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出版了一部700多页的巨著《美国增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两年来，不仅仅是美国，全世界都经历了增长的协同增速，戈登的书名的最后一个字实在是过于悲观了。
戈登的主要论点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中——从1870年到1970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电力和自来水等创新迅速提高了生产率，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今天的创新——特别是数字技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创新——也许是突破性的，但并不具备同样的全面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戈登本质上是一位供给侧悲观派，尽管他也指出，收入不平等可能抑制有效需求，从而拖累增长。
另一个对未来增长的悲观看法由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全球经济危机后提出，这一看法具有更加凯恩斯主义或“需求侧”的味道。萨默斯的“长期停滞”理论（这个词首先由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1938年提出）认为，在美国，对储蓄的渴望慢慢压倒了对刺激增长的投资支出的渴望。
萨默斯指出，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只有在名义利率低于零下限时才有可能实现。公司坐拥巨额盈利却不投资，这一事实貌似支持他的假说，在美国之外也很有市场。
今天的协同增长加速未必意味着这些悲观角度站不住脚。毕竟，萨默斯——戈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观点立足于长期。如果过了半年到一年，目前的增长加速之势熄火，则他们仍能被证实。因此，在评估长期增长萎靡的可能性时，值得思考戈登和萨默斯的假说的联系点到底在哪里，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宣布它们获得了证实。
经济中边际投资的预期回报越低，做投资的利率也必须越低。投资回报低迷可能是需求侧因素造成的，与（比如）收入分配或金融部门活动有关。也有可能根源在于供给侧，技术进步迟缓导致生产率增长萎靡。简言之，在萨默斯所预言的长期停滞中，低利率是抵消低投资回报的必要条件，而长期停滞的发生很有可能是拜戈登所强调的提振生产率的技术变革发展缓慢所赐。
因此，很有必要指出，最近所改变的不是储蓄供给，而是投资的预期回报。经济正在摆脱零利率陷阱，原因不是储蓄下降，而是投资因为预期的改善而变得更有吸引力。
这一信心可能部分来自美国最近实施的有利于企业的税收立法。但从更加根本的角度，这也许反映了人们对现有和开发中的技术的感知。简言之，技术乐观正在得势。
如果与戈登的论点相反，今天的技术真的能够大幅提高生产率，则投资回报也将上升（除非劳动力以更高的工资的形式获得了全部收益，没人认为这有可能）。这将推高供求平衡利率，使其摆脱负区间，解决萨默斯的长期停滞问题。
但必须强调，改变的是预期，而不是估算的潜在增长。在美国，2017年二季度和三季度年化生产率增长达到了2%，但在一季度为负数，四季度为零。据世界银行最新《全球经济前景》（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报告，“尽管最近全球经济活动有所加速，但潜在产出增长依然虚弱。”
因此，我们是否正处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加速顶峰取决于今天的创新技术是否最终能够对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相应的影响。我认为能。但事实是目前还没有。
只有未来几年中年生产率增长从当前0.5—1%的区间提高到1.5—2%，才可以宣布美国避免了萨默斯和戈登所预言的命运。不能让今天的经济乐观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更不能因此而对未来产生自满。毕竟，即使从增长影响的角度，技术真的满足了乐观派的预期，确保提高了的增长具有包容性仍然是一个挑战。
作者为土耳其前经济部长、联合国开发规划署前署长，现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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