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堪称1.0版“哲普家”。他以民间学者身份，把传统文化，尤其是把第一次西风东渐的成果………佛教，按自己的理解，用通俗的语言，进行了全民普及，开启国学热之大幕，功莫大焉。
王东岳，可为2.0版“哲普家”。他也以民间学者身份，雄起于江湖。利用网络，开讲座、办培训，把第二次西风东渐的成果……爱智哲思，推而广之，普及知识，启蒙理性，训操逻辑，为茫然失措时代的世道人心，提供了些许慰籍，善莫大焉。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王东岳在网络上，横陈东西、一贯古今，其盛大气象，令人唏嘘。他的横空出世，乃时代必然，他是继南怀瑾之后，又一扛鼎“哲普家“的标志人物。
何为哲普家？在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工作者之中，优异者就是“科普家”。基督教传教士，就是牧师，也可称“神普家”。与之相应，能把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特别是把成熟的哲学常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大众听者，无疑就是“哲普家“。南怀瑾、王东岳等，无疑就是承前启后，成功传播哲学思想的人……哲普家。
这里，把王东岳比之如牧师，并无贬损意。“行行出状元“。在这个充分分工，急需合作的时代，任何领域，能达至卓越，皆可助益于人。比如，霍金名动天下，并非黑体辐射说，而是科普作品《时间简史》；圣保罗护教传道，成就了新约圣经；特丽莎不过一柔弱女子，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王东岳的粉丝很多，一个个激情洋溢，特易激动。前面“定义王东岳”之文，引来不少情绪。他们认定，王东岳无所不知，乃超越老子的哲学家；王老师口含天宪，惊为天人，乃众盼之“神”？面对这些出格吹捧，学术界却集体缄默，更是增添了几许神秘感。
中华的造神文化传统，缘起于“天人合一”思维，其模糊的整体观念，缺乏边界意识，难以做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像界限清晰的西方，任何一个牧师，不管传播福音多么有水平，永远只能是一个牧师，不可能因为讲得好，而成为一名神学家，更不可能因为得到大家追捧，而成为一个“神“。
统观王东岳讲座，基本归结于唯物主义一元论，遵循着理性至上原则，按照一条清晰的逻辑线路，用讲人话的方式，把所有他能涉猎的现代科技成果，一股脑串联起来，来补充证实达尔文式的进化学说。这种独具特色的创新教学之法，让那些被破碎的海量知识，填塞满头脑，眩晕迷幻得不知所以的人们，大呼过瘾：听王老师讲座，既学到了科技知识，又熟悉了哲学常识，还提升了逻辑思维，其醍醐灌顶，豁然贯通的快感，不得不忘情热捧。
为什么说，王东岳够不上哲学家呢？因为，真正达标的学术研究者，不只是宣讲周知的“常识”，而应该探究常识背后的根由，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现象。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亦是如此。
比如，早在19世纪末，于物理学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三者能完美结合起来。时人觉得，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只剩下一点修补工作。开尔文爵士于1900年，自豪宣称，“在物理学阳光灿烂的天空中，只漂浮着两朵小乌云，即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理论”。就是这两朵“反常”的小乌云，颠覆了经典物理学大厦，催生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这两门最前沿的科技成就。
再比如，王东岳煽情宣称，古希腊的多神论，带来雅典辉煌。而中世纪的一神教，遮蔽了人们的创造力，导致千年黑暗。这些属老生常谈，还在重复学术常识，并未深究“反常”，仅凭“神权遮蔽人性”，这一常识性解读，是不够的。
其实，一千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一瞬；一个欧洲对于人类世界来说，不过一隅，然而，就是在此一隅一瞬之欧洲，在貌似黑暗的中世纪里，竟然孕育着现代文明的胚胎，为未来现代性分娩，植入了根基。就像一个女人，想要生儿子，必须经历十月怀胎的纠结，还得承受一朝分娩的苦痛。中世纪的千年苦痛，把东方犹太一神信仰，注入欧洲肌体，催其完成从多神论到一神信仰的灵魂再造工程，助其思维格式化而升级。“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欧洲只有凤凰涅槃，才能用一神信仰，荡涤多神论污秽，打扫出干净的心灵空间，铸造出以神为本的基督精神，为现代文明的到来，预备宴席。
没有一神信仰，何来普遍性知识？按照多神论的解释，海里的风浪是海神掀起的，空中的风暴是风神负责的，山上滚落的石头是山神搞的鬼，牛顿手里的苹果，则是树神不小心掉下来的。不同地域的神，负责着不同的事情，何来普世机理？牛顿的伟大在于，他凭一己之力，把大千世界里的牛鬼蛇神，全部赶出自然界。他用万有引力，这个可感可测的东西，替代各种神祇，把海里的浪、空中的风、天上的星体运行以及苹果的落地等，全部统一到经典的物理学公式中，完成了地上与天上的统一。牛顿用科学之光，照亮世界，功德何其伟大。
当时，英国主教贝克莱，看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问“上帝在哪里？”牛顿竟然把上帝，也赶出了自然界。更能震撼人心的是，哈雷用牛顿的计算公式，准确预测了哈雷彗星再来的时间，轰动了欧洲。天空的星体运行，那可是上帝的专属地盘啊，牛顿竟然也能提前预知？科学袪魅宗教，这对于还未完全走出中世纪的欧洲，该是何等震撼人心。西方的基督教，走到牛顿这里，已蜕变成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虽未脱离一神教，却离无神论，只差一步之遥了。
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自然规律；上帝创造了人类，也赋予人类以理性的认知能力；上帝创造世界之后，睡大觉去了，上帝把世界交给了自然规律；人们通过研究，发现自然规律，也就触摸到了上帝的指纹，就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于是，牛顿把后半生，投身于神学研究，试图寻找到上帝，来把握第一因，以使其理论得以自洽，以使万物能得到终极担保。
事实上，人类仅凭自己有限的理性，是永远不可能探索到第一因的。理性探索不到第一因， 而理论建设又缺少不了第一因，那该怎么办？于是有了三条探索途径：
第一条路：“独断”的宗教之路。基督教作为最完备的宗教形式，独断形成的宗教教义，认定上帝就是第一因，上帝创造一切，自然界是上帝用数学写下之书。上帝无所不能，上帝无处不在，这种宗教精神，激励探索者探索自然，一旦有所发现，便跪拜在上帝面前，虔诚祷告，流泪感恩，如是催生现代性。牛顿走的就是这条路。
第二条路、“假设”的哲学之路。哲学孜孜以求的“本体论”，人言人殊。事实上，人类凭理性，不可能找到那永恒不变的本体。人们只能提出一个假设，并把这个假设视之为前提条件，再来建构起一套自洽的哲学体系。不同的假设前提，衍生出不同的哲学体系，此即西方哲学，异彩纷呈的原因。康德走上了第二条路。康德所走的哲学之路，意在界定“知识论”。他为了协调英国经验论与欧陆理性派之间，关于知识论的矛盾，提出了“现象、物自体”二元论，假设“物自体”，预设此前提，而给信仰留空间。同时，承认“二律背反”，这样才能完成三大批判，这一划时代的哲学成就。
第三条路：黑格尔走上了综合之路。此路，既要考虑宗教之路，又要考虑哲学之路，乃第一条路与第二条路的兼容之路，实质就是，如何协调信仰与理性、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矛盾之路。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纠结了西方两千多年。当初，奥古斯丁为把柏拉图的哲学，融汇进基督教神学，而形成了教父神学。后来，托马斯阿奎拉，为了把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融汇进基督教神学，而形成了经院哲学。由教父神学与经院哲学，豢养出来的神权至上者，把理性哲学，入神学奴仆，招致中世纪千年黑暗。黑格尔野心很大，他以亚里士多德第二自居，在本体论方面，以绝对精神代替上帝，名义上是哲学，实则是化了妆的神学；在方法论方面，他借用了中国专长的辩证法，以特创“正反合”的进步主义，代替老子“正反”的反者道之动，妄图在哲学、宗教之间，架设一条沟通桥梁，来回应康德的理性主义，以弥合康德的“二律背反”。
黑格尔恢弘的哲学体系，作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大厦，结果又如何？很可惜，培育了德国军国主义，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孕育了马克思主义，把天堂拉回人间，追逐乌托邦的结果，搅动东西两大半球之间，长达半个世纪大对决；也催生了后现代的解构思潮，到今天，还有什么值得信靠的东西吗？空前的虚无主义弥漫西方世界。黑格尔综合，带来如此不堪的时代回应，如此看来，如何协调理性与信仰，依然是时代主题。
王东岳最大的缺憾，在于其过分强调理性，独尊逻辑至上，缺少信仰维度，漠视宗教精神。如果没有终极观照，不考虑第一因，怎么可能有自洽的理论体系？怎么可能创造新思想，来解时代危难？王东岳号称解决了“二律背反”，弄出这么大的笑话，真让人担心。
王东岳做为“哲普家”，富有成效。他把众多的知识点，用自己编造的叙事方式，连贯成一条单向度的逻辑线，来补证达尔文的进化论，确实能让受众受益匪浅，值得点赞。
王东岳想做“哲学家”，得再进一步，找到立论的阿基米德点。当他把更多的知识点，连通成一个二维面的时候，他将发现，不只有一条逻辑线，好像到处是自洽的逻辑线，便多了哲学家的宽容，不再铁口直断。
王东岳还想做“神学家”，那得进一步提升境界。当他把所有的知识点，拓展成为一个三维体的时候，他便进入了超理性的信仰维度，就开始真正接近文化源头了。当他触及最高本质，那里才是创造性发挥的自由世界，他才能真正谦卑下来。
严重建议：在哪座山，唱哪山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