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旅行，你可以完全地丢开原来的你，混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你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严肃的绅士，西装革履，一言不发，让四周感到高深莫测；你可以成为一个饶舌的旅客，以一支烟作为诱饵，和左邻右舍一路大侃。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流浪汉，不拘小节，出言粗鲁；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轻薄儿，主动地，不顾面子地和周围的小姐搭讪。这一切都视你当时的心境而定。
1991年暮春我去北京，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的右手，靠窗户的那个位子还空着。我有些担心，怕这会是个满身雪茄味的粗鲁的男人，或是一个有着琐碎的自尊，处处耍些小聪明的世故女人，我希望会遇到一个聪明的，年纪轻一点的，个头小一点（这一点完全是为着我的利益着想，火车上的覚子本身就够窄）的女孩。
我的呼唤应验了。突然闯进来了几个高声说话的男人，将行李往我的头顶放。我正有些沮丧，男人们后边，一个身材单薄的，穿一身牛仔服，留一个男孩子那样的短发的女孩，坐在了我旁边。男人们叮咛了一阵，下车了，我本来希望，他们会给我叮咛两句，让我照顾我的芳邻，但是没有。他们下车了。
已经忘记了，我是怎样找到借口，和她说第一句话的。在漫长的、无所事事的行旅中，这种借口大约并不难找。在拉话中，她叫我叫她“电台小王”，她说她是一名地质队员，基地在西安，经常是野外作业，西藏、青海、新疆是常去的地方。考虑到她的年龄，我很怀疑她这话的真实性，但是她说这话是真的。她还说，她的男朋友在北京进修，她这次去，就是看他。
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女孩的义务。我对同车的人解释说，这是一位离家出走的中学生，我在西安街头发现了她，学一回雷锋，我现在把她送回北京去。同车的大爷大娘听了，在惊叹词过后，都开始教导这个女孩。女孩听着，并不争辩，只一个劲地抿着嘴笑，脸上不时地做出个鬼脸。
夜深了，在火车的有节奏的响声中，女孩枕着我的肩头，睡着了。我有腰疼的毛病，但是，我努力支撑着，不打搅她的睡眠。后来，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取下一个包来，让她头靠窗户，枕在包上，她的腿不妨伸直，放在我的腿上。
她睡着以后，脸上还不时露出丰富的表情，这是在做梦。我这时候想起了两句诗，是戴望舒的：守着你的梦，守着你的醒。
清晨，她从梦中醒来，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然后穿上鞋，拿了一个大毛巾，去洗脸。这个大毛巾，让我肯定了，她确实是地质队员。
清晨，当火车在北京站还没有停稳时，她对着窗户，像一个孩子那样突然尖叫起来。我往窗外一看，见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也在窗外，一边挥手，一边尖叫，想来，这是她的那个“他”了。
女孩和我迅速地打了声招呼，就背着一个小包，下了车。当我迟缓地背起行囊，下了车时，女孩和她的男朋友，站在外边等我。女孩说：“就是这个人照顾我的！”于是，那个小伙子走过来和我握手，说些客气的话。
当走出检票口，来到广场上以后，我看见，女孩紧紧地搂着男朋友的脖子，一边笑得弯了腰，一边走着。当他们从我面前走过时，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站在灰蒙蒙的车站广场，看见女孩的头发一撩一撩地，没入人流中，我突然有些痛苦。好像自己小心侍着的一盆花，现在被人抢走了似的。但是接着，我就为自己的痛苦可笑了。已经下了火车，各人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你没有必要痛苦。火车上的故事已经结束。
1992年初夏，在西安开往延安的火车上，我的对面，坐着一位女孩。这趟车很空，整节车厢里，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而这一处的位子，只有我们两个。
女孩仍然是一身牛仔，旅游鞋，头上剪着短发。但这个不是“电台小王”，她是一位女记者。
我们的第一次拉话是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后边，一个人匆匆地赶来了。“这里是买延安那趟车的车票吗？”听到她的话，我回答说“是的”。“还能跟上吗？”我说“可以”。买完票，她又问怎么走，我说你跟我来！”气喘吁吁地上了车以后，对号入座，她坐在了我的对面。
火车开动以后，她从背着的小包里，拿出一堆报纸来，摊在小桌上看。见我看她，她又拨给我几份。她说办报纸的人，却经常没时间看报纸！”这话告诉我了，她的工作和报纸有关。于是我说：“我也办了十多年的报纸，在一家地方报！咱们这里，把办报纸的，叫‘喉舌’，北京人不这么叫，他们叫‘口条’。”
“口条”这个词儿，把小姐逗乐了。她递上她的名片，我也递上我的名片，看到她的名片后，我说我认识他们报社许多人，于是，我扳上指头数起来。这样，我们亲近了许多。
她很漂亮，浑身上下，充盈着一种文化韵味。我说，我最初以为，她可能是个大学生。她说我猜对了，她西大毕业，还不到一年。看着她那南方人的鼻子和嘴唇，我又说她大约是江浙一带的人。她说这回是猜错了，她是北方人，不过，她确实长得像南方人，同事们都说北人南相，必有大福！”
我们开始热烈地交谈起来。拉的最多的话题是文化上的种种现象。我们把这次相遇看作一种缘分。双方都很激动，都有些神经质，都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个和自己旨趣这么相同的人。后来上车的人，都用有些诧异的目光，看着这两位热烈的、迫不及待地倾诉的交谈者。
火车到蒲城停下时，我们才从梦中惊醒。女记者的目的地是蒲城。她匆匆地下车了，我无意识地跟着她，也下了车，走了大约有五十米，直到她转回身来，伸出两只手在空中，向我摆了一阵，我才清醒过来，又上了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位苏小姐自那以后，一直将她主版的报纸寄我。我们还见过一面，是在西安的一次会议上，只是火车上的那种气氛，那种心绪，那种属于两个旅行者的世界，已经很难再找到了。可遇而不可强求，不是？
类似的事情还有第三次，那是今年深秋，在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这是一列市郊车，我坐在二层，窗外是渤海湾萧瑟的秋日黄昏，一轮发红的太阳，正缓慢地西沉。我的对面，一位年龄不详的小姐，正捧着一本红皮书看着，那情景极为诱人。小姐在看书的途中，还不时地抬起头，看我一眼，似乎有交谈的欲望，但当我看她时，她又迅速地将头埋进书里了。
我手里也拿着一本杂志，是临上火车时，《小说家》的朋友塞到我手里的。火车上的乘务员在送点心，她要了两杯牛奶，我则效仿着，要了两杯咖啡。我一边喝咖啡，一边打量她，琢磨着她的职业、身份。我甚至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上去了。她粗看起来，穿着有些随意，但是细细观察，你会发现，她十分讲究。她的脸肯定是美容过的，她的头发经专门的理发师做过，她穿了一双很新颖的皮鞋，肯定是名牌。她的年龄，也让人无法判断。
僵局是这样打破的。她有些疲劳了，于是将书合上，放在了小桌上。这时，我勇敢地将手伸过去。“这是本什么书，让我看看！”我说。作为对等原则，我将《小说家》递了过去。
“你一定看不起我，因为我看这样的书！”小姐说。接着她又解释道，这是上火车时，为了打发路途的寂寞，匆匆在地摊上买到的。这本书的书名叫《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看着书名，听着小姐的话，我笑了。原来她一直瞅我，就是为的这个缘故。
我们通报了姓名。她是个女老板，某某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大学毕业，电视台干了两年，又下海四年，今年，该是三十岁了吧。她也读过我的《最后一匈奴》，并且读过我最近在一家杂志上发的《女人是巫》的调侃文字。这样，我们的距离缩短了许多。
从黄昏到傍晚，我们开始热烈地交谈起来。她说她的公司，她的先生和家庭，我则谈我的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本《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和那本《小说家》，静静地被冷落在了小桌上了。
她住在东直门，我客居在东四。本来，下火车以后，各奔西东，留一份温馨的记忆，最好。可是，下火车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同坐一辆出租车，先送我到东四，再送她到东直门。
过华灯初上、熙熙攘攘的长安街时，出于习惯心理，我将手揽在了她的腰际，上到出租车以后，我的这只该死的手，还没有放下来。出租车开动了，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叫车子停下来。她说，方向不对，她得另搭一辆车。
我的手赶紧缩了回来，脑子也从浪漫情调中回到现实。我央求她说，叫她不要另搭车，可以先送她，然后再送我。她并没有理我的话，匆匆地下了车，又匆匆地向我招了一下手，暮色苍茫中，就搭另一辆出租车走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我的思想，长久地处在一种忧郁中，我将这个火车上的故事，讲给我的朋友杨志广先生听。他说，这种事情他也遇到过，你可以写封信，解释一下，至少让她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如果她还不谅解，那么就由它去了。
这样，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给这位苗小姐去了一封信，我信中谴责自己自作多情自讨没趣，我说空间那么大，我的该死的手为什么要揽在她腰上，我说她完全有理由蔑视我。我祈盼能得到她的原谅。信寄去后，没有回音。
当我羞愧地写出这些的时候，而今我明白了，错不在自己的手，错在自己的心，离开火车以后，火车上的故事就应当结束，不要把它留给地面。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火车上，也把自己包装得严严的，不让它有故事发生。或者，干脆不要有火车，干脆不要有旅行，那就彻底地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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