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7日至3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员兼副院长王汎森应邀，到访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并作题为“近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的系列学术讲座。
讲座分四讲，主题分别为：(1)近世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内在紧张；(2）晚明心学与商业社会；(3）道咸时期的思想世界；(4）“绅士大换班”──一九○五年废科举的影响。讲座所谈论的内容，大体上包括由晚明延伸至清末民初的历史变迁，而其具体的辨析则兼及古今中外，由点及面，恢弘纵论。
第一讲中，王汎森教授向听众呈现了一个关于明清800年历史的整体面向。在他看来，与包括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等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事件处于同一历史时空的这段中国历史，是观察中西历史和文明变迁的关键时刻，然而简单的比附和片面的夸赞或斥责，并不能理解和透视这段历史，毕竟此后中西历史的不同走向已经表明二者之间的确有着既深且巨的差别。事实上，明清的历史并非只存在一种单面向的维度，而是由多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有着多样的alternative。王教授主要是从四个角度，描述这种历史内部的张力：第一是人口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内在紧张；第二是传统经书与现实政治的紧张；第三是农业社会的理想与商业化社会之间的紧张；第四是小政府与大国家之间的紧张。这每一种张力背后都蕴涵着中国社会的独特内涵，而其张力的化解与历史走向，也意味着与世人眼中的西方现代文明不乏歧出和矛盾之处。
第二讲探讨的是晚明心学与商业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题目，包括王汎森教授的业师余英时先生等人，都已经在此领域深耕多时。但是，王教授在这里并不是老调重弹，而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让其增加了新的深度。在他看来，对于晚明心学与商业社会之间的关系，过去研究较多的是商人如何附和心学，或者说商人如何以心学为其护符，但他则试图从“儒学如何受商业影响”的视角出发，探讨在晚明诸儒的言说中，其儒学内含的义理如何受到来自商业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晚明是一个较为高度商业化和生活化的社会，用王教授的话来说，晚明文献中甚至存在“蔬菜和水果”争奇的文字。儒学固然影响商业，但商业化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变化，也同时影响了儒学的义理。
当然，王教授也坦承在晚明，商业虽然影响了儒学，但儒学并未彻底地为商业所支配。与西方商业的社会建制道路相比，晚明中国仍然走的是儒学“心性”的路子，儒学仍然牢牢地占据着社会的主流。在商业化的潮流于朝代鼎革之际迅速由盛转衰之后，士大夫们应对时势与变局的路子，仍然处于传统学问的脉络之中。这种情况，即使到了第三讲所探讨的“道咸时期”，也依然没有变化。这段时期虽处于中西直接交冲的前夜，但在历经康乾之际的繁荣之后，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社会现实的层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予人以“衰世”之感。在这里，王教授一方面引介彼时人对于时局的悲观之感，细致描绘嘉庆末年以降的时势变迁，另一方面则展示彼时士大夫应对时局的不同学术路径。包括章学诚、陆耀、汪中、包世臣、龚自珍与姚鼐等人，都试图摆脱原有经学的束缚，而另寻出路，以应对日渐恶化的官风士习。由此，到了道咸以降，学问与思想呈现出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多元而富于张力的面貌，今文经学、先秦诸子学、理学、晚明遗献、西北史地之学、经世致用之学等，都轰轰然而起。
最后一讲中，王教授讲述了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所造成的别样影响。他援引郑超麟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指出废科举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绅士大换班”，旧派绅士让位于新派绅士，而新派绅士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牵一发而动全身，原本的“仕学合一”的传统由此而中断，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乃是一个整体崩坏的局面。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传统学问一统江湖的情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乃是多元价值观的出现。知识分子（“士”）也不再位居权力的核心，占据社会的中枢位置，而是日趋边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乃是“自我边缘化”。就社会层面而言，“四民”秩序就此打破，乡绅社会也随之解体，新式职业阶层自然而来。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局，如何重新寻找稳定的“传讯机制”（Signaling System），以促成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了横亘在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是全体中国人的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正如杨国强教授在主持第一讲介绍王汎森教授时所指出的，王汎森教授是能通古今的人，也是能通中西的人，其对历史的研究，往往能够由点及面，以贯通的视角，予人以别样的观感。讲座虽只有四讲，但王教授的博雅贯通与鞭辟入里，却已然溢于言表。另外，王教授在课程中对历史事件的娓娓道来，以及时常穿插的余英时、黄仁宇、钱穆、俞大维等人的趣事，也让学子们深切地感受到为学之辛酸苦辣，让人回味无穷。
来源 http://www.si-mian.o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