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旅行,你可以完全地丢开原来的你,混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你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严肃的绅士,西装革履,一言不发,让四周感到高深莫测;你可以成为一个饶舌的旅客,以一支烟作为诱饵,和左邻右舍一路大侃。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流浪汉,不拘小节,出言粗鲁;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轻薄儿,主动地,不顾面子地和周围的小姐搭讪。这一切都视你当时的心境而定。
1991年暮春我去北京,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的右手,靠窗户的那个位子还空着。我有些担心,怕这会是个满身雪茄味的粗鲁的男人,或是一个有着琐碎的自尊,处处耍些小聪明的世故女人,我希望会遇到一个聪明的,年纪轻一点的,个头小一点(这一点完全是为着我的利益着想,火车上的覚子本身就够窄)的女孩。
我的呼唤应验了。突然闯进来了几个高声说话的男人,将行李往我的头顶放。我正有些沮丧,男人们后边,一个身材单薄的,穿一身牛仔服,留一个男孩子那样的短发的女孩,坐在了我旁边。男人们叮咛了一阵,下车了,我本来希望,他们会给我叮咛两句,让我照顾我的芳邻,但是没有。他们下车了。
已经忘记了,我是怎样找到借口,和她说第一句话的。在漫长的、无所事事的行旅中,这种借口大约并不难找。在拉话中,她叫我叫她“电台小王”,她说她是一名地质队员,基地在西安,经常是野外作业,西藏、青海、新疆是常去的地方。考虑到她的年龄,我很怀疑她这话的真实性,但是她说这话是真的。她还说,她的男朋友在北京进修,她这次去,就是看他。
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女孩的义务。我对同车的人解释说,这是一位离家出走的中学生,我在西安街头发现了她,学一回雷锋,我现在把她送回北京去。同车的大爷大娘听了,在惊叹词过后,都开始教导这个女孩。女孩听着,并不争辩,只一个劲地抿着嘴笑,脸上不时地做出个鬼脸。
夜深了,在火车的有节奏的响声中,女孩枕着我的肩头,睡着了。我有腰疼的毛病,但是,我努力支撑着,不打搅她的睡眠。后来,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取下一个包来,让她头靠窗户,枕在包上,她的腿不妨伸直,放在我的腿上。
她睡着以后,脸上还不时露出丰富的表情,这是在做梦。我这时候想起了两句诗,是戴望舒的:守着你的梦,守着你的醒。
清晨,她从梦中醒来,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然后穿上鞋,拿了一个大毛巾,去洗脸。这个大毛巾,让我肯定了,她确实是地质队员。
清晨,当火车在北京站还没有停稳时,她对着窗户,像一个孩子那样突然尖叫起来。我往窗外一看,见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也在窗外,一边挥手,一边尖叫,想来,这是她的那个“他”了。
女孩和我迅速地打了声招呼,就背着一个小包,下了车。当我迟缓地背起行囊,下了车时,女孩和她的男朋友,站在外边等我。女孩说:“就是这个人照顾我的!”于是,那个小伙子走过来和我握手,说些客气的话。
当走出检票口,来到广场上以后,我看见,女孩紧紧地搂着男朋友的脖子,一边笑得弯了腰,一边走着。当他们从我面前走过时,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站在灰蒙蒙的车站广场,看见女孩的头发一撩一撩地,没入人流中,我突然有些痛苦。好像自己小心侍着的一盆花,现在被人抢走了似的。但是接着,我就为自己的痛苦可笑了。已经下了火车,各人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你没有必要痛苦。火车上的故事已经结束。
1992年初夏,在西安开往延安的火车上,我的对面,坐着一位女孩。这趟车很空,整节车厢里,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而这一处的位子,只有我们两个。
女孩仍然是一身牛仔,旅游鞋,头上剪着短发。但这个不是“电台小王”,她是一位女记者。
我们的第一次拉话是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后边,一个人匆匆地赶来了。“这里是买延安那趟车的车票吗?”听到她的话,我回答说“是的”。“还能跟上吗?”我说“可以”。买完票,她又问怎么走,我说你跟我来!”气喘吁吁地上了车以后,对号入座,她坐在了我的对面。
火车开动以后,她从背着的小包里,拿出一堆报纸来,摊在小桌上看。见我看她,她又拨给我几份。她说办报纸的人,却经常没时间看报纸!”这话告诉我了,她的工作和报纸有关。于是我说:“我也办了十多年的报纸,在一家地方报!咱们这里,把办报纸的,叫‘喉舌’,北京人不这么叫,他们叫‘口条’。”
“口条”这个词儿,把小姐逗乐了。她递上她的名片,我也递上我的名片,看到她的名片后,我说我认识他们报社许多人,于是,我扳上指头数起来。这样,我们亲近了许多。
她很漂亮,浑身上下,充盈着一种文化韵味。我说,我最初以为,她可能是个大学生。她说我猜对了,她西大毕业,还不到一年。看着她那南方人的鼻子和嘴唇,我又说她大约是江浙一带的人。她说这回是猜错了,她是北方人,不过,她确实长得像南方人,同事们都说北人南相,必有大福!”
我们开始热烈地交谈起来。拉的最多的话题是文化上的种种现象。我们把这次相遇看作一种缘分。双方都很激动,都有些神经质,都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个和自己旨趣这么相同的人。后来上车的人,都用有些诧异的目光,看着这两位热烈的、迫不及待地倾诉的交谈者。
火车到蒲城停下时,我们才从梦中惊醒。女记者的目的地是蒲城。她匆匆地下车了,我无意识地跟着她,也下了车,走了大约有五十米,直到她转回身来,伸出两只手在空中,向我摆了一阵,我才清醒过来,又上了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位苏小姐自那以后,一直将她主版的报纸寄我。我们还见过一面,是在西安的一次会议上,只是火车上的那种气氛,那种心绪,那种属于两个旅行者的世界,已经很难再找到了。可遇而不可强求,不是?
类似的事情还有第三次,那是今年深秋,在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这是一列市郊车,我坐在二层,窗外是渤海湾萧瑟的秋日黄昏,一轮发红的太阳,正缓慢地西沉。我的对面,一位年龄不详的小姐,正捧着一本红皮书看着,那情景极为诱人。小姐在看书的途中,还不时地抬起头,看我一眼,似乎有交谈的欲望,但当我看她时,她又迅速地将头埋进书里了。
我手里也拿着一本杂志,是临上火车时,《小说家》的朋友塞到我手里的。火车上的乘务员在送点心,她要了两杯牛奶,我则效仿着,要了两杯咖啡。我一边喝咖啡,一边打量她,琢磨着她的职业、身份。我甚至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上去了。她粗看起来,穿着有些随意,但是细细观察,你会发现,她十分讲究。她的脸肯定是美容过的,她的头发经专门的理发师做过,她穿了一双很新颖的皮鞋,肯定是名牌。她的年龄,也让人无法判断。
僵局是这样打破的。她有些疲劳了,于是将书合上,放在了小桌上。这时,我勇敢地将手伸过去。“这是本什么书,让我看看!”我说。作为对等原则,我将《小说家》递了过去。
“你一定看不起我,因为我看这样的书!”小姐说。接着她又解释道,这是上火车时,为了打发路途的寂寞,匆匆在地摊上买到的。这本书的书名叫《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看着书名,听着小姐的话,我笑了。原来她一直瞅我,就是为的这个缘故。
我们通报了姓名。她是个女老板,某某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大学毕业,电视台干了两年,又下海四年,今年,该是三十岁了吧。她也读过我的《最后一匈奴》,并且读过我最近在一家杂志上发的《女人是巫》的调侃文字。这样,我们的距离缩短了许多。
从黄昏到傍晚,我们开始热烈地交谈起来。她说她的公司,她的先生和家庭,我则谈我的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本《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和那本《小说家》,静静地被冷落在了小桌上了。
她住在东直门,我客居在东四。本来,下火车以后,各奔西东,留一份温馨的记忆,最好。可是,下火车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同坐一辆出租车,先送我到东四,再送她到东直门。
过华灯初上、熙熙攘攘的长安街时,出于习惯心理,我将手揽在了她的腰际,上到出租车以后,我的这只该死的手,还没有放下来。出租车开动了,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叫车子停下来。她说,方向不对,她得另搭一辆车。
我的手赶紧缩了回来,脑子也从浪漫情调中回到现实。我央求她说,叫她不要另搭车,可以先送她,然后再送我。她并没有理我的话,匆匆地下了车,又匆匆地向我招了一下手,暮色苍茫中,就搭另一辆出租车走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我的思想,长久地处在一种忧郁中,我将这个火车上的故事,讲给我的朋友杨志广先生听。他说,这种事情他也遇到过,你可以写封信,解释一下,至少让她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如果她还不谅解,那么就由它去了。
这样,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给这位苗小姐去了一封信,我信中谴责自己自作多情自讨没趣,我说空间那么大,我的该死的手为什么要揽在她腰上,我说她完全有理由蔑视我。我祈盼能得到她的原谅。信寄去后,没有回音。
当我羞愧地写出这些的时候,而今我明白了,错不在自己的手,错在自己的心,离开火车以后,火车上的故事就应当结束,不要把它留给地面。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火车上,也把自己包装得严严的,不让它有故事发生。或者,干脆不要有火车,干脆不要有旅行,那就彻底地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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