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畅（湖北媒体人）
12月11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在公安部工作会议上表示，公安部将对娱乐场所实行常态化暗访侦查，同时，查黄过程中将重视教育、挽救工作。刘绍武称：“以前叫卖淫女，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
细观这次会议内容，涉黄侦查工作中的各种权利保护问题得到重点强调，这很值得肯定。尤其是“卖淫女”到“失足妇女”这一称谓的变化，具备着象征性的进步。
“卖淫女”之所以成为习惯性的称谓，不过是因为道德贬抑、道德训诫的心理盖过了单纯的法律诉求。长期以来，在涉黄案件中，执法抑或媒体的报道，除了宣示法律的严肃性之外，还习惯性地赋予了自己道德审判的任务——正是因为法律、道德如此不加区别地对待，让这类带有侵权色彩的行为、用语屡次出现，甚至被人们潜意识里认为是“正常”的。
当然，谁也无权随意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但是，至少在执法活动中，执法通报应该改换一下用语。官方措辞要尽量确保准确性和权威性；其次，它是在描述一个法律事件，而非去刻画一种道德生活。法律案件对应的措辞应当尽量中性化。
称谓的变化，绝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话语的边界，有时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边界。前段时间，有专家讨论修改《婚姻法》以解决“小三”问题，好像一种新的身份、新的称谓能对婚姻财产分割构成新的挑战。法律所对应的事实本来没有变化，但随着新的道德视角出现，法律好像也要随之做出调整。这实际上也是法律、道德不分的表现。让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首先就应当以一套法治时代的、中性的话语体系取代陈旧的、道德意味过于浓烈的原有话语体系。
这些年来，一些官方表述、公共舆论，都开始注重语言指称的准确性——“新市民”取代“农民工”，“精神障碍”取代“精神病”，包括如今“失足妇女”取代“卖淫女”，皆是如此。其实，为“卖淫女”正名的话语努力早已有之，譬如，此前就有不少学者、媒体和官方话语体系，开始纳入“性工作者”“性从业者”等新称谓进行替代尝试。
日常语言皆有自己的道德色彩，但符合法律的用语往往只适宜采用更加中性的称谓。所以，对于执法者而言，以这些更加中性的词去取代各种道德意味浓烈的日常用语，应是一项底线性的本职工作。所以，这次改名里也蕴含着法治时代的一些基本权利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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