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慈悲与智慧——宗教雕塑艺术
藏传佛教艺术
七世纪西藏开始接触佛教，八世纪印度的金刚乘取得优势后，西藏各派皆先显后密，以密部为最高最后的阶段，晚期又由于无上瑜伽坦特罗部经典大量翻译，使西藏建立了最完整最忠于梵文原典的金刚乘体系。
藏传佛教在宗教修行上特别重视怛特罗密法，在造像题材上双身像和忿怒像是其所特有，造像风格上受到克什米尔风格（十四世纪以前）、八至十二世纪中的东印度帕拉风格、尼泊尔艺术、于阗、敦煌等地的影响，十五世纪以后新添了中国风格。整体而言，十四至十八世纪因工匠的独当一面以及译经完整，教理昌明，仪轨完备，是西藏本土特色最鲜明的时期。
明 十五世纪 青铜鎏金南天王立像 西藏
西藏 十五世纪 青铜鎏金大黑天立像
大黑天护法是佛教的守护神。是"大自在天"的化身，尊作战神。据说礼祀此神，可增威德，举事必胜。
西藏 十五至十六世纪青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西藏 十二世纪 青铜鎏金阿弥陀佛坐像
西藏 十七至十八世纪 青铜鎏金坐佛莲花坛城
北朝佛教造像艺术
北朝皇帝好佛，以佛教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同时积极参与营寺造像等宗教活动，在帝室的影响下，贵族豪门、民间百姓无不竞相营造，广建功德，佛教艺术遂成为时代艺术精华之所在。
北朝佛教以法华经、维摩诘经和涅盘经为主，造像多为释迦、弥勒及观音，造像风格从北魏早期的雄壮，中期渐趋清秀，晚期的繁复，到东魏北齐的沈静，不仅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同时传达了当时的宗教气氛。
北魏 太和元年铭
青铜鎏金释迦摩尼佛坐像
尊像和台座合铸而成，背光另铸。青铜胎质致密，镀金厚且与胎连接紧密，金色黄带赤，作工精良。台座两层，上层为须弥座，仰覆莲瓣，台侧饰以唐草文，座前两立雕狮子，回首转身，姿态威武。下层方形座，开波浪状门，两侧均雕供养人，上排唐草文连环成排，台座雕刻精致。
背光外圈U形火焰纹熊熊围绕，和主尊气势相映，益增雄浑气势，是太和新样式，内圈四佛和头光中的二佛一起共同形成七佛。
背光后面亦雕刻精巧，分为三层，上层中央塔形内释迦和多宝佛并坐。塔外左右两侧文殊持如意和拿麈尾的维摩相对而谈，表现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场面，中层中央释迦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两侧各两比丘跪坐、菩萨胁侍，下层中央诞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侧摩耶夫人攀树而立，太子自右胁诞生，右侧龙王浴佛，帝释天和梵天两旁跪坐，下层最外侧两长方形榜题，现字迹已不清。背光不仅内容丰富且构图安排秩序井然，场景紧凑，无疑是五世纪太和期的精品。
隋 开皇六年铭青铜鎏金二菩萨并立像（左）、北魏 太和二十二年铭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中）、北朝 六世纪下半叶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右）。
北魏 太和二十二年铭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北朝 六世纪下半叶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隋唐佛教造像艺术
隋唐帝王大多支持佛教，随着国力雄厚疆域扩张，与天竺接触频繁，唐僧西行求法，天竺僧侣东来，带来大批经典，为佛教注入新生命。又由于高僧辈出，佛教界不断思索真正适合中国的宗教，发展出各大宗派，在与中国固有思想融合下，使佛教彻底中国化。
隋唐佛教鼎盛，佛教艺术达于颠峰，印度传入的造像稿本，丰富了造像题材，天竺所重视的立体感和审美意识巧妙的融入中国造像特有的流利线条中，在写实精神的主导下，饱满圆浑的人体、描绘细致的衣饰和柔软自在的动态表现，不仅充分掌握艺术的形式，同时传达作品的内在性格，将庄严的神性，和谐地溶入人间性格之中。
隋 开皇六年铭青铜鎏金二菩萨并立像
盛唐青铜鎏金七世佛像
盛唐青铜鎏金佛坐像（左）、盛唐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中）、隋至初唐 七世纪上半叶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右）
盛唐青铜鎏金佛坐像
盛唐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隋至初唐 七世纪上半叶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左）、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右）
唐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青铜鎏金菩萨跪坐像
唐 天祐二年铭 镀金铜板舍利塔
此塔由可重组的四部份相互迭置而成：塔基、塔身、覆钵和塔刹，以铜片敲击成型，外镀金几已尽退。塔基为须弥座，下三层，上二层，侧刻直线，仿砖砌效果，中间最高层每面开三云形窗，基座内层顶部浮雕莲花，中央一圆孔，直径三公分。基座正面三边刀刻铭记。塔身四面各开一圆拱型龛，龛上左右各立二人，龛侧柱上各一立鸟，尖喙羽冠，翼丰微扬，塔身四面接合而成。四龛分别为四本生故事：尸毗王割肉饲鹰救鸽－菩萨右腿侧伸，左腿盘坐，右上一人持剑，右前一人持秤；月光王捐舍宝首－菩萨头上一树，是系发所在，二人持剑分别立于菩萨头上和头前，一人在前下方伸手捧接；慈力王割耳燃灯－菩萨半跏而坐，一手置一人头上，外围众人环绕，座前三羊低首；萨埵太子舍身饲虎－菩萨右手似持如意状物，侧身弯两膝似飞身而下，座下二虎。人物间均以镂空处理。塔顶每面二山花蕉叶形，每片分二层或三层，一部份可辨识为佛诞生、浴佛、掷象、剃发，可能是佛传故事。塔顶浮雕莲花，略突起成丘，代表覆钵，中一圆孔，塔刹固定其间。塔刹以相轮、宝珠组成，由剎柱贯穿。
宋、辽及大理国的佛教造像艺术
五代以来士大夫阶级兴起，取代贵族成为推动宗教与文化的主力，佛经故事成为民间说唱的话本，寺院俗讲的内容加入历史故事，佛教完全融入庶民的生活之中，佛教中国化更为彻底。因此宋代造像风格趋于平易近人，也由于绘画成为艺术主流，雕刻中常被寓以绘画的意趣。
辽代王室信佛者众，贵族及民间盛行刻经、念佛、建寺和造像等佛事。辽代早期造像承绪唐代余风，十一世纪发展出自我的风格，神情端严，不苟言笑，上身挺直，肌肉雄健，表现契丹民族特有的雄强风格。
大理国帝室崇佛，廿二位国主中有九位出家，开科取士，悉取僧道，并以僧道为官，上行下效，佛法昌隆。佛教宗派以密教为主，受到中原内陆很大的影响，并吸收道教神祗和当地的本主崇拜，内容庞杂浅俗。观音信仰特别盛行，观音图像众多，和毗邻的东南亚亦往来频繁，造像风格多变，形成富地方性色彩的宗教艺术。
宋 青铜鎏金大日如来坐像
宋 青铜鎏金菩萨坐像
辽 青铜鎏金菩萨半跏像
宋 青铜鎏金菩萨坐像
明 青铜鎏金坐佛三尊像
明清佛教造像艺术
明清两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的传布己无需仰赖皇家贵族的扶植，佛教教徒致力于经典的校刻和流通，使佛教思想的流布益广，虽然明清时期在佛教教义和理论上没有太大的创新与突破，但是佛教基本教义早已透过法会等活动，深植民心，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离的一部份。
明清造像多为了延命、祈子、招财、进宝现实的利益，因此多崇拜世俗色彩浓厚的各种观音、地藏和大肚弥勒等。造像风格趋于规律化，姿态僵硬，着重外在的装饰，造形和神态与世俗人无异，缺少宗教作品神圣的特性。明清宫廷并有藏式佛像的制造，虽然遵循西藏造像的仪轨和量度，不过精雕细琢，装饰繁琐，往往忽视了作品内在的张力，追求外在的装饰，庶民色彩十分浓厚。
明 青铜鎏金抱子观音菩萨坐像
明 青铜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明 青铜鎏金阿弥陀佛立像
明 青铜鎏金菩萨半跏倚坐像
明 崇祯四年铭 青铜鎏金佛塔
104 图书文献特展室
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
清雍正十三年武英殿校刊本
清 十八世纪 钺刀、嘎巴拉供碗
清 乾隆 右旋白螺
清 喀章嘎(天杖)及幡带
铜镀金杖，作六角形；杖首为珊瑚瓜、金镶松石十字杵、三世佛首；在过去佛首端有嵌孔，原应接铸有金刚杵。
西藏 十八世纪 萨迦派祖师像唐卡
《龙藏经》
是清朝康熙皇帝，奉祖母孝庄皇后之命，动员百名僧众，以金箔、金粉抄制，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相传看过的人，会有七世福报，是台北故宫镇馆之宝。
清 康熙 藏文龙藏经
內府泥金藏文写本 縱33cm，橫87.5cm
藏文泥金写本《龙藏经》是藏传佛教三宝之一的法宝，其內容亦即《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共收显密经典1057部，分为秘密、般若、宝积、华严、诸经、戒律六大类，全经計108函，康熙八年于內廷写造完成，是历代中央政府所制作最精美、版帙最庞大、現存年代最久的一部《藏文大藏經》。
宝积部
五色经帘 秘密部 清康熙八年内府泥金藏文写本
上下外护经板 般若部 清康熙八年内府泥金藏文写本
108 贵胄荣华-清代家俱展
博物院收藏著一批主要来自清代恭亲王府的紫檀木家俱。紫檀自古就是名贵的木材种类，质地最坚；份量最沉，色泽或不如黄花梨那般华美亮丽，入眼却是一种非常静穆沉稳的感觉。而这些家俱虽源自一处，其时代风格却包含了从十七到十九世纪者，所以原本并非全然成套。但顺应现代混搭的流行风，本展览仍尝试相互组配出分属两种环境的组合：一是热闹的起居之室；另为宁静的文房之所，并且参考清代院画中的场景，置入各色书画、清玩及陈设器，让本来失去了真实环境，而局促在展柜里，角色变得有点模糊的文物，重新归属到原本的空间中。
起居之室
文房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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