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中享受思想
在创作中享受创作
——对话杨争光
对话对象
杨争光，深圳市文联专业作家，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影视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著有《土声》《南鸟》《老旦是一棵树》《黑风景》《棺材铺》《越活越明白》等一系列优秀小说，出版有十卷本《杨争光文集》。担任《双旗镇刀客》《杂嘴子》等多部电影编剧，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编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总策划。曾获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对话人：黎峰、沙莎
❂在能够选择的时候坚定地选择
问：看你的简历，你是出生在陕西乾县，求学于山东，在深圳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游学四方，仗剑天涯。这三个地方都很不一般。你能谈谈这三个地方对你人生的交集吗？
杨争光：乾县是我出生并成长的地方。我离开乾县时已经二十一岁，是一个青年了，很青涩的。山东大学是我调理思想和精神之胃的地方，是我开始经典阅读的地方，也开始写诗，做诗人的梦。大学毕业，我在天津工作过两年，然后调回陕西。我在西安工作十五年，做过职员，做过报纸，业余写诗，写小说。1989年，我开始写电影剧本，同年调西安电影制片厂。1999年底，我调到深圳，也已十多年了，继续写作，在小说与电影电视剧之间游走，直到现在。对我来说，山东大学和天津、西安、深圳，都不同程度参与了我精神家园的建构。乾县和符驮村则有双重的意义，不仅是我血缘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家园，也是我精神家园建构的基础。只要感受过，喝过它的水，它就会在你的血液中，会受用终生的。
❂我很庆幸，我有把写作坚持下来的条件
问： 大学时代你的理想是什么？
杨争光：那时的我是想当诗人的。我先是一个名为“云帆”诗社的成员，然后是社长。我们刻蜡版，自己印刷，出版油印的《云帆》诗刊，给社员，也和全国各高校的同类们交换分享。这个诗社的中坚就有后来著名的韩东。
问： 每个作家走上文学之路都有一个特殊的机缘。你是如何走上了写作这条路？
杨争光：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那几年，我们县文化馆每个暑期都会选拔业余创作骨干，举办写作培训班，每期一个多月，有老师指导，让我们编写戏曲剧本。我经朋友引荐，得到认可，几乎每期都会参加。我写成的剧本没有排演过，但培训班却让我做一个写作者的梦得以延续。
我从未终止过阅读。我经常被我妈用笤帚打的满院跑，她认为农村人的正经事是做农活挣工分，而不是看书。还有个理由是，长时间看书会看坏眼睛。
写作培训班的学院们，在恢复高考后，大多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是我能够继续写作并能写成一些作品的更为重要的机缘。不但脱胎换骨，也能重新装备自己。依然还在农村的那些同伴们，有些还在坚持写作，却没有我这样的幸运。我也给刊物推荐过他们的作品，成功率很低。他们是我的镜子，因为各种原因想放弃写作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们。他们写作的条件比我差多了，他们不放弃，我想放弃的理由就都不成其为理由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想当作家，不知天高地厚。我很庆幸，我坚持下来了。也有坚持的条件。还会坚持下去的，不坚持不行啊，别的不会嘛，只能写作。
❂ 爱是一颗心在另一颗心里平安地居住
问：能谈谈你的爱情和婚姻吗？我们常想的是，你这样一个名作家，又是编剧，飞来飞去的，对你的爱人，对你的子女，你如何去关爱？
杨争光：我的“爱情和婚姻”实在没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我到想借机说一点我对“爱与婚姻”的观察和看法。
在我的观察和经验里，中国式的婚姻总给我不爽的感觉，纠缠，粘稠甚至潮湿，让人望而生畏。身历期间，易生疲惫。原因很综合，既有传承的，也有现实的。让我感觉最强烈的是，我们给婚姻附加的东西太多，牵绊太多，它承担了很多爱情很难承担的东西。负力太重，身体就容易变形，甚至扭曲，甚至畸形。
我不喜欢诸如“保卫爱情”“捍卫婚姻”一类的呼唤和呐喊。如果有爱情，是不需要保卫的，有爱情的婚姻，也无需捍卫。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也足够保持自己——是保持，而不是维持，因为婚姻实在不是“维持会”。
没有尊重——尊重自己，尊重对方，尊重爱情与被爱——就不会有健康的爱。尊重的含义在于，让不同的意志和选择并存，且不互相伤害。我们至今不懂得这样的尊重，我们的尊重还仅在“理解”的层面，仅在于“我明白了”。
在情感经历中，自由的根本含义是保持自我，没有自我的爱不可能是美的，健康的。
没有尊重的爱，不可能是自由的情感行为。它必然导致伤害。自虐不是英勇的自我牺牲，更与高尚无关。没有自由的情感状态是恍惚的，而活在恍惚中是可怕的——后一句不是我的发现，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违背自由意志、丢失自我的顺从，既不是“孝”也不是爱，当它和爱遭遇的时候，有可能制造罪恶。
有一个学生问我，怎么才能结婚呢？我说，不怕离婚就可以结婚。对我严酷的回答，她的反映是积极的，健康的，我很欣慰，也很欣赏她的勇敢。我曾写过一句歌词：“爱不是倾诉，是一颗心在另一颗心里平安地居住”。只有尊重和自由意志的存在，才会有这样的平安——没有纠缠，没有捆绑，更没有绑架。纠缠、捆绑和绑架，就是不见血的自杀和互杀。
以上这样的话还有很多，我写在笔记本里的，最近出了一本《行走的灵魂》，我把它们收了进去。
❂ 小说的身上挂满了锁，它需要不同的钥匙
问：到今天为止，如果把你的创作分成几个阶段的话，你会怎么来分呢？你觉得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杨争光：我只能按时间段来说。
1988年以前，我写诗。从发表第一首诗到不再写诗，前后约10年。如果加上大学前在农村的那一段时间，还有多一些，十多年吧。前年出版文集，有一卷是诗，按写作的年份编选排序。“我和诗的相遇，正在我年轻的时候。它参与了我年轻的思想和情感，快乐和疼痛。我做过诗人的梦，也为要做一个诗人写过许多诗。我庆幸的是，这样的诗并不是我的诗的主体。我更多的诗是写给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和我自己的。这也许更符合诗的内质”——这是我写在那本“诗歌卷”后《序或跋》里的一段话。
2008年，我又写了一首一百多行的诗，是写给我的一位朋友的——《给我的蟑螂兄弟》，好像没在整个出版物上发表过，也收到了那本“诗歌卷”里。我虽然不写诗了，但我并未离开诗。我依然读诗，尽管读到的好诗很少。
1986年，我开始正式写小说。所谓“正式”，书面一点说可以叫“自觉”。此前也写过小说，也发表过，是客串。到1980年代末，我写了一批短篇小说。那时候，我希望我的小说不要超过五千字。我关注的是“生存状态”，当自然人和社会人聚集在一个躯壳里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1990年代初的那几年，我写了一批中篇小说。那时候，我希望我的中篇小说不要超过五万字，其中有《黑风景》、《棺材铺》、《老旦是棵树》等等吧，我的关注点依然在民间，包括家族和村社文化与国民的根性，还有民间暴力。我以为，集权与专治不仅有自身的传承，也有民间基础。我甚至认为，民间正是我们文化传承的土壤。国家是家族和村社的扩大化复制。
1990年代末，我写了一些自以为是实验性的作品。比如《谢尔盖的遗憾》，想写绝对的自我意志，扩而大之可以是极权和专制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比如《上吊的苍蝇和下棋的王八蛋》，是想呈现遗忘和记忆这种悖论式的存在，会使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困境。比如《高潮》，想写的是一个女人的性高潮可以和政治历史的模式化运行有关。
2000年以后，我又写了一些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触及我们文化的源头和根系。困境中的我们何以如此无奈、无助、无力、无聊、无味。我的飘浮却无精打采，我们沉沦却无轻无重。如此“乏”的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才能点亮灵魂和精神的灯盏！
当然，小说不是论文，我知道的。我说过，小说的身上挂满了锁，它需要不同的钥匙。
我很难回答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在微信里看到黄永玉好像回答过类似这样的问题，他说的很调皮，问母鸡下了这么多年的蛋，最满意的是哪一个，母鸡会怎么说呢？这不是逃避，也不是说我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事实上，我对我们大半个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水准，整体评价是不高的。
❂ 你只能主宰你能够主宰的，写你能够写的
问：你认为一部小说最好的结构是什么？
杨争光：对一部小说来说，“最好的结构”就是适合它的结构。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最佳的途径只有一个。就结构来说，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一条最佳的途径，也就是能够合适的完成创作意图的“结构”。 结构不合适，就会影响甚至扭曲小说的表达。因为小说艺术不仅是说故事，不能满足于把要说的说出来就万事大吉。它需要合适它的结构，小说艺术也是结构的艺术。
问：有人说你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先锋小说、地域文化小说、寻根小说、土匪小说。你怎么看待关于你的评论？
杨争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一本书一部小说也一样，甚至是一种宿命。所谓宿命，就是你无法随你的意愿去把握，而是在你之外的一种力量主宰和左右着的遭遇和归宿。你只能主宰你能够主宰的，写你能够写的。想写而不能够，就会有一种宿命感。宿命，也恰恰是你应该有的命运，应该有的归宿。对宿命的艾怨很可能来自你对自己的高估。所以，我并不觉得评论界和媒体对我作品的关注度“远远不够”。
我没请过任何一位批评家给我的作品写评论。也很少给批评家送我的书。这不是傲慢，而是对批评家的尊重。我当然欢迎批评家的批评，哪怕是负面的。我说过，优秀的小说需要优秀的批评家和读者的参与。但我还要说的是，优秀的批评家不仅是作家作品的解析者，更是独立的创作者。他们有他们的话要说给世界。与其敷衍应景，不如不说。吹捧则是对作家愚弄，也是对读者的愚弄。
就像我对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整体水准评价不高，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水准评价也不高，也许还要低过小说创作。就我有限的目力所及，为写论文评职称而写的专著和评论，大多学究气。为赢得眼球的批评，是冲着“明星效应”去的。讨好和献媚的批评，那就是踩踏底线了。
伟大的作家的作品可以显示时代的精神高度，伟大的批评家也是。我们有没有？没有并不丢人，丢人的是连判断的勇气也没有。我们不能把判断的权力完全交给时间吧？放弃应有的判断不仅是懒惰的，也是可耻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的小说，很可能在不值一评之列。这倒不会让我胆怯，更不会用羞愧淹死自己。我还有东西要写，会努力把它们写好。对已有的评说，我满怀感激。“先锋小说、地域文化小说、寻根小说、土匪小说”等等，也都各有它们的理由。
❂ 在思想中享受思想，在创作中享受创作
问：你说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实际上是扼杀想象力的。如今，我们越来越难看到让人震撼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作品，原因之一就是物质时代人类想象力匮乏和精神力的萎缩。这同样也是艺术大师越来越少的原因。那么你是如何让自己的想像力飞翔？
杨争光：思想匮乏和想像力枯萎是世界性的，我们可能更为突出，更为严重。近些年来世界性的文学和电影评奖，评出来的作品就是一个佐证。全世界都在消费物质，消费时尚，很少消费精神和思想。这种消费取向，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推动了物质和时尚的生产。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单向度政治动物到单向度经济动物的过渡和转换。长期的贫困在面对物质财富时，显示出的是穷奢极欲。这从那些大小老虎们被晒出来的“帐单”中就可以有直观的感受。报考公务员的热潮，传递给我们的并不是对管理社会的热情，而是权力和财富血缘一样的关系对人的诱惑。腐败和堕落是同时的，也是全民性的，包括学界知识界文化艺术界。精神和思想时而形如敝履，时而又像天堂里的星辰一样遥不可及。精神和思想是不值钱的，也没有直接能兑换成金钱的历史。处在这样的境地，有多少人还愿意去看护精神，生产思想呢？精神和思想是艺术的灵魂，想象力是艺术飞翔的翅膀。在物质和时尚的围堵中，想象力的翅膀能有多少伸展的空间呢？弃置不用，衰败和萎缩就是必然的。
但不是一团漆黑。漆黑的周围是大片的灰色地带。还有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在灰色中向黑暗穿刺。这就是绝望中的希望，绝地中的挣扎和努力。
不焦躁，不凑热闹，甚至也不愤怒，更不羡慕，在思想中享受思想，在创作中享受创作，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哪怕默默无闻。在乾县文化馆和我一起开始学习写作的那些朋友中，有人至今还没发表过一篇作品，他们能行，我也行的。
❂ 丰富也许就在孤独之地 喧嚣处有的只是喧嚣
问：听说2013年至今，你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新的创作。“只写了一个剧本大纲，就写不下去了。”你自己说，去年患上了重度抑郁症，“看书看不下去，写稿写不了，整宿整宿的失眠。”愿意和我们聊一聊吗？
杨争光：抑郁症是2012年9月来找我的。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每天都在焦虑和恐惧中度过。一个人在房间来回走，连续走四五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看不成书，看不成电视，连麻将也打不了。不愿见人，不愿说话，一个人坐着发呆。如果有人要来看我，我就会焦虑不安。我知道是抑郁症，但和许多人一样，对抑郁症的认识有误区，以为仅只是心理和精神的问题。可是，我不认为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也不认为有什么事情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是可以扛过去的。事实和我想像的并不一样，状况越来越糟。我是被朋友和我弟弟强拉到医院看医生的，然后开始吃药治疗，竟然慢慢有了好转，几个月前已经停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能看电视了，就天天看电视，能看书了，就读了几个朋友写的书。有几个月天天写毛笔字。写剧本，也是在征求了医生的意见之后开始的，写完大纲，找了一个合作者。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状况算不算好了，还会不会复发。
在我抑郁症严重的时候，我多次在夜半和凌晨给几位朋友打电话，他们给了我珍贵的温情和友爱。事实上，在我几次心脏支架手术期间，在突发心梗电击抢救的时刻，都有朋友的温情和友爱陪伴。朋友，那可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有朋友，我就有信心和勇气去生活，去工作。
我还得说几句抑郁症。它可能与心理和精神有关，但不仅仅是。它是一种病，和感冒和肠胃炎一样，得了，就要去医院就诊，不能自己“扛”。就像感冒有伤风感冒，肠胃性感冒，不同病菌侵入的病毒性感冒一样，抑郁症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乱吃药，也不能随便停药。
住了几次医院，得了一次抑郁症，有很多感慨。最大的感慨就是，我们对自身和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了解的实在太少了，微乎其微。别说复杂的抑郁症，就是感冒和发烧，全世界不正在对付着埃博拉么？真相，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文学和医学在不同的领域都为此而尽着自己的努力。
问：您对年轻一些的作家能提些建议或者希望吗？
杨争光：如果要学习写作，阅读伟大的作家作品是可靠的途径之一，少听或干脆不听文学宣言。
作品是作家唯一可靠的“真言”，肠肠肚肚都在里边，真正的读者是能读出来的。所以，做人是第一的，然后才是作家。
真有话要说的时候再写。技术问题总可以解决。无话找话说是无聊的，无趣的，写出来的也是无聊无趣的文字。
问：您认为今天文学写作要解决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杨争光：不当文痞，不写流氓文字。不自欺，也不欺人欺世。对命题作文要谨慎对待，给钱的就更要谨慎。抵抗寂寞，享受孤独。丰富可能就在孤独之地，喧嚣处有的只是喧嚣。就说这几句吧，不是“今天文学写作要解决的要害问题”，但愿意说出来，首先是说给我自己的，“年轻一些的作家”可以参考。
❂ 热心肠在生活之中，冷眼在世事之外
问：您青年时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梦想？今天来看，您向往的生活实现了吗？
杨争光：青少年时就想做一个写作者，从1989年开始，就真以写作为生了，至今没有改行，以后更不会了。我的梦想很具体：写好每一个想写的作品，实现一个，接着是下一个。
问：您觉得在人的成长道路上，理想、智力、机会、意志力、友谊等等这些，什么是最为重要的？您觉得是什么成就了今天的你？
杨争光：你说的这些都重要，没有“最”。我们常说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危险，最麻烦诸如此类的“最”，只是在某一个节点上显示出来的。就我而言，你所说的那些因素，都在成就我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但我要特别说说“友谊”。我向往写作，喜欢写作，但又常常疏懒于写作，并且是一个极不自信的人。我更喜欢一个人胡思乱想，而惧怕写作，怕把想写的东西写坏。每到这样的节点上，总有朋友来“逼”我。我从写诗转向写小说，是朋友“逼”的。我绝大部分的小说也是朋友“逼”着写出来的。影视剧的写作是合同逼着写出来的。如果没有朋友，没有友谊和信任，我估计我至今还是一个只会在屋子里胡思乱想、在笔记本里胡乱写各种构想的写作者。我有许多的构想都没有变成写作事实，要成为事实，可能还需要朋友来“逼”。在每一个写作的节点上，朋友和友谊就是那个“最”。如果说我还有一点成就，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些朋友。
这一次的访谈，也是你们“逼”出来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