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是从吴江走出去的，曾经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名人，是吴江的一方水土养育了他，他也为家乡人民带来了无尚的荣耀。2010年恰逢费孝通诞辰百年，无论是作为费老的家乡人，还是作为费老的仰暮者、追随者，总感到必须把心里想到的话写出来，以寄托对费老的缅怀和哀思。
费孝通的成才离不开他的家庭
费老是幸运的，出生在江南水乡一个地道的书香人家。自南宋以来，吴地读书人家就比较多，也出了不少的人物，到明清时期，吴江的松陵、同里、黎里一带读书之风更盛，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读书世家，其中同里的费家、杨家就同属于江南典型的读书人家。费孝通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同里镇上有名的读书人，都考取过生员，外祖父杨敦熙还在每12年一次的乡试中考取了拔贡。父亲费璞安曾经留学日本，攻读的专业就是教育，在南通教过书，并做过江苏省教育厅的视学，虽然由于公务繁忙，没有过多的时间来直接过问费孝通及兄姐们的学习，但只要有机会，那怕是帮他腾校文稿这样的事，也是他检查督促孩子们学习的良好机会。因此，在孩子们的心中，父亲是很在意他们学习的。
对费孝通的成长和学习倾注大量心血就是他的母亲杨纫兰了。杨纫兰出生于当时同里“杨柳松柏”四大望族之首的杨家，是同里著名的书香门地，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学，接受过早期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殷实的家境、良好的教育、开放的思想，造就了杨纫兰是一位思想解放、敢作敢为、重视教育、关注孩子成长的好母亲。费孝通4岁就进了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蒙养院里除了教学生识字，还有做游戏、练跳舞、学唱歌、听音乐，使费孝通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杨纫兰对费孝通的教育从来不只是书本上的，思想上、做人上的教育更是一刻都不曾放松。为了让孩子们知道生活的不易，有一次病重在床，她把孩子们叫到床头，让他们把几年来的家庭日用开支作出统计，按各项开支多少画成直线，并列在一张表上，加以分析。结果，用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在上。她指着这张表对孩子们说，自己的理财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教育优先”。母亲病床前的这一幕情景和话语，给费孝通终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如果要问对费孝通影响最大的还有哪些人，那就要数他的几位舅舅了。大舅舅杨千里是费孝通从小心目中最最佩服的。按照费孝通自己的说法：拉一泡屎的工夫就能写出一篇文章。杨千里在家排行老二，老大是杨纫兰。他从小深受国学熏陶，文字功底深厚，写得一手好字，又师从吴昌硕治印。18岁进入上海南洋公学，22岁就与同乡金松岑一起资助邹容出版《革命军》，鼓吹革命。24岁加入同盟会，协助于右任、范光启创办《民呼日报》。还曾两度担任吴江县的县长，最后官至国民政府的代秘书长。从小，只要一说起这位大舅舅，费孝通总是充满了敬佩和向望。
除了大舅舅杨千里，费孝通另外几位舅舅也都是当时同里镇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如费孝通的六舅舅杨锡恩就是一位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只可惜在组织为安徽水灾筹款义演时不慎被演歹人的演员失手刺死。费孝通的八舅舅杨锡仁更是当年实业救国的著名人物，1910年18岁的杨锡仁南洋中学毕业，就参加了庚子赔款第二批公费留美学生的考试，全国共招70名，杨锡仁就以考试成绩第一被入取，同榜考取的胡适为第55名。1943年任外交部长宋子文驻美国特使，并参与组织了我国抗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的物资保障供应。还有十舅舅杨锡冶是我国动画影片的先驱；十一舅舅杨锡缪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曾参与了老上海标志性建筑“百乐门”、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设施北京太阳宫体育馆(今北京体育馆)、网球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等场馆建设。
对他产生的影响的当然还有他的几个哥哥、姐姐。费孝通曾写道：“回忆我自己儿童时的生活，至今我还记得的，对我思想行为最有影响的‘样本’是我的几个哥哥。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一有条件就学着做。”同样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后来，费孝通的大哥费振东成为南洋一带著名的华侨教育家；姐姐费达生成为我国知名的蚕丝专家；二哥费青成为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三哥费霍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
无论是杨家，还是费家，之所以能出这么多的人物，我想必定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这与江南一带深受吴文化的影响，注重崇文重教、尚德爱智、读书育人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更与费、杨两家作为书香门第、读书世家的古风遗训、家学渊源、深底厚蕴是密切相关的。所有这些遗传、品质、环境、氛围，都对费孝通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润雨无声的影响，也为他日后成才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费孝通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家乡
吴江是费孝通的故乡，也是他两次学术生命的起点。正如他在一本书中写到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我想这是作为一位智者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顾与感悟。这更是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既包含了费孝通对家乡的感恩，也体现了家乡对费孝通的包容。
费孝通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缘于费孝通对家乡和家乡人民深深的眷恋。他是那么的依恋他的家乡和家人，以至他在大瑶山痛失新婚爱妻，身心遭受人生沉重打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家乡，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以抚平那颗受伤的心。
在吴江开弦弓村姐姐费达生处疗伤期间，由于费达生在开弦弓村推广蚕丝业改革已10多年之久，众多蚕农都从中获得实际收益。饮水思源，他们无不感激费达生为大家带来的福利，费达生因此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村民们都尊敬地称她为“费先生”。由此，人们对他的小弟弟也十分热情，尊敬地称他为“小先生”。当地群众像欢迎“费先生”一样欢迎“小先生”。这位“小先生”一来到开弦弓村这片中国乡村工业的发源地，就被开弦弓村作为现代工业进入传统农村的现实和前景，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同时，家乡人民的真诚与热情，也给了费孝通莫大的鼓舞和信心，终于使他走出了亡妻身摧的阴霾，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中，也为日后《江村经济》的问世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费孝通回乡养伤作了开弦弓的江村调查，并写就了他的成名之作《江村经济》，属于无心插柳，那么从二访江村开始，就属于有意栽树了。1957年费孝通抓住一次难得的机会实现了二访江村，并写就了《重访江村》。虽然中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中断了23年，但费孝通在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以后，从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开始，前后26次访江村。作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世界著名学者和国家领导人，他在日理万机又年至耄耋的情况下，专门抽出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故乡，这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人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的太湖水，就像那传说中的“智慧泉”一样，每次回家乡，总能给费孝通带来灵感和收获。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乡镇工业在小城镇兴起，如何加强小城镇建设，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已成为费孝通思考的大问题。费孝通想到1936年初访江村时，坐家乡的手摇行船来到距离开弦弓村最近的小镇震泽。一到震泽镇的集市口，费孝通就被眼前看到的一条紧挨一条，起码有二、三百条大大小小的各式行般，几乎把市河都排满的景象所震憾。他再一次深深地感到，除了农村和城市，在中国还存在介于村与城之间的城镇。于是他决定深入研究这个“比农村问题更高一层的问题”。“小城镇，大问题”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乡镇企业，也是费孝通最早从吴江的乡镇工业发现之路中逐步加以认识和认知的。也正是通过对吴江和温州两地的深入考察，并发现了吴江与温州两地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才有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比翼双飞和齐头并进。
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之所以会发生或者能够发生，离不开费孝通对家乡人民的浓浓深情，也离不开家乡人民与费孝通的心心相印。费孝通每次回到家乡，家乡人民总是怀着殷殷真情来拥抱和守护这位远行游子。无论在生活上、情感上，还是在思想上、工作上，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奉献，这一切都给予了费孝通莫大的心灵安慰和思想寄托。尽管费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这样的情怀，一直深深地烙印在家乡人民的思想深处，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一提起费孝通，总会自然不自然地涌起一种思绪，流露出一种感慨，费老的音容笑貌也会随之浮现在人们的头脑中。
费孝通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国度
人们纪念费孝通、追随费孝通，当然在于他的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身居高位，但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他的思想、为人、作风与品格，和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崇高人生追求。可以讲，他实现了一位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想境界和人生价值。“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是他人生的忠实写照和始终追求。他博大的胸怀、深邃的思考、崇高的境界和沉沉的牵挂，都决定了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度、达到了人类的终极思考。
人们已习惯于把他看成一位大师，一位真正的大师。尽管现在被冠以“大师”的人很多，但像费孝通这样，能被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就不太多了。因为大师有大师的风范、大师的成就和大师的情怀。作为民族学家的费孝通，他开启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先河，他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所负责的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实践证明是扎实而富有成效的；他所积极倡导的关于少数民族的自治工作，也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并至今产生着积极的效果；他所领导创办的中央民族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的优秀人才；特别是通过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段，已经成为指导我国民族工作根本指导方针。
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为《江村经济》所写序言，充分肯定了《江村经济》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里程碑的地位。从他后来撰写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著作中，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中国传统社会，什么是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也正是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改革开放之初，在他的竭力倡导下，才有了中国社会学科的恢复，并承担起重建的重任。而且把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倡导乡镇工业发展，到鼓励小商品市场建设；从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到推进社区建设；从总结“苏南模式”到推出“温州模式”；从推动城镇化发展到提出区域经济的概念；从支持开发区建设到提出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沿线城市为腹地的长三角经济振兴计划；从大力倡导西部开发到全国一盘棋，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巨大变化，我们都能从中清晰地看到费孝通的身影，听到费孝通的声音，而且至今还是那么让人记忆犹新。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和把握是深厚而清醒的。无论是他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了解，还是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无论是英国期间的留学生涯，还是美国的讲学生活；无论是作为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还是作为当代哲人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忧虑和思索，都决定了他对文化的理解是深刻而久远的。他所提出的“文化自觉”决不是随随便便，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斟酌的，是对西方社会所宣扬的“文明冲突论”的一种回应和解答。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观点，更是以古老的东方智慧，柔和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人和一的思想，向世人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这也是费孝通作为一名学者、一位仁者、一个老人从内心深处向全人类发出的最真诚、最美好的呼唤！
吴江市社科联 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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