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建筑由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先生领衔设计，总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建筑高度38.5米，地下2层、地上5层，是老馆建筑面积的3倍多。
外观造型呈三殿式，总体布局对称、简练、统一、稳重。
新湘博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从鼎的意象、气势和文化精神内涵入手，转化出湖南省博物馆的新馆建筑外形。
内部设计大气、通透，感觉特别空旷。
新馆建立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两个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临时特别展览的展陈体系。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
湖南的历史文化，是“湖南人”自身创造湖南区域历史、积累湖南区域文明的过程。因此，策划反映湖南地区历史文化的基本陈列，只有围绕“湖南人”为展示核心，历史和文明才有灵魂与内涵，才能成为本地区乡情宣传、教育的平台，才能成为外地游客系统了解湖南地区历史文化的窗口，才能起到传承历史、启迪当下的作用。
本陈列从“湖南人”第一人称的自身来展示湖南的历史与文化，分别向观众解读湖南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与发展轮廓是什么样的？即第一部分“家园”；接着展示这里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现在的湖南人是如何形成的？即第二部分“我从哪里来”；然后诠释湖南人是如何获取生活资源的？即第三部分“洞庭鱼米乡”；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况以及相关生活习俗，即第四部分“生活的足迹”；最后提炼总结出湖南人的精神气质是什么？即第五部分“湘魂”。五部分层层递进，彼此融为一体，十分自然地做到展览要“见人见物见精神”的目的。
入口
前言展室
入口左侧是前言说明展板，右侧是中国五千年气温变化曲线。里面是前言展室。
前言
中国五千年气温变化曲线
基本展示了中国气候的变化情况，整体趋势上是由暖变冷，由湿变干的过程，目前处于一个小温暖期
展室中间是一个湖南省沙盘，四周弧形的展板是从46亿年前地球开始形成到现代的演变图示。
弧形展板还放映反映湖南的其它影视资料。
第一部分 家园
展厅局部
湖南古人类遗存分布示意图。
地质年代与生物演化示意图
湖南的“地质文化层演变”，自下而上：生土层、战国文化层、秦汉文化层、魏晋文化层、隋唐文化层、宋朝文化层。
湖南历史沿革
展柜
从左至右依次为：大熊猫牙齿化石、鹿角、鹿趾骨化石、中国犀化石、恐龙化石、蕨类化石、三叶草化石等。
三叶草化石，距今5.6亿年前寒武纪的海洋生物，2.4亿年前二叠纪灭绝。三叶虫化石是划分地址时代的主要标准，反映了湖南地质沧海桑田的变化。
蕨类化石
为最早陆生植物，繁盛于石炭纪，该类化石表明在石炭纪湖南地区已有陆地露出。
恐龙化石
湖南发现二十余处白垩纪恐龙化石，包括芙蓉龙、甲龙、鸭嘴龙、霸王龙等，是湖南地区生态演变的直接见证。
中国犀化石
它是南方“剑齿象-大熊猫-中国犀动物群”的重要成员，在上世纪晚期灭绝。中国犀化石在南方地区出土较多。
鹿角、鹿趾骨化石
梅花鹿是亚洲东部特有的动物种类，曾广布于中国各地。鹿类化石常常与人类化石相伴生，可能是远古人类狩猎的对象。
大熊猫牙齿化石
小型大熊猫出现于更新纪早期，中晚期几乎遍布中国东、南部。当时的大熊猫与剑齿象、古人类共同繁衍，是湖南自然生态演变的见证。
第二部分：我从哪里来
1、先祖
虎爪山遗址出土石器
石核（距今5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1988年湖南津市龙爪山遗址出土）
砍砸器
石片
尖状器
“石门人”下颌骨化石、牙齿化石（距今约1.6万年-2万年前旧石器时代，1982年湖南常德市石门县燕儿洞遗址出土）。1982年在石门县燕尔洞发掘出人类股骨，这是湖南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考古学称之为“石门人”。
2010年——201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道县文物局在福岩洞一直持续工作了4年，在此发现了47颗人类的牙齿化石以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39种，其中灭绝种物有巴氏大熊猫、鬣狗、剑齿象、南方猪等。
2015年10月15日，由中国科学院多位研究员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该论文宣布在道县乐福堂乡福岩洞古人类遗址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表明8万至12万年前，现代人在该地区已经出现，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此项研究以可靠的地层年代数据和详实的化石形态特征提供了迄今最早的现代类型人类在华南地区出现的化石证据，填补了以往缺乏的现代类型人类在东亚地区最早出现时间和地理分布的空白，对于探讨现代人在东亚地区出现及扩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我国学者在现代人起源研究领域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道县古人类牙齿与其他古人类牙齿比较：人类牙齿形态在演化过程中存在规律性的变化，不同族群的牙齿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时代越早，牙齿尺寸越大。早期人类牙齿比较粗壮，表面有复杂的形态特征。现代人牙齿形态越来越简单。
玉人首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4000年）
1986年石门县丁家山出土 石门县博物馆藏
青白玉雕刻，头戴冠，后插梳形饰，双耳戴环；外眼角上挑，内眼角下钩；眼眶、眼珠凸出，唇厚，颈长。被认为是“三苗”形象。
《战国策.魏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表明今湖南地区是古三苗活动区域。
商周时期，湖南地区尚未归入中原王朝管辖，文献对境内多族居民有“三苗”、“南蛮”、“荆蛮”等不同概称。考古发现有古越人、濮人和巴人等族群的实物资料。三苗，中国上古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三苗考古发现 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今湖南北部)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之间，即长江中游以南一带。
陶面具（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时期，约前3300-前2600年，1986年湖南澧县宋家台遗址出土）
灰陶质。双眼斜立，鼻子凸起，张口露齿，被认为是“三苗”神像。
2、早期族群
战国“戊（越）王”铜矛
越人，商周时期广泛分布于江南地区的古老族群，泛称“百越”。湖南境内主要属于“杨越”支系，湘东北、中部、南部是其重要活动区域，大致与“三苗”所居的“左彭蠡，右洞庭”重合。
战国靴形铜钺（20世纪60年代衡山霞流出土（古越人代表器物）
战国 人形柄铜匕首（1974年长沙树木岭出土）
通长、援宽3.5厘米；人高8.6厘米
1974年湖南省长沙市树木岭一号墓出土
柄为立体人形，人圆眼高鼻梁，挽圆饼发髻，长辫垂及肩，两耳佩有粗大的耳坠，上身着短袖衣，袒胸露乳，腰系短裙，裙上有尖角形、条形花纹，赤足。似为江南古越族所制兵器。
战国铜钺
钺由新石器时代作为复合生产工具的穿孔石斧演变而来。斧用于战斗后，人们便将它的刃部放大，名之为钺，“钺者，大刃之斧也”。钺还有另一特殊用途，即作为王权的象征物。早期甲骨文字中，“王”字的象形颇像钺之形，王字下面一横写作月牙形，像钺之刃口。
战国 靴形铜钺
外撇足鼎（古越人代表器物）
春秋 牛角耳铜盖鼎 1982年湘乡何家湾出土
通高22.8厘米，口径19.8厘米
此鼎的形制，与同时期的鼎比较，具有以下的特点，一般的鼎，耳为稍有弧度的长方形或半环形，此鼎的耳部上面伸出牛角状纹饰，同类鼎耳目前仅见于湘乡和宁乡。多数鼎以子口承盖，盖面隆起，此鼎平盖，耳部处有凹字形卡扣。还有足的外撇幅度比其他地区的鼎足要大。鼎上装饰以“S”形云纹为主。
同类型的鼎多见于南方地区，属于古代越人的产品。
春秋 铜鼎
春秋 铜鼎
春秋 铜鼎
濮人铜剑
濮人，濮，或作“卜”，发源于涪（fu）水流域，支系繁多，被称为“百濮”。湘西北的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商周时期濮人主要活动区域。这些地区的濮文化与“三苗”和“荆蛮”文化交织并存。
史籍记载，沅水中游一带盛产丹砂 ，辰州濮人以开采丹砂为业。宽格、扁茎，是战国时期濮人铜剑的重要特征。
巴人，起源于巴蜀地区，商周时期部分进入湖南，从巴文化器物出土地域看，湘西武陵山地区为其主要活动范围。巴人与湘西等其他族群相互融合，演变为湘西土家族的主体。巴人崇尚白虎，以“勇锐”著称。虎钮錞于、柳叶形剑、多耳铜矛为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战国 铭文铜矛
1958年常德出土
柳叶形扁茎剑
剑体短呈柳叶形，无脊，中央稍隆起；无格，腊与茎呈自然过渡；扁茎，茎上有孔穿，应为接柄之用。
虎钮錞于
通高35厘米，肩宽29厘米
青绿色，整体器形如碓头，横剖面呈椭圆形，胎质较厚。虎形纽，盘作椭圆形，鼓肩收腰，腰上部两面各饰有虎纹，下部饰变形花纹一周。此器铸造精良，花纹独特，是春秋至汉代流行的錞于乐器中的珍品，盘上精致的虎纽及腰上的虎纹，对研究先秦湖南的土著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錞于正面雕刻一白虎跃然于上，白虎四爪向前，威猛霸气，表现了巴人对白虎的崇拜。
多耳铜矛（战国，1984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出土）
3、商人南下
商代早期已有中原人越过长江，到达石门皂市。晚期，殷人的一些支系和氏族因战乱离开湖北盘龙城，进入湘水、资水中下游。殷人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开启了湖南的青铜文明。
商“戈”提梁铜卣酒器
卣作椭圆形，子母口，有盖，卣内盛酒，盖上器盖，酒香不会外溢。器身装有提梁，便于提拿。器盖、器身上装饰有凤鸟纹，凤鸟是一种吉祥的鸟，也是中华民族最喜欢的的神话动物，商代晚期在铜器上开始出现，西周时期相当盛行。出土时，器内有三百多件玉器。如此贵重的铜器和玉器于一起，显然是作为财富窖藏的。
器盖和器内底有一“戈”字，是族徽。戈族在夏商时期是中原地区的旺族，许多铜器上都可以见到同样的铭文。“戈”族器物在湖南地区出现，应当是部分“戈”人至少在商代晚期已经来到了这里。
“庚戈父”铜鼎（商，1959年湖南宁乡市黄材镇出土）。
商“癸冉”提梁卣（1963年宁乡碳河里出土）
“冉”族是商代的中原大族，与王室有婚姻关系，其族徽多见于商周青铜器。从出土看，“冉”族活动广泛。商亡后，其中一支进入湖南。
西周“旅父甲”铜尊（1981年湘潭青山桥出土）
高28厘米，口径22.2厘米
尊为酒器。此尊的形制、纹饰等方面都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特点，器内有“旅父甲”三字，应是“旅”氏家族的，也是西周早期的器物。此器在湘潭地区出土，又仅此一件，与其同出的器物中有“戈”等族的器物，还有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属于古代越人的器物，这件器物的来源就值得思考。根据同出器物中最晚的器物确定其窖藏的时间在西周晚期，此尊来到湘江流域的时间就只能是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而来的方式则可以有多种考虑，可以是中原地区的人带来的，可以是交换来的，也可以是本地人掠夺来的，无论何种方式，都可以认为，湘江流域在西周时期与中原地区是有交往的。
凤鸟纹觯
通高19.9、口径9厘米
年代：商晚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1 世纪）
1981 年湘潭县青山桥窖藏出土
酒器。敞口，束颈，鼓腹，圈足。器体瘦高，口足均呈喇叭状，颈部一纹饰带饰凤鸟纹，凤鸟形状长喙长尾，长尾分歧，羽下垂，圈足内壁有铭文“戈”另一件圈足内部有铭文“ ”，纹饰形制相同。
商周“父乙”铜器
高16.8,口径22.9厘米
1956 年石门出土
食器。口沿外侈，腹下收，矮圈足，腹两侧有耳，耳有垂，口沿下和圈足有涡纹与夔龙相间排列的纹饰带，口沿下饰有对称兽首，腹内有“父乙乍 ”四字铭文。
“父乙”，多见于殷墟甲骨文卜辞和中原商代青铜器，是做器者对生父的称呼。湖南“父乙”铭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均为中原风格。
兽面纹爵
商晚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1 世纪）
通高19.8，角流径17.2
1981 年湘潭青山桥窖藏出土
柱高挺，顶略呈半开的伞状，鋬耳饰牛首，鋬内外壁上饰父乙，柱外侧饰字。柱顶饰云纹与弦纹，腹部剖面略呈椭圆形，上腹及流角下饰兽面纹，细密的云雷纹与兽面纹交织，兽面的眼珠突起，眼眶大致呈臣字状。
4、楚人治湘
楚式铜器 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材料可知，楚人分东西两路进入湖南，首先由西路自郢都（今湖北江陵）进入洞庭湖西北岸、澧水中下游及沅水下游地区，即今常德地区，时间约在两周之际；东路在春秋中期由湖北鄂县进入湘江中下游，即今岳阳和长沙地区。
春秋 铜鼎 1993年汩罗高泉山出土
春秋铜簋 1993年汩罗高泉山出土
春秋铜簋 1993年汩罗高泉山出土
楚式兵器 随着楚国政治、军事势力的扩展，凭借精良的兵器和尚武精神， 至战国时期，湖南基本纳入楚国统治。楚国势力主要分布在湖北江陵至长沙、益阳、常德、临澧的交通线上，其中以湘中地区最为集中。
楚式兵器之带漆鞘铜剑、玉格铁剑、春秋铜剑。
楚人好剑，有佩剑之习、赠剑之尚、舞剑之俗。根据剑茎、刃部的不同功能，采取不同的配方铸造成双色铜剑，并通过镀锡等防锈工艺保持剑的锋利；同时铸造了更加锋利、坚韧的铁剑和钢剑，秦昭王盛赞“楚之铁剑利”。同时广泛运用金银、玉石或玻璃饰剑，体现楚人的审美风尚。
戈
由头、柲（bi）、鐏（zun）组成。戈头横刃，能钩能啄（跟啄木鸟似的）可推可掠，杀伤力极强。柲的长度根据需要而不同，战车用长柲，步站用短柲。部分有刻铭、错金银、镶嵌、细线刻镂等装饰。
鸟纹铜戈
西周“楚公”铜戈
此戈为三角形援，援表面有大小不一的黑色椭圆形斑块，这种斑块为其金属成分所致。内一面有篆书铭文五字“楚公□秉戈”，排列于内端至一侧。此戈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楚国有铭铜戈。
矛
矛是用于直刺和扎挑的长柄格斗兵器，由头、柲、镦组成。矛头有宿迁叶、阔叶之分，部分刃部带系，楚人广泛使用棱脊、窄叶式，或铸有铭文、错金银饰。
铜铍、铍鐏（战国，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
铍长34.5厘米，刃宽4.4厘米，鐏长10.6厘米，銎径2.4厘米
铍为有柲长兵器，属刺杀兵器。这件铜铍连柲长1.62米，约与人高等长，应属步兵使用的兵器。
锋刃部分似剑，有双边刃，形近矛。后端为扁形或矩形的茎，用以装柄。茎的近端处开有圆孔，以便穿钉固定。茎后有带铜鐏的木柲痕迹。铍与矛的区别主要是装柄方法不同：矛是将柄纳入矛筒中，而铍是铍茎插入木柄中，外用绳等捆绑，属于矛的一种变形兵器，多为中下级军官使用。
鸟形铜戈柲帽
柲帽是覆于戈顶部的装饰物。
鐏
戈柄下端的圆锥形金属套。
箭镞
箭镞形制有铤式、銎式之分，双翼、三翼之别，材质有铜、铁两类。
5、北人南迁
秦汉以来，每逢中原动荡都导致北方居民大量南迁，两晋之交、唐末、北宋天年，是北人南迁的三重要时段，湖南是其重要留经地。北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促进了湖南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湖南出土 一批带有铭文的北方兵器，其中“郑左库”为郑国左库铸造兵器，“六年格（梧）命韩臾工师公冶良”为三晋兵器，“上郡武”“武安”“廿年相邦冉造 西工师鬼新（薪）”均为秦国兵器。这些兵器应为南迁的北人或驻军带入。
移民带来的土墩墓葬俗
2010——2011年，在常德南坪乡发掘的西汉到到新莽时期21座土墩墓，出土了铜器、陶器等各类文物650件，器形与同时期湖南地区出土物略有差异，主要流行太湖流域，这在湖南等中部地区属首次发现，是外来移民入湘的物证。
汉 铜博山熏炉
汉 铜壶
汉 铜钫
汉 铜鼎
反映中原人定居里耶的简牍
2002年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出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秦并六国后，湖南成为平定南越的军事前沿，有来自阳陵（今陕西咸阳）等地中原秦兵戌守湖南，之后部分定居下来，也有南阳（今河南）人移居湖南的户籍简牍。
唐 青釉模印贴花舞蹈人物纹壶
1999年长沙窑蓝嘴岸遗址出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高17.9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13.2厘米
唐 褐斑贴花“张”字款执壶
1959年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
高22.5厘米 口径5厘米 底径15厘米
喇叭口，鼓腹，平底。流及两系下分别贴三块模印褐斑。一块为坐狮，另两块为一串串硕果累累的椰枣图案，椰枣为西亚常见果树，也是长沙窑模印贴花勤于表现的内容之一。狮与椰枣互相映衬，呈现出一幅热带风光下的动物画，西域风格跃然瓷上。有一椰枣正中有一“张”字，当是作坊主的姓。
唐 三彩釉瓷杯
长沙子弹库出土
唐 邓俊墓志
1978年益阳赫山庙出土 益阳市博物馆藏
据墓志可知，墓主邓俊祖籍南阳，祖上潭州为官，后留居长沙。邓俊曾为岳州长史，是北方人为官湖南并定居的典型代表。
岳阳茆山宋墓
此墓为青砖砌成的三层券顶防水结构，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墓中出土8件宋代耀州窑青瓷碗、盘和斗笠盏。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看，墓主当是北宋末年南迁的北方移民。
宋 敞口印花盘
宋 青釉刻花深腹碗
南宋 王趯墓志 1960年长沙杨家山出土
墓志残存320余字。据考证，墓主王趯祖籍山西太原，太原王氏是自六朝以来直至隋唐的豪门大族。这支太原王氏分支随宋廷南迁入湘，为湖南王姓来源之一。此墓志印证了两宋之交，北方人口迁入湖南的史实。
6、江西填湖广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江西填湖广”是历史上重大移民事件。大批江西人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迁入湖南，至今仍有湖南人十之八九来自江西之说。也有部分湖南人及进入两湖的部分移民，再西迁至川、黔地区，故又有湖广填四川之说。
方志所载江西移民 江西移民入湘，在各地县志多有反映，如益阳县迁入了447族，其中洪武朝109族；明代醴陵县迁入了296族，仅洪武朝占200族；湘阴县迁入83族；醴陵县“土著亦仅存十八户……洪武年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今江西）人尢多”；沅陵县“邑中老籍有开封者，有江南者，尤以江西为最多……今所指土著十之八九皆江西人”；元末兵乱，桃源县人口锐减，“赣省吉水、丰城、南昌等县人，遂于洪武、永乐时纷纷迁至”。
7、民族大家族
原住居民与不断迁入的移民相互融合，又各自保留其文化特征，促成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土家、苗、侗、瑶等56个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家族，形成了绚烂多姿的多元文化。
历史时期湖南“蛮夷”族群一览表
朝廷对“蛮夷”的管理
六朝时朝廷对少数民族采取相对自治的管理模式，通过册封蛮夷首领为王、侯、君等不同爵，赐予驼、蛇等钮官盒子，管理所率族群。“率善”意为率部归顺。族群大者，族名放在“率善”之前；小者置于“率善”之后。此类印章反映了当时湖南“蛮夷”族属众多，多已纳入朝廷管辖。
土司制度是一定历史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共，通过 “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目的的一项政治制度。始于唐五代的羁糜制，历经宋至清，长达八百余年。湖南的土司管理区域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区，先后设立了十八个土司，以永顺、保靖两大彭氏土司势力最大。土司制较大限度地保护了区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南朝 蛙纹铜鼓
东汉 虎钮铜镦于
秦汉时期，湖南 境内的土著族群，被统称为“蛮”，并以所居地域分别名为“武陵蛮”、“长沙蛮”等。从出土较多的镦于看，“武陵蛮”的一部分为巴人后裔。
永顺宣慰司用青花瓷碗（第一排）、土司官印（第二、三排）。其中最大的是：清康熙 “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印”铜印。
土家族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唐之前文献中均以“蛮”概称，宋代开始称“土人”，1957年1月确认为土家族。2010年湖南土家族有263万余人，主要分布在湘西、张家界、常德石门及怀化沅陵、溆浦等地。
打花铺盖
织绵，土家语称“西兰卡普”，意为打花铺盖，宋明时作贡品。原料以丝、棉、毛绒为主，色彩斑斓，图案多达200余种，主要取材于动植物或吉祥符号。
挑花方巾
挑花是土家族重要工艺之一，图案多反映其风俗习惯、历史故事等，体现了对生命和性灵的追崇。
八宝铜铃 司刀
土家法师“梯玛”所用法器有八宝铜铃、司刀、牛角号等。法事时梯玛跳八宝铜铃舞，唱梯玛神歌，歌词叙说本族的起源、迁徙、信仰禁忌与生活习俗等。
苗族
苗族奉炎黄、尧舜时期的“九黎”、“三苗”为始祖，在其迁徙过程中有一支苗族先民沿沅江进入湘西地区。2010年湖南苗族有206万余人，主要分布于湘西、邵阳城步与绥宁，以及怀化麻阳、靖州、会同、沅陵等地。
侗族
湖南侗族历史上有“仡伶”、“飞山蛮”、“峒”等多种称呼。2010年湖南侗族近86万人，主要分布于怀化通道、新晃、芷江、靖州、会同和邵阳绥宁等地。
瑶族
瑶族支系繁多，湖南主要有“盘瑶”、“花瑶”、“过山瑶”等。其族源有“苗瑶同源”、“源自山越”等不同说法。2010年湖南瑶族有71万余人，主要分布于永州江华、江永、蓝山、宁远，郴州北湖区、汝城、资兴、桂阳、邵阳隆回、洞口，怀化通道、辰溪，衡阳常宁及株洲炎陵等地。
清 神祀画 永州市市博物馆藏
此画共14幅，包含道教题材、盘瓠崇拜、舂糍粑、刺绣等内容，反映了瑶族历史传说、生活习俗及与他民族的交往。
女书
江永流传一种只在妇女女性范围内使用的神奇文字，内容多从女性视角描写婚姻家庭、个人情感、歌谣谈话等，用纸书写或绣于布帕，被认为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女性文字。
湖南民族方言互动视频
湖南主要民族相关统计图表
如：民族分布与人口比例；主要民族DNA等。
第三部分：洞庭鱼米乡
湖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适宜农作物的种植与生长。约在15000年前，先民便开始人工栽培水稻，并创烧陶器用以粮食的烹煮与储藏，使定居成为可能。经过历代耕地的开发与耕作技术的进步，唐宋以后湖南粮食开始大量外输，到明清时期发展为“天下粮仓”，为湖南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与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湖南史前稻作文明之旅
列举15000年到4000年，生产工具、陶器、栽培稻等方面的变化。
中国最早的城——城头山古城复原模型
距今6300——4500年的城头山城址，发现有壕沟、城墙、居住房屋、大型祭坛、氏族墓埋葬、灌溉设施完备的水稻田等遗址，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的高度，是中国最早的农业聚落之城。
陶釜 旧石器时代（距今15000——13000年）
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用于烹煮食物，类似于今天的锅。制作相当原始，胎体厚达2厘米，泥片叠筑而成，烧成温度低。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陶器。
此器单独陈列于位于展厅中间的玻璃柜中。
1、稻之源
9000年前、8000年前、7000年前、6500年前、5000年前栽培特征的水稻种标本。
世界上最早有人工栽培特征的水稻标本。
稻作文明
为了种植和守护稻谷，人们放弃了迁徙生活，从洞穴走向开阔的河谷平原，搭房建村定居。稳定的食物来源导致了人口增加和聚落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分工、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权力分配的形成。随着耜耕农业向犁耕方式的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人群与聚落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于是，城池开始出现了，私有制产生了，人类开始迈向文明社会。
原始耕作
石斧 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4000年）
石 铲 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4000年）
生活用陶
道县玉蟾岩遗址发出了距今约15000——13000年的陶器。从蒙昧时代过渡到野蛮时代，人类发明的陶器既解决了稻米的存放与炊煮熟食问题，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反过来又促使了稻作农业的以展。
陶 釜 新石器时代（距今6500——4500年）
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炊煮器
鼎、釜、锅，用于炖煮食物；甑用于蒸饭食等。城头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惚质炊煮器，不仅有煮、蒸器物的分类，同时炖煮也有不同的器型，反映了以稻米为主食的先民日常生活的复杂化和精细化。
兽面神徽陶簋 新石器时代（距今8000——7000年）
1991年黔阳高庙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三联陶罐 新石器时代（距今6500——4500年）
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双耳陶罐 新石器时代（距今8000——7000年）
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彩绘红陶瓶 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6000年）
1979年安乡划城岗遗址出土
红陶鬶 新石器时代（距今4500——4000年）
湘乡岱子庙遗址出土
兽面纹陶盘 新石器时代（距今8000——7000年）1991年黔阳高庙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陶 缸 新石器时代（距今6500——4500年）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八角星纹白陶盘 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6500年）1978年安乡汤家岗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鹰嘴乳突陶罐 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5000年）1974年澧县三元宫遗址出土
2、稻之兴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稻作由原始栽培发展到字正腔圆耕细作。金属农具和牛耕的出现，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原人口的南迁，加强了耕地的开发与作技术的进步；南方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粮食产量逐步提高，到了隋唐时期湖南出现了仓廪充盈的盛况。
改进生产工具
先秦时期，人们借助休耕改良土壤，并逐渐掌握了各种作物的最佳生长期，根据时节合理安排农事。生产工具从石器、青铜器到铁器不断进化，同时出现了牛耕，耕作效率大有提高。
铜器锄耕 先秦时期稻作处于石、铜器并用的刀耕火种阶段。铜器农具产要用于砍伐山林、开沟排灌、除草培土等，其中斧、锛，砍削工具；锸、镐、铲，掘土工具；刮刀又称削，可以刮麻、削竹等。
铁制农具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开始出现，对农业生产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与铜制农具相比，铁器更加锋利、坚硬，效率大为提高，也有利于山地的开发。据文献记载，西周时一人耕地不过十亩，战国时可耕地百亩，产量达一百五十石。从出土的大量铁制农具看，铁器已较为普及，汉以后成为主要农具。
战国 铁锄
1963年长沙牛角塘出土
战国 铁钁
1963年长沙牛角塘出土
战国 铁锛
汉 铁锸
牛耕铁犁
汉唐时期牛耕技术在湖南地区进一步推广，一些山区各永州、道州等地已普遍采用牛耕。唐代出现的曲辕犁，可调节深浅，省力省工，更适宜南方水田。考古发现了唐代的铁犁，说明至迟在唐肛湖南已普遍推广犁耕。
汉 铁犁头
唐 铁犁头
宋 铁犁头
铁犁头 1974年长沙阿弥岭出土
耕作技术进步
随着工具的改进，农业生产逐渐走向精耕细作。汉代发明犁壁，铁犁牛耕技术得到改进和推广。唐代发明曲辕犁，在湖南地区得到普遍推广。耕作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明清时斯“湖广熟，天下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壤改良
汉唐时期已掌握了肥料与农作物生长期的匹配关系，南方地区摸索出一套以谷壳、稻杆饲养家禽，以粪肥田、稻田养鱼的良性生态链，形成了种植与养殖相结合的不农经济结构。出土大量的家禽家畜及其围栏明器，便是当时小农生产模式的见证。
东汉陶猪圈模型
猪是汉代南方小农家庭肉食的主要来源，也是财富的象征。为了积肥，汉代设计了厕所与猪圈相连的建筑，时称“溷”。
绿釉陶厕猪圈 1953年长沙月亮山出土
通高15.5厘米，圈径18.5厘米
猪圈为圆形亭阁式，圈近似圆形，其上镂空有圆形、三角形、不规则形状，表现杆栏构造，镂空的长方形示意为门。圈内一侧建亭子，亭内有蹲厕，并有一螺旋上升的楼梯通往厕所，其下便是猪圈，圈内有猪。猪圈施绿釉，底无釉，胎粗松，胎釉结合不太好，釉面有剥落。这件猪圈虽为陪葬明器，但意义重大，它展示了汉代猪圈的真实面貌：其一、杆栏式结构，这种构造适合我省潮湿多雨的气候特征；其二、人厕猪圈一体，可知汉代人早已开始使用肥力很高的人猪粪混合肥料，直至今日湖南的山区仍然可见这种猪圈；其三、猪圈内的猪与现代饲养的猪有所不同，汉代的家猪仍具有野猪的某些特征，如：嘴长且翘、背部拱起、鬃毛浓密。
东汉陶鸡舍模型
鸡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之一，可提供蛋、肉。鸡粪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料，含有较高的氮、磷、钾。鸡舍圈养，有利于鸡粪的集中利用。
陶鸡舍 1954年长沙陈家大山出土
东汉 褐釉陶狗
高30厘米，长40厘米
褐釉，灰胎，胎质坚硬。陶狗双耳竖起，怒目圆睁，张嘴龇牙，前胸外鼓，腹部紧收，四腿直立前倾，尾部向上卷起，凶巴巴吠状。陶狗的脖子和前胸套有项圈并有凸起的项圈环，用于拴绳索，应为看门狗。汉代养狗之风盛行，也非常流行陪葬低温铅釉陶狗，品类众多，有食用狗、看门狗、观赏狗等。
东汉 绿釉陶狗
西汉 陶牛
记载垦田的里耶秦简
2002年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对于里耶秦代简牍发现的意义，学界认为它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其研究成果将大大填补史料的缺佚。它的重要性在于将极大地改变和充实人们原有的知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里耶秦简对于秦史的重要性不亚于甲骨文对于商史研究的意义，它将从根本上改变秦史研究的面貌。
记载税米的三国吴简
1996年长沙走马楼古井出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西汉 稻谷 粟
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汉墓出土
展柜局部
西汉“万石仓”滑石仓 1974年长沙阿弥岭出土
粮仓模型，可以拆卸，仓顶有凸起的瓦棱；仓门可关闭，一侧门框上刻有“万石仓”三个字。古人储谷用曰仓，储米用曰廪。
唐 陶碓 1956年长沙黄土岭出土
唐 陶磨 1971年湘阴桐子山出土
东汉 陶粮囷 1978年长沙地质局子弟学校出土
陶粮囷 粮仓方形称廪，圆形称囷。汉代仓底多高于地面，也有底部完全架空的杆栏式造型，以利于防潮。故仓门前设有台阶；仓房开有窗户以通风。仓顶往往立有凤鸟或鸡造型，寓意驱鬼避邪。
3、天下粮仓
宋元明清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快了耕地开发，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高产作物的引入与推广，水利工程的兴建，粮食产量快速提高，湖南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与贸易中心，从明代“湖广熟，天下足”，到清代“湖南熟，天下足”，湖南的农业地位日趋凸显。
引进高产作物
坦山岩劝农记
这是中国第一劝农碑刻,意义重大。
耕地开发
湖南拥有广阔的洞庭湖区和丘陵山地，为扩大耕地面积，湖区则围湖造田，修筑堤坝既可灌溉防洪，又增加了耕地；山区则修筑山塘，把山林开发成梯田。清代，官府鼓励垦荒措施得力，耕地面积迅速扩大。
山地开垦
明清时期耕地面积扩大。
湖南熟 天下足
清 湘潭响塘义仓章程石碑
清末湖南仓储体系完备，各地设有常平仓、储备仓、社仓等，后均称义仓。光绪年间全省仓储达235万石。该碑立于1888年，记述了粮仓管理事项与措施，印证了湘潭号为“小南京”和“米市”的富庶繁荣。
箩筐、秤杆等
各种农具
湖南运往汉口、上海、广州的大米，逐年递增。
第四部分“生活的足迹”
“生活的足迹”以时间顺序，共分为，从“青铜时代的南方礼乐”、“湘楚风情”、“大一统下的小农家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风尚”、“重心南移后的品质生活”、“从宗族社会到近代化”6个大时段，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湖南人的生活片段。
1、青铜时代的南方礼乐
鼎彝以礼神
古人以礼器盛酒食祭祀神灵、祖先。湖南礼器多沿用中原器形，食器以鼎、簋、鬲等为主；酒器以尊、爵、卣、罍为多，器形较食器高大，纹饰精美，尤以动物造型最具特色，反映祭祀当中更注重酒器，或间接佐证湖南稻作农业的优势。
鼎彝以礼神
商 陶器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商代早期，就有商人越过长江，到达洞庭湖地区。石门皂市和岳阳铜鼓山遗址都是典型的商代文化遗存，出土鼎、觚、箭簇等铜器和铸造铜器的石范、铜渣以及中原文化特征的陶器，同时还出土了带有土著文化特征的器物。宁乡炭河里遗址以及周边区域出土的大量器物，表明这里曾是商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青铜文化中心，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岳阳铜鼓山商代遗址出土陶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第一展台
上排
刻划纹陶甑
陶鬲
陶鼎
下排
陶假腹豆
勾连雷纹陶豆
第二展台
印纹陶斝
陶斝
陶爵
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土陶器
第三展台
陶釜
第四展台
陶簋
陶鬲
青铜器展厅局部
展厅中间三个玻璃柜，分别放置：“皿而全”铜方罍（左）、人面铜方鼎（中）和豕尊（右）。
商豕尊（酒器）1981年湘潭九华出土
豕的两眼圆睁状，两耳成招风状，长嘴上翘微张，犬齿尖长，背上鬃毛竖起，四支刚健，臀、腹滚圆，生殖器刻画仔细，活脱脱一头野公猪形象。头部阴刻兽面纹，腹、背、盖面为鳞甲纹；四肢和臀部饰倒立的夔纹，夔首反顾，夔尾盘曲，并以云雷纹填饰；盖孔呈椭圆形，腹空，实测容积为13升。
该器前后肘部的圆孔分别为21和21.5厘米，直径1.4厘米，两边对穿，腹内为圆管状，是供抬绳穿系而特意设计的，圆管与尊身二次铸成，然后焊接。值得注意的是，该器当年使用过程中曾多次修复，大体有六处：第一处颈、背交接处；第二处，臀部；第三处，盖钮；第四处，左边犬齿；第五处，猪鬃的左侧。从这些修补处，可以感受到当年使用的频繁。该尊造型独特，青铜器中仅此一例，世间少有，视为镇馆之宝之一。
商 人面铜方鼎（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
长方形体、二直耳、四柱足。器四角有较高的扉棱。器腹四面各高浮雕出形象相同的人面，人面方圆、高颧骨、隆鼻、宽嘴、双目圆视、双眉下弯、双耳卷曲。腹内壁铸铭文“大禾”二字，字体宏伟有力，寓意祈祷谷物丰收。此鼎器形雄伟，在装饰上又以人面为饰，更为孤例。人面的形象极为奇异，给观者一种望而生畏、冷艳怪诞的感觉，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青铜器精品。该鼎腹饰人面，足饰饕餮纹，造型古朴威严，凝重结实，体现了奴隶主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个鼎是经过后期修复的，它的命运跟司母戍鼎有点像，它被一个农民砸成碎片当废铁给买了，这就是对文物的无知，以及缺少文物保护意识。后来多亏了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位老专家，马不停蹄的赶到黄某家里找到废品站，幸好到的及时，否则就被扔进熔炉里冶炼了。
这尊人面方鼎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尊人面纹铜方鼎，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也是湖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商“皿而全”铜方罍
1919年桃源茅山峪出土
2018年荣登《国家宝藏》栏目，由黄渤、王嘉作为其国宝守护人，演绎其前世今生。“由于历史原因文物盖身分离，2014年经过一个世纪，身盖合一，完罍归湘，圆了湖湘乃至中国文博界、收藏界、艺术界流失海外重器重回故土的'大梦'，充分见证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这是皿方罍的入选理由。
皿方罍1919年出土于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今架桥镇栖凤山村茅山峪组杉园山),器盖高28.9cm，器身高63.6cm。器盖铸有“皿而全作父己尊彝”八字铭文，呈庑殿顶形，器身则铸有“皿作父己尊彝”六字铭文。皿方罍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全器以云雷纹为底，饰有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雄浑庄重、富丽堂皇，可谓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堪称“方罍之王”。
皿方罍的历史价值引人瞩目，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也跌宕起伏：出土之后，由于当时中华大地灾难深重，器盖与器身便天各一方，器盖入藏湖南博物馆，而器身流转海外近百年。直至2014年，器身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场，在各方的通力协作下，使其回到其出土地，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这段文字中，“皿”是器主族氏名，“而全”才是器主名字，“己”，是器主“而全”先父受祭拜的庙号之名。皿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大族，1977年陕西陇县韦家庄发现了一件皿氏族人的青铜簋，年代与皿方罍相同。这件簋出土于一座西周贵族的墓中，其主人与皿方罍的主人，显然是同族人，“而全”与他的父亲当是商周之际，身负某种使命来到湖南的周人。
这尊罍器形之大，造型之精美，世间少有，内刻的铭文，是皿氏一族存在、延续的见证。但是就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年代，器身和器盖分离了，器身不幸流落海外，辗转各地，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2014年在佳士得拍卖公司以2000万美金的价格促成了皿方罍器身回国，这是多么惨痛的代价，多么悲催的离合故事。
四周的展柜分别是酒器（二个）、食器和乐器。
酒器
盛酒器、温酒和提酒的器皿统称酒器。主要包括：爵、斝、觚、觯、尊、兕觥、卣、盉、方彝、罍、壶、勺等。
酒器（一）
四羊方尊、牺首铜尊、牺首铜尊、 牺首方铜尊和牺首铜尊。
四羊方尊（复制品）
原物1938年宁乡月山铺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高58.3厘米，重34.5公斤
是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尊的颈部铸有蕉叶，蕉叶上的花纹叫夔形纹。蕉叶的底部饰有兽面纹，肩部有四条龙蟠缠在四周，尊的腹部分别铸有四只大卷角羊，突出尊外。羊的背部及胸部饰有鱼鳞花纹。两只前腿和尊的底部铸在一起，上面也铸满夔形花纹。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间合范的地方，都铸有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遮蔽合范时可能产生对合不正的纹饰，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使方尊的形象在宁静中有威严感。全器上下以细雷纹为地，线条光洁刚劲。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就很难达到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
商 牺首铜尊 1996年华容东山出土
通高73.2，腹径39.8，口径61，底径31厘米
容酒（水）器。大敞口，折肩、折腹、腹部、高圈足。腹部饰兽面纹，肩部有3个圆雕的牺首和3只立鸟相间排列。以云雷纹为地，纹饰粗大，特别是其地纹，比一般铜器上的地纹要粗大，腹部和圈足间有三个很大的“十”字形镂孔。该器造型高大，装饰精致，与著名的四羊方尊等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代表了湖湘文化在早期青铜时代已达到了极高的艺术与科技水平。
商 牺首铜尊（1971 年岳阳新开兴隆青龙屋场出土）
高65.2、口径52.5、底径29.5厘米
容酒（水）器。大敞口，折肩，肩部分立有三牛首和三个扁身立鸟，此外，牛首上还各饰有相同的扁身立鸟。腹部饰全分解式兽面纹，两角间有一对匕形饰，兽身下有夔纹。圈足上有方形镂孔。圈足下似有三个小矮足，应为浇注口。
1962年在废铜收购站偶然发现的。当时铜尊已严重破碎，经文物工作者精心修复，方使这件艺术珍品重现原貌。
商 牺首方铜尊 20世纪50年代常宁出土
高54厘米，口径34.4厘米
商 牺首铜尊
商代中期（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这件尊口部侈大，超过肩径，肩部丰圆突起，圈足较低，是商代早中期常见的式样。肩腹部兽面纹结构紧密，兽目及躯体上与方整齐排列的羽状纹饰更见绵密，兽面的主干和地纹没有明显区别。此尊的肩部有三个牺首，体现了商代中期铸造技术的发展。
象尊、兽面纹铜瓿
象尊 （1975年澧陵狮形山出土）
酒器。作象形，象鼻与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椭圆形口，酒可以从此注入，是一件既具艺术价值，又具实用价值的铜器。商铜象尊看上去栩栩如生，但仔细观察，却可以看出象尊的躯体比自然界中的象躯体要短，艺人们在制作此件器物时有意把象的躯体缩短，却使人看上去仍是一件形象逼真的绝佳艺术品，可见其处理手法的巧妙。器上装饰有龙、凤、虎、兽面等纹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象鼻上的凤鸟和虎纹，既保持了象鼻的特点，又塑造出了一只凤鸟和虎，其装饰艺术确实是匠心独具。
商 兽面纹铜瓿、铜斧 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
容酒器。出土时内装224件铜斧。瓿流行于商周，湖南多出土于宁乡。是至今发现最大的铜瓿。
西周 夔龙蕉叶纹铜罍（1954 年湘阴县出土）
通高28.5，通宽41，口径17.5厘米
容酒器。侈口，颈部内敛，肩部丰满，肩上有一对夔龙形耳，弧腹斜收，圈足较高。带有夔龙形耳极为少见。肩部饰凤纹和夔龙纹，凤纹与夔龙纹相间排列。腹部饰6组下垂的蕉叶纹，每片蕉叶均以两条相向的立式夔龙组成。肩腹部纹饰以一圈重环纹相隔。
酒器展柜（二）
铜爵、铜觚、铜觥、铜盉和铜壶
背面展板上五张图片是流失在海外的湖南出土青铜酒器。
虎食人卣（法国赛努奇博物馆）、虎食人卣（日本泉屋博古馆）、象尊（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双羊尊（大英博物馆）、双羊尊（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
商 铜爵
爵 饮酒器，三足，“像雀之形”。《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后引申为贵族等级的象征，后世“爵位制”即源于此。出土爵少量发现烟炱痕迹，似可温酒。
西周 铜觚
饮酒器，通常与爵或斝组合使用。
商 兽面纹铜觚（中） 1976年宁乡黄材出土
高25厘米，口径14.7厘米
酒器。喇叭口，束颈深腹，喇叭形高圈足，圈足上有两个对称的十字形镂孔；腹部和圈足上饰兽面纹，圈足内有铭文。器物上幻化了的动物图案呈现出神秘之感，加之配以沉稳的器物造型，使其更加显得凝重。这件兽面纹觚是商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商 牛形铜觥 1977年衡阳市郊出
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此牛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此觥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
西周 龙首鋬铜盉 1990 年代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出土
通高25厘米，通宽 32厘米
调酒器。此盉侈口，长颈，分裆三蹄足。器盖上有一盘踞的卧龙，龙头凸起为捉手。器盖上有三条短扉棱。器身一侧有龙形鋬，龙首凸起，鋬下有垂耳，似龙尾。器身另一侧有一龙形流，流口为龙头。颈部饰有龙纹，并间有涡纹。腹部饰有夔龙纹并以云雷纹衬底。此盉造型别致，独具特色，体现出西周时期湖南地区铸造青铜器的高超水平。
商 兽面纹提梁卣（1957年湖南株洲废铜厂收集）
高40.5厘米，口长 11.8厘米，口径11.6-15.7厘米
酒器。子母口，弧形盖，盖上有瓜棱形小纽，盖面上有四道扉棱；长直颈，器身横断面椭圆, 腹上部两侧有龙相联成提梁，龙背上有扉棱，腹下部两侧各有三个上下排列的浮雕立鸟。颈上饰两道弦纹，腹上部饰尖叶角，圆目中空、面部凸起的兽面纹，腹下部饰相同的兽面纹，但角为长直的牛角，两侧有倒立的夔纹。以圆雕凤鸟为扉棱的青铜容器少见。
各种铜卣
盛酒器。文献及器铭中常见“秬yu鬯chang（黍和香草西酿的酒）一卣”。卣用于日常生活与礼仪中。湖南出土商、西周卣数量较多，形制多样，以流传海外的两件虎食人卣造型最为奇特。有些卣出土时内盛玉器。
商 “癸举”铜提梁卣（1963年炭河里出土）
高25.9厘米，口径11.9×14.6厘米
酒器。椭圆形，子母口，鼓腹，圈足，盖顶和器身饰四道扉棱。器身装有提梁。盖面上饰两组卷云状角兽面纹，盖缘上饰蕉叶纹，颈部饰八条夔纹，器腹饰两组卷云状角、脚爪夸张、尾下卷的兽面纹，两侧有倒立夔纹。圈足饰夔纹。盖、底内有“癸 ”二字铭文。出土时卣内有玉珠、玉管等1100余颗。
商 铜鸮卣（1966年长沙东山宝堤垸出土 ）
口径12.2×15.7、高24.4厘米
酒器。由相背的两鸮构成，口部椭圆形，索状提梁，环状钩连，圈足上有四矮足，颜色翠绿。盖已失后配。
商 铜鸮卣、玉器
1986年双峰出土双峰县文物管理所藏
商 铜鸮卣（1956年株洲征集）
高23.7、口径7.8×11.6厘米
酒器。盖已失后配。鋬耳为兽形，提梁作绹索纹，已残断。下有四足。器腹主纹之间或主纹线条、轮廓之上有细密的几何纹。器外底单线条刻画飞鸟纹。
食器
有鼎、簋、甗、簠、敦、豆、卣、鉴、盉等 。
鼎 主要用于煮肉或盛肉。商周时期鼎既是祭祀、宴飨等礼仪的核心重器，也是生活用器。湖南出土的鼎有圆、方、分挡等形制，其中以人面纹方鼎最为独特。
商 兽面纹铜鼎
商 兽面纹铜鼎、涡纹铜鼎
1996年望城高砂脊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西周 回纹铜鼎
鼎腹部带有回纹、乳钮，造型精致。
商 兽面纹铜鬲鼎（1962 年宁乡黄材栗山张家坳出土 ）
通高18.2,口径14.9厘米
商 兽面纹铜鼎
西周 夔龙纹铜鼎 1946年桃江马迹塘出土
西周 越式铜鼎（1981年湘潭青山桥出土）
其造型与装饰异于中原，足截面呈半圆形，具有越式风格，同形制的鼎在湖南多有发现。左鼎底部有烟炱（tai），应为使用痕迹。
商 乳丁纹铜簋（1956 年株洲征集 ）
高18厘米,口径24厘米
食器。口沿外侈，腹下收，矮圈足，颈部和圈足上有扉棱。颈部有对称的兽首，两边各排列同方向的两鸟，腹部斜方格内饰有乳钉,圈足饰鸟纹。
西周 兽面纹方座铜簋（1979年株洲南阳桥出土）
1984年9月，株洲县废旧公司铜仓库收购。口径22、方座长20、宽19、通高26厘米。簋敞口，平沿，圆鼓腹微下垂，圈足，圈足下有方形器座，腹两侧置龙首形环耳，下垂小珥。颈部饰一圈凤鸟纹，腹部正中饰兽面纹两侧对称分布凤鸟纹，圈足上饰一圈凤鸟纹，方形座饰兽面纹。
西周 铜马簋 （1981年桃江连河冲出土）
此件铜簋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之纽，铃舌已失。肩部浮雕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前足后曲，后足伸直，两马臀部相对，马首是另铸焊接的，卧马之间饰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饰卷眉凸眼的凶兽面，兽面之间有长垂冠，勾利嘴，长尾巴的凤鸟4只，器座较长的两边铸立马4匹，每两匹一组，头向相反，昂首竖耳、头小、颈长、身短、蹄粗、尾长下垂，尾毛根根可辩。座身两长边浮雕马身，马高马长均为16厘米。器座较短两边饰兽面纹。
器形与兽面纹，与中原相近，而上下两层的马纹与立马独具特色。胎壁较薄，纹饰凸出，器内随之内凹，地方特色显著。
西周 四系铜簋（1979年长沙征集 ）
通高14厘米、口径19-19.8厘米
敛口、折肩、圈足。肩腹之际施一周索状弦纹，自腹部向上斜伸，有四个绹索状环形系。与四系相间对称设四道扉棱，并以之展开四组简体兽面纹。圈足上浮三道三股辫纹。此器造型独特，造型似竹编器，南方风格明显，器形少见。
商 三羊纹铜鬲（1958 年株洲征集 ）
通高22.8、口径14.7厘米
食器。两耳立于口沿上，长颈，分裆，三个柱形空心足。颈部饰一周斜线勾云纹，腹部饰三组大卷角的羊纹。
袋形腹，能扩大受火面积。商代晚期后，袋腹逐渐蜕化，演变成盛粥器，并饰有精美花纹。
西周 兽面纹铜甗
蒸煮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名甑，以蒸食物，底有带孔的筚；下部为鼎或鬲，用以煮水。整体相当于今天的蒸锅。
宁乡炭河里遗址
湖南商至周青铜器大部分出土于宁乡黄材及其周边区域，结合宁乡炭河里遗址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城墙基址，以及出土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表明此地可能是独立于商、周中原王朝之外的方国中心。
铙镈以娱神
楚地好巫，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但其渊源更早。早在商周时期祭祀礼仪中，本地乐器重于礼器，以铜铙（nao）最具特色，高大厚重，有自己的演变体系；绝大多数铜镈（bo）出土于湘江流域，湖南可能是其发源地，并影响到其他地区。
商 象纹铜铙
铙，打击乐器，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商代象纹铜铙，使用时器柄向下，而发声的铙体则向上，演奏时敲击口部，敲击起来声音洪亮。它虽然看似厚实笨重，制作却精细讲究。器物的上部两侧分别立着一只卷鼻小象，器身的粗犷厚重和纹饰的繁缛精美、兽面的抽象神秘和象纹的写实鲜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商 虎纹铜铙（左）（1959年宁乡县老粮仓师古寨出土）
通高70厘米，铣间宽47厘米
钲部作合瓦形，有甬，甬上有旋，甬中空与腹腔相通。钲部主纹为弧形粗线组成的兽面状，四周边沿和甬部饰云纹，鼓旁两侧各饰一立虎，隧部饰有一兽面。铙为乐器，经过测音，得知此铙不同的部位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湖南地区出土铜铙数量较多，多为单个出土，但与此铙同出的却还有4件，后来在距离不远的同一山坡上又一窖出土10件，可见铜铙也不全是单个出土。对于成组出土的铜铙，是否存在着面组的乐器，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在10件铜铙中，有的认为其中9件是编铙。但在9件铜铙中存在着型制大小和纹饰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否存在编铙，但从一窖出土5件和一窖出土10件来看，当时拥有者应当是同一主人，也就不能排除当时多件铜铙同时使用的可能。此铙形体厚重，击之声音宏大，是我国南方商时期铸制的大铜铙中的代表性作品。
商 立象兽面纹铜铙（右）（1959年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出土）
通高71厘米，铣（xiǎn）间宽46.5厘米，重67.25千克
对于铙（náo）这种乐器的名称，目前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钲（zhēng），有的称铎，还有其他的称呼，但在目前较多的文章称为铙。铙为敲击乐器，其甬与腹腔相通，有的甬上无旋，不能系挂，只能是仰击。湘江流域出土的同类铜铙数量较多，此件铜铙特殊的是鼓部有立象，钲周边有虎、鱼和乳钉相间排列，粗大的变形兽面纹线条上还有云纹。经过测音，得知此铙不同的部位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铜铙大都是单个出土，对于这些铜铙的时代，目前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在西周时期，有的认为在春秋时期，但多数文章根据铜铙的形制，纹饰及同出的伴随物判断是商代晚期。
商末周初 四虎铜镈(1985年湖南省邵东县)
重13.4公斤,高32.5厘米,壁厚0.8厘米。
口顶之平面均呈椭圆形,顶横宽18.2厘米,纵宽12.5厘米,口横宽26.2厘米.纵宽20厘米。顶中央有一小方形孔,纽呈倒U形,高10.2厘米,上饰云雷纹。附饰两对扁身虎,虎通长15.8厘米,翘尾咧嘴,两两追逐而下,表现的是下山虎的威风。正背两面中部各附凤鸟一只,鸟身长20.3厘米,高冠,卷尾,几欲凌空,鸟身和虎身依部位不同而勾勒有阴线纹。鸟饰与虎饰正好构成四条对称扉棱。镈身主题纹饰为兽面纹。近顶、口部位各有一圈纹饰,分别饰乳钉八枚,乳钉之间饰近似米粒的小圈点,每五个一组,构成梅花点形。
在镈左右两侧自上而下有一道明显铸痕,纽与四虎正好铸在这道铸痕上。由此推测:镈的主体部分由前后范分铸,纽、虎饰、鸟饰分铸好再焊接上去。
商末周初 兽面纹铜钹（资兴出土）
商 豕磬 2012汨罗曹家村出土 打击乐器
器身作豕体,豕鼻上卷,背脊上有5个凹形棱脊,脊棱下有一穿供穿绳悬挂。豕体表面分布9枚形状一致大小有序的乳丁,其间填云雷纹、鱼鳞纹和漩涡纹,通体荫绿。
2、湘楚风情
列鼎而食
鼎的功能开始分化，有烹煮的镬鼎，盛放熟食的鼎，盛放配料的盖鼎等。此外，炊具还有蒸饭食的甗，食具有盛放饭食的簋、敦，以及盛放腌菜、肉酱或调味品的豆。食器材质除陶、铜外，还出现铁、漆木等。
战国 铁鼎 1971年长沙窑岭出土
战国 铁鼎 1971年长沙窑岭出土
春秋 虺纹铜鼎
战国 陶镬鼎 1971年湘乡牛形山出土
战国 几何纹铜甗
战国 蟠虺纹铜簠 1959年益阳市郊出土
战国 勾连云纹铜豆 1965年湘乡新坳31号墓出土
高23.6厘米，口径17.5厘米
豆为盛食器，文献记载中豆是祭礼中的重要器类。圆形，分盖和器身，器身盘较深，喇叭状圈足，盖和器身相似，但捉手较矮，造型优美。通体饰几何形和勾连状云纹，从纹饰看，原来似有镶嵌物，现已失落，镶嵌何种质地的物资不清，而在战国时期镶嵌物的种类很多，有金、银、铜、绿松石等。此豆的纹饰精细，线条流畅，所镶嵌的线条细小，无论镶嵌何种质地，都显示出当时的镶嵌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春秋 蹄足铜敦
1982年湘乡何家湾出土
春秋 动物纹提梁铀卣（1980年衡阳赤石村出土 衡阳市博物馆藏）
高50厘米、最大腹径38厘米
此提梁铜卣出土于湖南湘江流域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它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铜卣相似，但盖上和腹部装饰的蛇纹、蛙纹等，不见于中原商周同类器物。加之形制、纹饰相近的铜卣湖南湘潭还有出土。因此，这件铜卣应是湘江流域越人仿制中原西周铜卣的作品。越人在先秦两汉时期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地区，秦汉以后大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与今天的壮族、侗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卣铸造精良，可知春秋时湘江流域的越人已有比较发达的铸铜水平。
春秋 蟠虺纹铜鉴 1965年湘乡牛形山27号墓出土
高14厘米，腹径31.5厘米，口径32.9厘米，底径21.7厘米
圆盆形，卷唇，平底下置三矮足，两耳作兽鼻衔环。器身花纹分四层，一、三层饰云雷纹，二、四层铸有突起的管状乳纹，器内近口处饰云纹。鑑为生活用器（水器）。此鉴铸造精细，构思巧妙，保存完好，是研究湖南地区当时的青铜冶炼技术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价值。
战国 云纹铜樽 1952年湖南长沙市砚瓦池790号墓出土
通高15.8厘米，口径21.6厘米
酒器。颜色褐黄。器作扁圆形，盖隆起，上有提环。盖面满饰细密云纹，中间有一周弦纹将其分界为内外两组。盖口有器卡两个。器身为直口，平唇，近口沿处有一对铺首环耳。腹直稍收，大平底，下有3只小蹄足。
战国 龙首虺纹提梁铜盉 2002年湘乡征集
通高33.5厘米，口径22厘米，腹周长125厘米，环耳径9.5厘米
有盖，盖已不能揭开。小口，直领，圆肩；肩上有提梁，鼓腹，圜底，其下焊铸三蹄足。盖顶平，其中央有半圆钮，饰双兽首纹，钮外饰两周蟠虺纹间以一圈同心圆。提梁作双兽首半圆形，首有双角，凸目，张口。与盖相连的提链已缺失。梁身满饰绹索纹。腹部饰蟠虺纹带一周，上下边缘各饰一道凸棱纹。腹之前侧有一兽首管状流，流上满饰鱼鳞纹，以曲折纹相间隔。兽首昂起，曲颈，凸目，张口。后侧焊接一龙形扉棱，龙顾首，弓身，卷尾，作张口欲噬之态，三足上部饰浮雕兽面纹。
战国 云纹铜杯 20世纪50年代长沙郊区出土
战国 铜舟
战国 铜尊缶
战国 铜壶
战国 云纹提链铜壶 1957年湖南省博物馆出土
战国 铜编镈、铜甬钟
对面展柜
右侧部分
漆器
东周时期，铜作为战略物资多用于制作兵器，而作为食具的漆木器，以其轻巧，便于清洁 以及外表华丽逐渐盛行，漆器制作工序繁复，造价高昂，主要流行于贵族阶层。
战国 彩绘圆涡纹漆案
1975年湘乡牛形山出土。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用餐器具，案足低矮，以适应跽坐用餐。案上陈设耳杯、盘、盒等食具，反映了当时的分餐食礼。
战国 方形漆盒 1980年临澧九里出土
战国 彩绘云纹漆耳杯 1970年长沙道坡山出土
战国 彩绘云凤纹漆耳杯 1984年常德夕阳坡出土
战国 狩猎纹漆樽
这种筒状造型、一侧置鋬[pàn]的三足器物，过去学术界一直称之为“奁[lián]”或“卮[zhī]”，直至一件自带“酒樽”铭文的类似器物出土，人们才得知其真实的器名与用途。樽为古代盛酒之器，漆樽在楚墓当中尤为多见。战国时期，漆器制作出现了卷木胎新工艺，即用薄木板卷成筒形，在衔接处用漆液黏合、木钉卯接，再装上把手，粘接厚木胎底，既轻巧又牢固。此樽即采用此法制作而成，反映了楚国制漆技术的高超。
狩猎纹漆樽展开图
战国 漆耳杯 常德桃源出土
战国 铜盘 1964年长沙黄泥坑出土
春秋 羽状纹双环龙耳铜浴缶 （2002年湘乡征集）
通高33.5厘米，口径22厘米，腹周长125厘米，环耳径9.5厘米
水器。此件缺盖，小口，短直颈，折肩，鼓腹下内收，平底。肩部饰一对象首半环耳，下有卷曲的象鼻。环上套有提链，提链由三节组成，两头为大圆环，由中间两根带小环的铜条两节。腹部饰三周羽状纹，以宽凹弦纹相隔，中间一周纹饰内饰八个凸起的对称圆饼状纹饰，圆饼中间为同心圆纹，外为细卷云纹。提链上饰绹索纹。
春秋 蟠虺纹铜浴缶 1965年湘乡大茅坪一号墓出土
高29、口径19.2、腹径33、底径17厘米
水器。颜色浅绿间蓝。器身为小口，折唇，圆肩，平底。肩两侧饰有兽首的环形耳。盖中有捉手，周边有4个长方形镂孔，捉手内饰蟠虺纹，盖面布满细密的蟠虺纹和三角形纹，三角形内有云勾纹，有两道绹纹将其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区。肩部有4个圆饼状装饰，圆饼上内有双线涡纹，外为细虺纹。肩腹饰细蟠虺纹和三角形纹，在三角形内也布满虺纹，用三道绹纹将肩腹纹饰分为4组。纹饰精细，铸制优良，是春秋中期偏晚时期的典型楚器。该器出土于一座带腰坑的狭长形越人墓之中，同出印纹硬陶罐、铜刮刀、双翼形铜簇、铜短剑、圆形圜底铜鼎等越式器物，说明楚越之间早有文化交流，这是湘中地区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楚国青铜礼器之一。
水器
按《周礼》，行祭礼前，需斋戒沐浴以示心诚，平常三日一沐，五日一浴。缶用以盛水，鉴用以沐浴。进餐前行“沃盥”之礼，以匜倾水，以盘承水，称之为“奉匜沃盥”。
春秋 虺纹铜盘
春秋 龙形銴铜匜
战国 兽首铜匜
战国 铜匜
春秋 铜匜
1986年岳阳凤形嘴山出土 岳阳市博物馆藏
春秋 铜盘
1986年岳阳凤形嘴山出土 岳阳市博物馆藏
美其服 修其容
楚贵族多着深衣长袍。男子戴高冠，束革i带，腰佩剑，以侠义好武为时尚；女子则腰系宽丝带，展现“细腰”之美。战国时期流行佩玉，“比德”修心。湖南不产玉，多以玻璃替代。楚服从款式到纹饰色彩，典雅秀丽，与佩饰、妆容相互衬托，摇曳生辉。
战国 小菱形纹锦 1957年长沙左家塘出土
战国 对龙对凤纹锦 1957年长沙左家塘出土
战国 褐地矩纹锦 1957年长沙左家塘出土
腰带 带钩
腰带多以丝、革制成，女子系结，男子以钩扣带，带上有多孔，以适应腰围变化。腰带也可以另附小钩或丝带，以佩挂刀剑、印信及玉饰等。带钩造型多样，装饰考究，除实用功能外，更是身份、财富的象征。
佩 饰
春秋战国时期佩玉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礼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故以佩玉为时尚，并雕饰龙凤等吉祥图案。湖南不产玉，便佩以“陆离”（玻璃）。从《楚辞》记载可知，佩“陆离”也是一种时尚。
楚俑 组玉佩
战国 玉璧、玻璃珠、管 长沙、湘乡、临澧等地出土。
战国 玉璧
战国 人物跽坐铜灯（2002年常德征集）
通高45厘米，铜人高28.3厘米，叉架高19.4厘米
灯具。该器物由跽坐人、灯架和灯盘三部分组成，可进行拆装。灯盘呈环形，灯架呈“丫”字形，其上连接灯盘，下端插入跽坐人手中。跽坐人偏髻、束冠、身着长袍，腰系宽带，以带钩扣合，两臂平伸，手握丫形灯架，架上托环形灯盘，盘内设烛座三个。
战国 人物龙凤帛画（复制品） 原物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出土。
纵长31.2厘米，横宽23.2厘米，四周毛边。质地为深褐色平纹绢，上着以黑墨，兼用白粉，但多已脱落。在画面的下方是一位双手合十，侧身而立，作祈祷状的妇女。她面向画面左方，长发盘起，梳成垂髻；身着云纹广袖长袍，腰身纤细，腰间束着白色的宽腰带；穿着曳地的长裙，裙角末端向上翻起。仕女的头顶正上方首先是一只正欲展翅高飞的凤鸟，占半幅画面。凤鸟鸟头朝左上扬，两翼展开，双脚一前一后，前脚前曲，后脚后伸。凤鸟身后还拖着两条长长的翎毛，向前弯曲至凤鸟的头上，使得整个主体造型成为一个环状，十分具有美感。凤鸟的左方正对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夔龙，占四分之一画面。龙身上装饰着一道道环状的纹路，龙头向上，宛如向上盘旋腾飞。龙凤与仕女一动一静，形成鲜明对比。
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
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
梳妆用具
楚人爱美，勤梳妆，描黛敷粉，好高髻，流行以假发妆饰。湖南地区发现的梳篦、铜镜数量较多，镜以山字纹、蟠龙纹最为典型，造型精致轻巧，反映南楚地区尤好妆容。
以山字纹装饰铜镜是战国楚人的习俗。
八花绦四山纹镜（第一排中）、羽状纹地十五叶五山纹铜镜（第二排中）
羽状纹地十五叶五山纹铜镜（第二排中） 1958年常德棉纺厂7号墓出土
黑褐色，圆形，三弦钮，圆钮座，座外饰凹面圈带、凸弦纹各一周，素卷缘，地纹为细密清晰的羽状纹，主纹为五个山字形纹，山字右旋，中间一竖甚长，在钮座的外圈伸出十叶分五组将山字间隔，每组叶纹有茎相连，山字左部各饰一叶，共十五叶，叶形似枫叶。铜镜是古代梳妆照容用具。该镜保存完好，构图优美，铸制精工，是楚镜中的精品。
战国 八花绦四山纹镜 1952年长沙市颜家岭935号墓出土
直径11.8厘米
该镜墨绿光亮，圆形，三弦钮，方钮座，座外饰凹面方格，素卷缘。以细密清晰的羽状纹为地纹，在其上从方钮座四角伸出四组叶纹，每组二叶有茎相连，将纹饰分作四组，每组饰一山字形纹，“山”字底边与方钮座四边相对。地纹，雕刻明晰，其上饰四个山字形纹，山字有的左旋，有的右旋，相间配置。八花绦四山纹镜纹饰布局工整，层次分明，铜质优良，色如碧玉，是同类镜中的精品。
八花绦四山纹镜极其罕见，存世不足十件。
楚地潮湿，贵族多熏香净化室内空气，也用于熏烤衣被，使得余香盈体。
长沙浏城桥楚墓
位于长沙城东区浏城桥。1971年配合人防工程清理了一号墓，这是目前长沙出土的形制较大而又保存最完整的楚墓。
墓坑为长方形土坑，带墓道，坑长5.81米，宽3.97米，深7米，上部还残存 二级台阶。葬具为两椁一棺，椁周围填0.6米厚的白膏泥。椁为长方盒形，外椁长4.5米，宽2.88米，高2.04米;棺为悬底弧棺。随葬品共262件，其中陶器53件，组合为鬲、鼎、簋、壶、缶、敦等，另有铜鼎、漆木器及大量兵器、车马器。根据随葬的器物推测，墓主为楚国大夫一级的官员，时代为战国初年。
车马器
墓椁西边箱出土两套车马器，有四件车軎、二件车辕、一套车伞盖、六件马衔等，可能分别象征墓主出征所乘战车及平常出行用车。
食具和兵器
食具
墓中出土了实用的四件铜鼎、一件铜勺，以及大量仿铜陶器。其中镬鼎一件，出土时残存猪骨；升鼎七件（配以七件木俎）、簋六件，以及盖鼎、鬲、簋、敦、豆、方壶、圆壶、尊缶、盘、匜等器。七鼎六簋的陶礼器组合，可见墓主身份之高。
兵器
墓中出土兵器70余件，有剑、戈、矛、戟、弓、皮甲、皮盾等。其中带鞘剑四把，一把为墓主佩剑；戈、矛、戟附柄，长短不一，长者用于车战，短则用于步兵战。如此多的长短兵器，超出个人使用范围，可见墓主不仅是管理一方的行政官员，也是统兵作战的将领。
葬玉、乐器及其它。
葬玉
璜二件、环四件、璧四件、琮一件。
卧鹿鼓座
瑟
瑟弦棒
笙
好巫祈福
楚人好巫淫祀，“沅湘这间”尤盛，体现了农耕社会的原始信仰和行为特征。借助各种被赋予自然力量的仪式与道具，沟通鬼神，以达到对生者的庇护，对死者及财富的守护，并引领灵魂归途。延续至今的傩戏文化即源于此。
战国 木雕镇墓兽 1980年澧县九里出土
《吕氏春秋》载“荆人畏鬼越人信祀”。镇墓兽是楚人特殊信仰形成的独特葬具，用以驱赶鬼魅，保护死者灵魂，具有浓郁的巫术色彩。造型有单头、双头、四头之分，或头插鹿角，面目狰狞怪诞。
战国 双虎鼓座 1980年临澧九里出土
战国 对龙对凤纹锦 1957年长沙左家塘出土
战国 褐地矩纹锦 1957年长沙左家塘出土
战国 虎座凤鸟漆木架鼓（复制品）
原物1981年临澧九里出土。出土于封君级楚国贵族墓中，是楚地高级贵族所享用的器物。架鼓形体高大，构思独特，形象生动，既反映楚国漆器工艺的高超，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祭祀中鼓被尊为驱邪、通天的神器，虎、凤是趋吉辟邪的象征。
3、大一统下的小农家居
秦汉时期，湖南开始纳入中原政权统一管辖，在保留南楚的社会习俗同时，生活用具与其他地区呈现趋同现象。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盛行厚葬，墓中出土的各类器具和模型，便是当时小农社会的写照，反映了大一统后湖南的文明进程。
展厅局部
陶壁井 2012年长沙东牌楼古城遗址出土
汉代居室 民居多依水而建，或掘井取水。汉代以后，砖、瓦成为居屋的主要建材，式样也基本定型和成熟。湖南地区形成了主室、厢房与猪圈组合的曲尺形民居模式，既有中原文化因素，又适合南方气候条件。房屋都开窗通风，并借助熏香以净化空气。灯具的普及，延长了夜间活动的时间和范围，改变了人们“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实用水井
由多个陶圈叠垒而成，深约10米。井越深，水源越丰富，水质越好，而深井容易坍塌，故常采用陶圈、砖、木板等护壁。
水井
汉代水井广为普及，使人们摆脱了依水而居的局限，扩大了居住范围。井上或附有井架、井亭等设施。井架装有滑轮、吊桶，利用力学原理取水；井亭可遮风挡雨，又可保持井水清洁。
陶壁井 2012年长沙东牌楼古城遗址出土
东汉 陶井 1954年长沙扫把塘出土
东汉 绿釉陶井
东汉 陶井 1957年长沙小林子冲出土
建筑模型
大量出土的汉代建筑模型，主要有曲尺形、长方形等，房屋结构简单，多为单野，顶覆以瓦，墙开有窗，常伴有作坊、猪圈等附属设施，可见多为小农居所，与中原常见大型庄园式陶楼不同。
东汉 陶楼 1973年常德东江出土
灯具
秦汉时期，灯具出土量明显增多，反映人们活动时间的延长。材质有铜、陶、铁、石等。灯主要由盘、座组成，盘呈圆形，中间有一立柱，用于插烛；灯座造型多样，有侍者、胡人、力士等人形灯，也有牛、羊、雁等动物形灯。有的附有灯罩及输烟管，具有防风、环保作用。按功能可以分为座灯、行灯和吊灯，又有日常照明和祭祀专用之别。
东汉 胡人形铜吊灯 1974年湖南省长沙市收集
通高29厘米，长28厘米
灯由盘、储液箱、悬链三部分组成。灯盘锥体旁有很小的方形输液口，当膏油积深至0．5厘米时，就会通过输液口流入储液箱。储液箱作成一裸体铜人，卷发、深目、高鼻，是当时少数民族的形象。人体中空，胸腹四肢均可储存膏液。腰间束带，臀部开有箱门，用以添加膏液，上装反扣，可以启闭。悬链三条，系于两肩和臀部。上有圆形盖，盖上立一凤鸟，高冠开屏，作展翅欲飞状。鸟上装有链条和钩，便于悬挂。造型新奇，构思巧妙，经济实用，颇具匠心。
七人奏乐铜吊灯 1965年长沙五里牌1号墓出土。
通高13.6厘米，灯盘口径22厘米
圆形灯盘口稍敛，中有钎，腹外鼓，三蹄形足。盘口沿两侧圆管状半圆形提梁，正中花形铜片上跪坐一人，双手置于膝上，头顶上伸出环纽与铜链相连，链端有一挂钩；提梁外侧由上向下有两人吹奏长管状乐器和两只凤鸟，内侧盘边一侧一人，一人奏琴，另一人所奏乐器不明，两侧有链相连着镊子、铲和长条形铜棒；与提梁相间的两侧各有一人，双脚附于盘外边，身向后倾，一人双手呈拱形，另一人双手置于腰部。吊灯可用来室内悬挂，使用相当方便。
西汉 铜灯 1963年长沙汤家岭出土
西汉 铜行灯 1954年长沙陈家大山出土
西汉 铜行灯 1965年长沙树木岭出土
汉 杯形铜灯
香炉
熏香用以杀毒、杀虫、清洁衣被等，或祭祀以通神明。汉初流行豆形镂空香炉，以茅草、辛夷等香料直接点燃，香气馥郁，但烟火气大。后因沉香、龙脑等香料传入，形成了树脂与本草的混合香，并受神仙思想的影响，开始流行博山炉，镂空呈叠山形，雕有飞禽走兽云气，象征烟雾缭绕的海上仙山，汉乐府诗云“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西汉 牛形“刺庙”铜灯 1949年出土于长沙桂花园。
通高50厘米，长40厘米，宽25厘米，灯盘外径16.7厘米。
此灯颜色淡绿，形象似牛，耳下垂，腿矮小，造型生动。两角从背上两侧以圆管状向上竖立，并折曲会合为一，向下扩大呈覆碗状，作为“出烟管”。背中心有一圆洞，洞上置一带把圆灯盘，盘中有锥体，盘边缘设槽，用以放“挡风板”，防止被风吹熄。在点灯时，烟通过“烟管”，到达腹中，因而能保持室内清洁。腹右侧还有“剌庙牛灯四礼乐长监治”10字铭文，说明此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监造的灯。
值得注意的是此灯只有三足，后腿有凹槽，似蟾蜍。而其尾巴紧贴腹部，两眼圆睁，还有伸出的牛角，又似牛的特征。憨态可掬，安祥雍雅，兼具了写实和抽象两种艺术风格。
西汉 铜博山炉 1995年永州鹞子岭出土
通高28.6厘米，盘径29厘米
薰香用具。敛口，鼓腹，腹部用镂空和线条组成龙纹等图案，柱作双手叉腰的怪人站立于怪兽头顶，好似人在擎着炉具。怪兽共有4个，尖嘴曲颈翘尾，把怪人衬托得更加神秘。有盖，盖顶捉手为孔雀，孔雀被视为“百鸟之王”，是最美丽的观赏鸟，也是吉祥、善良、美丽、华贵的象征。口边与盖边有纽，用链相连，盖上有山峰形突出和镂空纹饰，山峰中有线刻的怪兽，炉内焚香时轻烟缭绕，山景朦胧、群兽浮动，使人仿佛进入了神话传说般的仙境。
东汉 绿釉博山炉 1977年长沙汉墓出土
通高21.2厘米，口径7.1厘米，盘径21.6厘米
这是一件仿青铜博山炉式样而烧造的低温铅釉陶博山炉，其用途为明器。低温铅釉陶制品诞生于西汉，流行于东汉，以铅为助溶剂，以铁和铜矿物为着色剂，经过600至900度的温度，烧成酱、褐黄、淡黄、绿、黄绿等色。从低温铅釉陶问世之日起，其功用一直未变，为陪葬器物。唐代厚葬之风盛行，低温铅釉陶器也迎来了它的巅峰之作，即众所周知、绚丽多姿的唐三彩。
东汉 褐釉博山炉 1976年长沙杨家山出土
西汉 “长沙王后”铜博山炉
西汉 铜鎏金龙纹博山炉
展厅局部
看得见的味道
湖南发现的两汉炊具模型多种多样，从中可见经历了从架烧到灶台的转变，炊具则从鼎釜组合到甗釜组合。膳食讲究精烹细制与调和五味。看着这些形制各异的炊具，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原烹味道。
鼎甗之炊
汉初沿袭鼎、甗组合的烹饪模式，与南方饭稻羹鱼的饮食结构相匹配。鼎，可直接受火煮食或熬羹；甗，用于蒸饭食，由早期的鼎（或鬲）、甑一体变为二者分离，使用更加灵便，且下的鼎（或鬲）变成了釜，借助支架受火。
西汉 陶甗 长沙王后冢出土
东汉 铁烓 1960年湘潭易家湾出土 东汉 白瓷鍪
西汉 陶鼎 1976年长沙树木岭出土
釜甗组合
随着灶台的出现，鼎丧失了炊具功能被釜取代。湖南地区的饮食习惯，直接影响了灶具的演变，灶台由单眼变为二眼、三眼，经适应釜、甗的组合。此外，文献中称“灸的烧烤，是”蒸煮外的补充烹饪法。
东汉 绿釉船形陶灶 1971年长沙地质局子弟学校出土
灶高13.2厘米，长34.9厘米，宽19厘米，附甑一件，高7厘米，口径14.6厘米，底径4.7厘米
该陶灶呈船形，灶面上开有三个圆形灶眼，每个灶眼都有一个陶罐或陶釜坐于其上，灶一侧开有方形灶门，另一侧有圆形出烟孔，胎体浅红色，灶面施绿釉，其上附着的陶罐和陶釜内外均施绿釉；随灶还同出小陶甑一件，甑为折沿，沿上饰水波纹，深腹，平底，内底突起，布满圆孔，外底亦有10个稍大圆孔，胎体浅红，通身施绿釉。整个陶灶釉色明亮，釉面光洁，胎釉结合较好，是该类器形中的精品。陶灶为随葬明器，常出土于汉代墓葬中，造型模拟实物，制作一般较为粗糙，是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和饮食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这件器物造型特殊，绿釉保存完好更属难得。
陶灶常与陶井、陶仓等成组出现。最早见于关东秦墓，为汉以来主要明器之一。秦至西汉早期灶为立体长方形，灶面中间有一个大灶眼，上置甑、釜类炊具。灶前有门后设烟囱。西汉中期前后，灶前后出沿，大灶眼出现小釜，灶面边沿刻划有纹饰。西汉晚期，灶面增大，有两个灶眼，并模印出各种食品及叉、钩等炊事用具。东汉后，出现3－5个灶眼，灶身增大，前壁高出灶面，灶后烟囱作葫芦形或亭形，装饰复杂，有的灶面刻出一台条或两条大鱼，有的在灶门旁刻划出人物、风扇等。东汉晚期出现衰落现象，灶面虽有1－4个灶眼，但原来的炊具变成了模印的纹饰，烟囱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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