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无论在文献还是口头上,都流传着一种所谓“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的说法。除后面的汝、官、哥、定四窑瓷器至今尚有实物,将在下面宋瓷一章里详加论述外,关于柴窑的问题,由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需要在这里做一专题略加说明。
早在明初洪武时期,曹昭(明伸)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内就曾提到:“柴窑,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明张应文在《清秘藏·论窑器》一书中对此曾加以补充说:“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此必亲见,故论文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又曹明仲云:'柴窑足多黄土’,未知然否?”明谢肇涮在他的《五杂俎》卷一二里面也说:“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上面所引的明人记载,都是根据传闻或世传而笔录下来的。有人虽见过个别残片,却无十分把握肯定就是柴窑。这些美丽的辞藻,至今仍被人们传为北方青瓷的典型和鉴赏标准。记得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内也记载过一段关于柴窑的传说。他竟然进一步加以神秘化,认为可以防身避害(原文大意是说身带柴窑一片可以防御火枪的射击),可见过去人们以讹传讹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了。
后来对于柴窑的说法,也多是根据一些文献或推想而对于它的具体窑址提出的不同论断:
其一,有人根据《格古要论》认为,柴窑的窑址就在郑州(但是郑州至今尚无唐、五代窑址发现。却在二里岗发现过商代青釉器物,按理说以后当有烧造条件和历史传统,姑且存疑)。
其二,有人说“郑州”为“禹州”一字之误,认为柴窑与钧窑容易混淆不清,并且引用了清人的两本笔记为证: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余昔见何梦华丈,为芸台宫保办贡,得柴窑一片,镶作墨床,色亦葱倩可爱,而光彩殊晦,或尚是钧窑混真?”又称“渔洋山人曾见一贵人畜一柴窑碗,其色正碧,流光四溢,真雨过天青色也”。清张金鉴《礼塔龛考古偶编》:“今之所谓元钧窑,其质、色、声、光与此窑相似,但差厚或系民间仿造之器,非世宗御窑?”这两段记载说明清人也对他们所看到的柴窑表示怀疑。但是有人假设钧窑也好,汝窑也好,虽然釉色天青,都因胎体厚重,质亦粗松,不能达到“薄如纸、声如磬”的标准。所以认为此说法不足为据。有人认为《余姚县志》引《谈荟》中的一段话说:“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十国春秋》里面也曾记录过,钱俶曾于显德五年(958年)四月七日及八月十一日两次贡周的事例,因而认为当时柴世宗很可能命钱氏烧造所谓“雨过天青”的瓷器。但是“秘色”与“天青”究竟是两回事。况且南北青瓷在色调上毕竟有别,所以值得怀疑。就连博引众说的黄矞《瓷史》也提出疑问说:“既谓之薄如纸,声如馨,则其品尚不在越窑下也,乃宋元诗人多未咏及何哉?”更可笑的是有些作伪的仿品,居然在器物底足加印“显德年制”的篆书图章方款,一望而知是受明清官窑款式的局限。却是有人怀疑在那干戈扰攘、戎马倥偬之际,在短短的六年内,是否还能顾及烧造那样高标准的精美瓷器?这是值得深思的。
根据一部分人(包括著者)的意见,柴窑器很可能是指那种在当时已经萌芽,到宋代大量出现的影青瓷器。综观历代所有名窑瓷器,也只有影青堪当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的标准称誉(这一点在宋代部分还要详加论述)。而且若干年来各地考古发掘发现的名窑、名瓷不计其数,始终未见柴窑真品出土。尽管近来曾见某窑发现柴窑之说与出土残器,然而牵强附会不能自圆其说,难免有捕风捉影言过其实之憾。可以说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了,难怪过去中外学者多提出怀疑的意见。
(对于柴窑的怀疑,在国外文献中也是有过的。例如日本大谷光瑞所著的《支那古陶瓷》内论柴窑,认为乃是明代文人雅客的伪证,实物并不存在。其理由是:关于柴窑的记载皆是明以后所写;窑名用皇帝姓的绝不可能;后周柴世宗在位只有六年,而且南征北战,席不暇暖,焉能顾及烧窑;如有传说中的柴窑存在,则定窑不会成为御器,而势必让位给柴窑了;所谓柴窑不过是中国陶瓷的一种理想。大谷光瑞曾于半个多世纪以前来中国西域考古,对古陶瓷有一定研究。他的这种见解对后来某些论点是有参考作用的。)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