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排版:宋欣欣
图片：笨鱼 张豫盛
纪录电影
《书匠》
有许多荒芜的时间被你忽略，被上帝遗忘。你说不出它被遗忘的理由，它也暗自叫屈。然而，时间似乎没有忽略你，你又不能说所有的你都完全藏掖于时间，那么，你在哪？时间又在哪呢？于是，你惊诧于时间的冷静与“无我”。它似乎自带节点，孜孜以求于无涯。它凌驾一切，总让你找到45度仰视它的角度与位置。你对此充满了绝对好奇。绝对的好奇并不能葬送好奇，反而能将好奇延伸进辽阔的地方。
《书匠》开机
当时间的指针沉重地划过2017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四），由陕北知名学者曹伯植担任出品人，知名纪录片导演曹建标执导、陕北民歌手刘妍参与的纪录电影《书匠》于延安市正式开拍，预计拍摄周期为一年。这是一部集中呈示陕北地区现存盲艺人群体真实生存现状与说书文化的纪录片。
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讲述张成祥、张斌、老燕、老吴、老邱等不同书匠个体的故事，以一种近乎静静倾听观察式镜头语言，娓娓道来现存说书群体的苦难与快乐，透明而真实，“声动”而美丽。另一方面，片中穿插陕北地区的信仰民俗、游艺民俗，以“局外人”走近“局内人”的方式“抢救式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说书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传播现状。
《书匠》的凝视与守候
《书匠》是一面怎样的魔镜？它不仅仅停留于将说书人缠绕进说书文化集结赘述，以近乎直接的方式照出来盲艺人的世界是何种面貌，更将影片立意深化为对“盲艺人世界”的认知与关怀。然而，关怀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似乎更加殷实且牢靠。恐怕，此时的你已经预感到主题的沉重性。庆幸的是，认知生命并不建立在真理、逻辑、思维、智慧等范畴的基础上。认知的过程恐怕是心与心的呼唤，灵魂与灵魂的应答，心与灵魂的坦露足以将认知引向更加辽阔的视阈，探索人为之人、生命为之生命的奥秘。如果这个世界被逻辑化所穷尽，那么生命与人性的干瘪便暴露无遗。
说书是三皇赋予盲人特定的营生饭碗，而琵琶则被认为是神灵崇拜的物化符号。对于盲艺人而言，说书的意义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对祖先与神灵的敬畏与寄托。正是这份信仰铸就了盲艺人深入骨子里的倔强，将说书当作是扼住命运喉咙的仪式，然后倾尽一生的执着去完成它。陕北广大地域内的书匠们随着生命年轮的环绕，早已参透这一点？看不见，是难以名状的恐惧，身临这花花世界却又一筹莫展。看见，是多少年的梦想和预设，这梦想从看不见直至生命完结都未休止，一经唤起却又一如既往地强烈。这梦想荒芜到形同虚设，其实什么都没有，可是又不能没有。怎么都是活，终究得先以一种皈依的心情活下去。
52岁的张斌曾是“红极一时”的盲人书匠，提起早年间辉煌的说书经历，他的那份兴奋与自豪无以言表。6岁时一场重病袭来，由于医疗条件的局限，他的双眼开始变得模糊，直至9岁时双目完全失明。14岁这一年，师傅带领他下乡演出饱尝各种艰辛和排挤，即便内心再痛苦也要独自承受不向父母倾诉。后来，16岁的张斌开始独自出去说书。18岁时说书艺术在农村开始繁荣，一度成为乡村主要的文化娱乐形式。听书人络绎不绝，他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书匠。最繁忙的时候一场接一场地被邀请去当地村落说书。40多年的说书生涯带给他无尽的希望与光明，令他原本黯然的生命变得惊艳无比。如今，说书艺术一再衰落，盲艺人的生存现状愈加困苦，将说书作为终身精神归宿的他仍然选择坚定地重拿起三弦在陕北高原上纵情悲歌。对于他而言，这份对于说书的深情与守候早已融入血液植入骨髓，升华为终身追求与价值所系。
此时，我大抵理解了盲艺人群体对终极追寻的言说态度和诠释方式，“看得见”的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这目的就像一种能指，又不等同于所指。这种能指存在于无穷无尽的维度，似乎毫无具象可言，却极具诱惑力。这能指指涉另一个能指，被指涉的能指又指涉另一个能指，如此往复形成一条能指链，而意义便游离于能指与能指间的距离内。而后，能指所挥发的精神剂量支撑起盲艺人以一种近乎“泥土味”的方式，在人性所能理解、领会的范畴内，以言说说书艺术的方式，循环追问着终极意义的旨归。这是一种持续的动力，即便有光的世界如此罅隙，他也能以言说的方式乞求神灵，赐予精神的指引。这指引是一种低调的乞盼，在“日甚一日，每况愈下，直至无可奈何而止”。
当盲人书匠张成祥坐在窑洞门槛熟练地修琵琶，此时琵琶仿若他最亲密的伴侣或并肩作战的战友，他细细地打磨着琵琶的每一处纹印如同与他最熟悉的伴侣亲切耳语，似乎顷刻间忘记了镜头的存在，导演充分抓住特定场域环境营造的诗意化氛围，采用一镜到底式静静地等待一切悄然发生。
基于此，导演曹建标选择将《书匠》的镜头阐释原则与表达模式定位于诗意型纪录片和观察型纪录片,二者兼备。诗意型纪录片（Poetic Documentary)主要特征在于:不情调叙事，不注重特定时空的营造，不强调连贯剪辑。它着力于节奏的创造，不同空间的并置，目的在于情绪、情调的传达;观察型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倡导导演、不控制、不介入，做“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观察型纪录片突出的特点是：导演对于拍摄的事物没有预设的结论，放弃大纲和解说，只是静静等待一切发生，最终的结论由拍摄出的素材决定。这种手法多用于记录现实世界，这种直接观察影片效果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最终呈现在荧幕上的每一帧咫尺匠心难。
当人们谈到命运，似乎总是强调它的惩罚意味，却忘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在创造命运。如果命运糟糕到连创造也不能救济，依然不要绝望至顶。事实上，上帝所设计的“命运”范畴，本就不公平。即便如此，你仍然心有不甘，默默地询问着上帝，为何给我建构“坏运”大于“好运”的命运？为何我的顶层命运设计不全是“好运”。 恐怕上帝很忙，顾及不到所有的虔诚。
很久之后，上帝才慢慢悠悠回答你，命运本身并不未命运设置特权，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也并不因为谁比谁虔诚就施舍谁更多优惠。此时，上帝的平等在于将残酷与优惠置于同等意义。但，你可以恭维快乐，它清高的没有参照系，只要些许莫衷一是的奉承，快乐便可站在你身边，然后与你同行。正如上帝说要有快乐，也就有了快乐。
盲人书匠老陈是史铁生《命若琴弦》中师傅的原型。在他昏暗简朴的房间里，他仿佛若有所思地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因为他不仅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直到这旱烟发出的烟雾将他饱含沧桑充满若雕刻般皱纹的脸团团环绕，他才感觉到自己依然活着。这呛人的烟雾变得不那么讨厌，它熏陶着一颗黯然且褪色却又渴望发出呼唤声的灵魂。此时无声胜有声，仿佛由远及近地听到了老陈说书时震天的呐喊，那声音不仅是他对悲苦命运的抗争，更暗含了不知多少盲艺人的心酸。
画面之外，我静静感受着全组的气息与情绪。导演与演员们眼圈泛红，终忍不住心灵的震撼与荡涤默默流泪，其他人神色凝重久久无法抽离。我想，这泪水与凝视饱含了太多，是震撼、是感动亦是尊重。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曾说：有两种办法处理纪录片遇到的真实性问题。第一种是在影片中展示自己能够带来真实的记录，另一种则是把真实性的问题在影片中摆出来，让观众知道这个问题。真实展现苦难，诗化快乐与幸福，真实阐释关怀。
于是，《书匠》在凝视与守候中给予盲人书匠以关怀与拯救。《书匠》的创作宗旨无关票房与收视至上，也不是腰缠万贯的投资产物，它与浮世的喧嚣分道扬镳。它在诞生之时，便已明确了意义的要求，否则便是价值的弥失，它的存在注定只是昙花一现。《书匠》本不指望抓住只给它一点点时间的观众，这是本片出品人及主创团队从一开始就明确的事。如同史铁生曾说：“世界上的人很多，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又很小，一个小世界大约只有在务实之际有所相关，一旦务虚，便很可能老死难相理解。
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书匠》顺着自己的心愿，开启灵魂的救赎之路。“拯救，恰是在万物众生的缘缘相系中才能成立。或者说，福乐逍遥可以独享，拯救则从来是对众生（或曰人类）苦乐福患的关注。这爱不要求名、利、情的酬报，这不要求酬报的爱，才可能不通向统制他人和捆绑自己“地狱”，无为功力天翻地覆、喋喋不休。这过程意味着矛盾丛生，并通过差异化运动显现其意义与价值所系。这过程任重道远、困苦丛生，意味着普世的不可完成。”目前，《书匠》已完成第一季、第二季的拍摄，并及时抢救式记录盲人书匠张成祥遭遇煤气中毒的突发性事件。《书匠》在紧张的筹备之中即将进行第四季的拍摄，继续展示盲人书匠下乡巡演的故事。
“当你被生活的奥秘攫住，正如佛祖在年轻时看见生老病死时无处不在那样，事实是世界并非某个博爱造物主的成果，只是魔鬼的杰作。他乐此不疲额手称庆，只为从他们的痛苦中作乐。”痛苦与苦难或许恒常存在，书匠们的生命与生活依旧循环往复，在日复一日的光景中只需将背影留给魔鬼，而后顽强地走下去，在不平凡的世界里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我想，这便是《书匠》对于书匠的凝视与守候，《书匠》或许会有终场的那一天，但书匠们的故事终将不会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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