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小说六人谈（一)

描述的力量
——我读海波小说
刘全德
描述是小说本质力量的体现。人们用描述世界的方法对抗世界，使一切世界事物得以解脱，在词语中游弋着流浪、奔走，最终返归自己的故址时已经面目全非——小说中的描述是事物内在本性在不经意间泄露出的一丝秘密之光——经由描述过的事物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最隐秘的那一部分，饱受非议遮蔽已久的那一部分，或者无力自拔期待写作者去辅助它们漂泊起来的那一部分。描述世界是人类渴求不已的一种解释信息的特权，借助于这一权力进程，写作者清理了身上的许多伤痛并获致一切游戏情境里所伴生的愉悦感，哦，那甚至可以称为极致的快乐，描述与捕获秘密的快乐，不停地破坏并忐忑不安地猜测着观众反应的快乐。
当作家海波在谋生的书籍和谋存的洋芋袋子之间的孔隙里穿梭来去，当一个陕北延川人在狭窄的厨灶间抬头望天，当古都西安今非昔比的摩天楼一栋又一栋地逼仄着一个文化人的宇宙想象，当妻子、儿子、房子、车子、位子、票子等等等等问题纷涌沓来又叫又闹地追打、驱赶那些“描述”的欲望时，挤压那些“秘密的快乐”时，陕北高原上的生死哀乐还在一如既往地行进着。夕阳返照的落地玻璃窗后，曾经听惯了信天游的海波若有所思，民歌中的女子伙同民歌中的后生，跃跃欲试地诱引着他的词语一串串地顶花带刺地熟了又熟，直到烂了、落了、腐了。小说以它的魔力改变这种“坐忘”般的沉默。2009年的海波一口气出版了六个小说集子《高原落日》、《民办教师》、《遥远的信天游》、《小城欲望》、《农民儿子》、《烧叶望天笔记》，以近于愤怒的速率表达他逼近搏斗对象的决心，用描述的力量竭尽所能地驱走一些寂寞感。这小说中的得与失，也因此而反映着描述所特具的“魔”与“力”的真相。在生活的压力挤迫下，进入这些文本的某些事物已经悄然地发生质的变化，例如写作的意义，写作的功用，和书写时的心绪。这样的情状，正是我一向感觉到特别有兴味的话题。我并且相信，这时的写作者正在描述他的生活中那些最紧要最无可逃避的精神事件，他的命运感和自我设定的趣味中心便因之而成为一个由叙述权力衍生出的欣赏模式，在时间进程、情节模式、历史观念、人物造型等方面坦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海波的命运感及其把握方式，穿过语言的迷障走出来。
习焉不察的线性时间，已经改变行程，缩略为一个又一个中断的节点，在这些观察哨上凝望生活的海波始终执着于节节进击的描

述方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高原落日》为例，他写那位女教师的偷情，写这偷情的被偷窥，前后变换了三个视角：少不更事的“我”、心怀叵测的男性村民、长大后回顾旧事的“我”，但对偷窥心理的揭示则始终如一。海波运用这样集中的笔墨去描述同一个场景，反复造势，有时会使他顾不上情节连贯、人物后续发展等小说规则所要求的必要交代。那位女教师在逃离“偷窥心理”这个观察哨所可能辐射到的视域后，便再无下文。长大后的“我”在为卖猪肉犯难时偶遇过她的偷情男友，然而也是匆匆相见匆匆离别，根本没能谈及那个曾经在“我”心底烙下童年印痕的女性，一位可爱而又可怜，可敬而又可悯的陕北小女子。受描述生活的巨大激情支配，力图呈现出窑洞民生的真相，夜晚、白天的分界和1980、1990的差别便无关宏旨，只有一个时间形式能展现那些停顿的场景，即节点时间。在这些时间节点上，生活似乎不再流动了世界似乎静止下来，像一幅民俗画一样可以反复品赏再三咏叹。割去联结部分的生活景点，不需要刻意升华也无需刻意美化，这正是海波关注已久的民歌中的生存风貌。
小说中的情节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模式，反复重现，跟人类的深层无意识可能真有莫大关联。人对环绕在他周围的环境有天然应激性，此所谓“感应”，应物有感的人常常无所觉察地在描述这种感应，悄悄地修正着自身的精神处境，使之复归于最初的状貌。所谓“复归”仍然是修辞术语，是在“描述”那种不可描述的感应力。十几年前，海波这样描述故乡陕北：“陕北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个半开化地区，文化底子薄弱”、“稍微像样的文人可以说没有。因为这地方的人多不识字。不识字的人可以有艺术天才，但不能成为文人！”、“这就给后来者创造了两个条件，一是丰富的民间文艺氛围；二是狂热的文人崇拜。这两点一直渗透到最不明显的山旮旯里，成了陕北人的‘脾气’”（见海波《为<山花>送行》）。海波十三岁那年失学回家，大名鼎鼎的《山花》初创之时，海波还是一个他在小说中多次写过的有名气的“伞头”，“山花时代”的他靠一首秧歌词起家，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文人”生涯。靠着写字或叫创作改变了卑微命运的海波，从不讳言他对民歌的由衷喜爱。他的灵感和创作才华几乎全赖民歌的滋养，读再多的书也改变不了这头牛吃草的本性。民歌中没有文人的身影，民歌中没有老套的教化，却有野气、蛮气，有啸傲山林的草莽之气和哭天笑地的泼敢之气。从此处看，海波仍然在继续他的“伞头”事业，那种对道情、野曲、酸歌的爱戴已经深入骨髓无可救药。他的小说模式，就是对民歌短片、断章的不断翻新，在民歌里被模糊过去的地方正是他用力修补、恢复生活的地方。描述是一个充满乐趣的组装生活的过程，这些经由文字组织过的生活被人们称为“历史”，称为“文学”，但究其实还可以称为“心曲”——至少，对海波的情节构造方式来说是这样的。从组装情节到重构生活只有一步之遥，起到过渡的东西是海波的人性观，它体现为一种特殊的以“史”的面目出现的观念形态话语。
“丁川甲在当盖佬的过程中慢慢地悟透了人生，看穿了世事，人死了谁不是个逑朝天！那些白厉厉的骷髅，谁还能记得血肉丰满时的是是非非呢？”、“和世界上一切永恒的东西比起来，人便是一棵草，一棵朝不保夕的小草！”这是《遥远的信天游》里濒死的丁川甲最终的感悟，也是描述者海波所着意凸现的人性侧面。爱与死的纠结和搏杀贯通人生的历程，在那看似无事然而潜流滔滔的冰火世界上，信天游里充满悲情和抗议的歌哭上演了一代又一代陕北男女的舞台剧。哦，歌与哭都可以忘怀，然而歌哭后的生命体毕竟不再是原来那个生命体所可以涵盖了，它已涅槃，它已飞升，它已融入了黄土高原的血脉深处，滋育着新时代到来时的一代陕北人。就是那婉转九曲的古老心结，让民歌里的人生还能不断地爆出千年之前的生命的呐喊，狂暴地粗鲁地亦是细雨无声地穿越时间的阻隔，组装出新一轮的轮回——轮回里的故事依然固我面不改色，深深地刻着陕北人的原始的人性渴求。那么扁平的类型化的人物，而可以那么丰富与多采！我不能够说，这种近于原始的自然史观已经足以战胜社会史观里的“文明”、“文雅”、“持正”，毋宁说它启示了一些写作者反面的抒写可能，那就是对人身上的一种“魔性”与“力”的展示。
陕北民歌中的魔性无人不备，以女子为烈。当我们捧起一本陕北情歌选看去，或沿着山山卯卯听去，深具魔性的女子形象刺逼着我们的一切感官，我们的灵觉随着那些小女子的歌唱荡然无存，形神俱失。这是些民歌中的理想中的好情人，传奇版的朱丽叶中国版的包法利夫人，摄人魂魄勾人心弦魔性与魔力十足。海波笔下能成功地抓住读者的形象均是这些民歌女性，“魔”与“力”俱足的女人，犹如踏上了风火轮穿上了隐身衣的精灵，出没不定亦人亦仙。她们的“魔性”实在的是人间烟火后颇不平静的一阵阵心酸酿就的，是不幸与苦难给予的别样风景。她们——或为少女，或为人妇，或为寡孀——大都有一段难言的曲折，搭伙计、唱十更、望夫台，与看中的人儿一搭里欢乐一搭里愁，满腹孽怨造就出满山孽缘。她们的幸与不幸，都付与信天游里的人生向往，而她们用生命丰富过的信天游又将被更多人传唱。歌声响起的时分，海波静静聆听，他也被深深抓住了，正如他笔下那些女妖般敢爱敢恨的女子曾经抓住他的读者一样。这种强大而不可抗的“力”是所谓情欲之力。它的对面，还矗立着权力场中男人间的抗争力量，在《高原落日》这部大作品里构架男子灵魂的物事正是这令人唏嘘的“魔性”另一种发作形态——权力与夺取权力的挣扎。比较而言，这一过程远没有前一过程的展现动人。
海波对命运之力的描述，是在神性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与主要写作资源的内在缺憾有关。那些魔力巨大的陕北民歌都是原始情欲的炽热袒示而且一无伪饰，这种无批判无选择的吸收与展现暴露出某种艺术上的无节制，或者说是艺术神性的匮乏引发出的人性狂放。写作者的描述行为和描述对象本身的先天不足一旦有了不恰当苟合，则命运感也就滑向宿命轮回。这之间的差别可能极其微小，但依然存在，逼迫着海波去面对生活与艺术的那一丝差距、一线鸿沟。我在他小说中处处洋溢的戏谑趣味里，嗅到了一位描述者把生活转化为艺术的特殊的烹饪风味，也得以目睹一种应对历史——现实的小说平衡技巧，新的风格正在萌芽——那是悲喜混合的大师作风形成前的小荷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