说：“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
这道谕令使得原本寄希望于八旗铁骑帮助恢复大明江山的士人幡然醒悟，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多尔衮不得不在十几天后（五月二十四日）颁布“罢剃令”：“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顺治二年（1645年），和硕豫亲王豪格曾发布公告斥责主动剃发易服的南京都御史李乔称：“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那么，令后人诟病不已的剃发令又是如何死灰复燃的呢？
明末士人谈迁在《北迁录》中称：“乙酉六月，淄川孙之獬、李若琳各上章请辫发如国俗。”这一说法同样也见于清代史料《掌故丛书·赵开心参李若琳本》。另一份明末文人笔记《研堂见闻杂录》中，对这一事件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摧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 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书，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
如果说罢剃令的出台能够从某种角度折射出入关伊始的满洲人对局势的发展还存在观望态度，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无疑坚定了他们征服天下的信心。此时这些汲汲于背叛传统的汉族官员无疑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与前者一拍即合：改朝换代的决心，通过薙发易服来表达。只不过罢而复兴的剃发令，已经不是“威逼利诱”的所在了，它充满了征服者的高傲和权力主宰者的粗暴：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绝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奏章，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誓存千丈发，笑看百年头！”
清代统治者这种通过政治暴力手段将一个民族的特征强加于另一民族的行为，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上文提及的“以发换官”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部分士人在这场百年不遇的文化震荡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明清笔记中曾经记载了大量可歌可泣的“护发守节”故事：南京六合县督学马纯仁“不告妻子，竟赴龙津浮桥，自沉于河”；诸生许用“合室自焚”；长洲进士徐汧“自沈于虎邱后溪死”；常熟诸生徐怿“薙发令至，服布袍，别亲族，题壁曰：'不欲立名垂后代，但求靖节答先朝。’夜半自缢”；南明户部主事吴嘉胤“自缢于树”；钱塘知县顾咸建、华亭县教谕睦明永、宣城诸生麻三衡也因不肯剃发被杀。
还有一部分明朝遗民选择远遁以维护民族尊严，或者以落发为僧（或冒名出家）的方式来逃避屈辱的剃发。曾经发生在辽东明清边境上的困境再次上演，剃发和未剃发的寻常百姓被尴尬的分为两个阵营，“有发者不得城行，削发者不得下乡，见着共杀之。”在江南尚未被征服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选择与士大夫并肩为伍，同清政府抗争到底。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式让汉人觉得自身受到了极大侮辱呢？是今天清宫戏里的“阴阳头”吗？其实席卷华夏的“顶上风云”还真足足汹涌澎湃了三百余年。
顶上风云
多尔衮入关时梳的辫子是什么样子的？真的向马景涛在《孝庄秘史》里那样“乌黑油亮”吗？《建州纪程图记》中对满洲（女真）的形象描述如下：“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口髭亦留左右十余茎，余皆镊去。”成书稍晚的《建州闻见录》称：“顶后存发如小指许，编而垂之左”，即除了头顶留下一块铜钱大小的头发外全部剃掉，号曰“金钱”；这些为数不多的头发留下来后再分成三股，编成辫子，号曰“鼠尾”。入关伊始，官方对发式有着很严苛的要求，如“顶大挽髻，全似未剃发者”，轻的要游行示众，重的怕是要人头落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剃了发的人们用形象对新朝统治的合法性给予了默认，民族矛盾被日益趋同的国民共同性所弥合，农耕文化所传承的审美视角也在“暗中”搅动着这场“顶上风云”。成书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由日本人笔录的《清俗纪文》在附图中绘有清人的形象，其存发的大小已经由“如钱大”变为约一掌心大。而今人印象里的前额剃去寸余，保留大部分头发，辫长过腰的形象已然是清末时候的式样了，大概此时的辫子除了名字和“不忘本朝”的政治意味外，已经与努尔哈赤时代的精神寄托乃至审美习俗风马牛不相及矣！
国人对是否要剪掉辫子的争论并非仅出现于1900年代，早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者便开始公开寻求变革，“顶上风云”渐渐演变为暴风骤雨。在此，我们不妨引用张德安先生《身体的争夺与展示—今世中国发式变迁中的权力斗争》一文中的段落作为结尾：
“辫发发式在革命前后的舆论中被强调为满人的落后标志，而非汉人的。那么它对汉人来说是不合理的，必须剃除。革命者的逻辑是：辫发是落后的（受西人讥讽），落后的辫发属于满洲人，满洲人是落后的，满虏窃国导致中国的衰亡，因而要摆脱落后的局面就要推翻满人恢复汉人统治。革命者通过发式唤起民族记忆，也重新唤起了夷夏之防的观念，激起汉人的民族情绪，把辫发从汉人的身体上脱离出来，同时在革命中也把发式塑造成区分革命与否的标志。换个角度说，在民族国家危亡之际，革命者通过把落后形象锁定在满洲人身上借以转移和缓解外来压力，同时希望将落后形象推倒来创建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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