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年前（1644年）的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殉国，明清易代就此展开。这一天，被广泛地认为是明朝的纪念日。图为遗民八大山人（朱耷）在〈鱼虾画〉中，使用「三月十九」的意象作为花押，以寄故国之思。图/香港艺术珍藏协会
每到三月十九日这一天，长歌当哭，总要想起明朝。
每每想起明朝，我的眼前总会浮现起一团正在燃烧的烈火。
这或许是因为，整个明朝的历史上，留下的关于「火」的意象实在太多了。
建国伊始，「大明」被选定成了新朝的国号。从江淮之间的一隅之地开始，几十年间，「日月」的旗帜带领着中国人廓清中原、扫定朔漠，再以理学开国、培植正气。从此，日月并悬、光芒灼照，刚烈、威严、炽热，奠定了此后三百年间中国人的性格。
开国将近一百年后，土木之变中皇帝被俘。风雨飘摇之际，于谦挺身而出，成功地力挽狂澜。他的名作〈石灰吟〉为人们所熟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二十八个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能全文背诵。不过直到后来，明代的历史读的多了一些，再看这首诗，会觉得，仿佛每一个字照射出来的，都是耀眼的光芒和火焰一般的炽热，甚至有时，这光和热都会让我觉得自惭形秽。这首诗，其实正可以说是明朝精神的概括，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气质。
再过五十年，赣南大庾县，章江上一叶扁舟之中，王阳明已在弥留之际。环侍在侧的弟子们小心翼翼地询问老师的遗言，阳明轻轻说了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随即溘然长逝。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对浮生的眷恋——何必曰生，何必曰死，何必曰公卿大夫，何必曰匹夫匹妇，只求那一团火在我的心中燃烧不断，我便是顶天立地的圣人，我便拥有永恒的光明，我便可与乾坤宇宙同为不朽——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导师留下的最珍贵的宝藏。
明亡后，百姓为暗中纪念明朝，便将崇祯皇帝神化为「太阳星君」，并将每年的三月十九日定为神祇的诞辰予以祭祀，直至民国时北平仍有此习俗。图为台北太阳堂三月十九日的法会。图/自摄。另请参阅〈三月十九，岂能忘乎！？〉
又过了一百年，这时，距离清军入关只剩下二十年了。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东林士人刘元珍说「此吾辈入火时也，无令其成色有减」——举目关河，遍地烽烟，赴汤蹈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切莫让我们这些赤足黄金的成色有丝毫减损。
一语成谶。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大明日月」最后的余晖之下，与「火」有关的意象越来越多。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更多地，是作为「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的注脚出现的：
隆武元年（1645年），清兵渡江，两浙州郡相继沦陷。内阁大臣朱大典（浙江金华人）本来素以贪腐闻名，此际返回故里，散尽家财，招募乡勇万余人，固守金华府城五十余日，斩杀敌军数万。城陷后，朱大典偕同总兵以下将领四十余人，环坐在火药库中，尽出火药三百余桶，点燃了一直放在袖子里面的火绳，须臾之间「火发作霹雳声，顷刻人屋皆烬」。当日，清兵入金华，借口「民不顺命」，「因屠之」。
一年后，22岁的郑成功走投无路，去到了故乡南安县的文庙。不久之前，他的父亲当汉奸出卖了福建全省，旋即被清军捉到北京软禁；他的母亲，则在清兵洗劫南安时为免受辱自缢身死。此刻，只是一介书生的郑成功只有2条船，他带着90位袍泽，站在孔子的牌位前，把身上的儒服脱下，投入烈火中焚烧。他在祭文里说「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衣，祈先师昭鉴！」此后，为了不负孔庙烈火前的誓言，郑成功拼尽毕生，直至十六年后含恨而终。
图/电视剧《大英雄郑成功》第5集。关于郑成功的故事，另请参阅〈郑成功姓郑吗？南明40年的慷慨悲歌〉
岭南，清兵攻陷广州，退休多年的官员黄公辅（广东新会人）对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丝毫不顾，以七十高龄率子孙起兵赴义，征战十余年后，势穷自焚，年八十四岁。之前，清国的平南王尚可喜抓了他的孙子作为诱饵劝降，黄公辅复书答曰：「公辅世受国恩，八十孤臣，报国无状，枯朽余生，徒未死耳。生为明孤臣，死为明故臣，辅志决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公教我矣。」
与黄公辅并肩战斗的还有将军王兴（福建龙溪人）。王兴是一介武夫，尽管「目不知书」，却「大义根天性，去就之际，可否断断」。两广全境沦陷，王兴仍率部据守海滨的文村（属今台山市）一城，尊永历正朔、服大明衣冠，有数千不愿薙发的临近士民陆续前往一同固守。最后，尚可喜竭全省之兵，费数年之力，才逐步攻陷了文村。城破前，王兴对来劝降的说客说「吾祖宗累世受国恩，于兹二百八十年矣。兴岂能为降将军哉！」于是，他穿上皇帝御赐的蟒袍，与同是盛装的妻妾共拜天地，问妻妾「今日之事憾乎」，皆对曰「无憾」。乃在房屋中遍置火药——历史记载极具现场画面感——随即，王兴「复出衣冠，右秉烛，左抱诰敕，大步而入。俄轰然声作，烈焰薄天。卒年四十五。」
王兴墓，在今广州越秀公园。图/郑舒升
当然，还有1664年的茅麓山之战。
李自成的侄孙、「小闯王」李来亨（陕西米脂人）率领着中国大陆上最后一支大明军队，孤军在川楚交界的夔东奋战达十余年，以方寸之地，抗滔天之敌。那时，明朝最后的永历皇帝已经殉国三年，夔东的山寨里连一位朱姓宗亲都没有。
在姚雪垠的小说中，部下质问李来亨「名不正言不顺。全中国都被满清占了，我们这一点点地方，如何能对抗满清？今日再守下去，大家死到一起且不说，没有正当的名义了。明朝连一个最后姓朱的宗室都没有了，我们为谁守土呢？」李来亨回答「为中国人守土，为我们良民守土。永历皇帝虽然殉国了，可是我们大明的正气不能消灭。」
正史上并没有记载李来亨和部下最后的对话，却留下了他们最后身影：在与四省十万清军搏战六个月之后，李来亨「招降不应，遂赴火药库，悬二印胸前，命部众举火，寨烬，将士从死者六千人」。最终，「来亨败没，中原无寸土一民为明者」。
那一日，茅麓山上，燎天的烈火，成为了大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最后一瞥。
长江三峡畔的险峻深山，是中原最后一支大明军队百战焚身之地。图/自摄。关于茅麓山之战，另请参阅〈374年过去了，为什么人们仍念念不忘！？〉
其实，「那一团火」，又哪里是那些看得见的烈焰和火光？那分明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里，一个挺直了腰杆的正常人，自然表现出凛凛不可犯的刚勇，遵循着直道而行的本能。这团无形的火，才是中国人永不磨灭的真生命。
当然，那一团火，也是后辈子孙拿出全部的真诚阅读历史时那一个个欲哭无泪的年年梦、夜夜心。
只要此心不灭，只要烈火不熄，无论外在的环境再如何艰难困苦，我还可以在这一隅方寸之中撑起一片朗朗乾坤。
明末就有一位儒者吴钟峦（南直隶常州府人），年轻时初读王阳明《传习录》一见倾心，嗣后陆续受学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名士，「出入文社讲会四十余年，海内推为名宿」。清兵渡江时，吴钟峦已将近七十岁，说就算「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终非其有也」，但是
志在恢复，环堵之中，不污异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复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复也。
大厦将崩，独木难支，天下恐怕终究会没有一寸土地再属于大明，但是，只要此身不死，只要此志不移，只要我心中的那团火还在燃烧，只要我在世间还存活一日，便终究尚有我一人仍为大明之人，尚有此一地仍为大明之地。
当时，海上的舟山岛是整个江浙一带抗清的中枢所在，吴钟峦则居住在一水之隔的普陀山岛。永历五年（1651年），清兵跨海来犯舟山，千钧一发，吴钟峦想起了他的老师（高攀龙）、弟子（李应升、钱肃乐）、好友（马世奇）和儿子（吴福之）。他们，都已经死了：
昔吾师高忠宪公、吾弟子李仲达死珰祸，吾友马君常死国难，吾皆为诗哭之。吾门生钱希声从亡死，吾子福之倡义死，吾亦为诗哭之。今老矣，不及此时寻一块干净土，即旦夕疾病死，吾何以见先帝、谢诸君于地下哉！
于是，吴钟峦备船渡海，潜入了那座被他视为「干净土」的即将沦陷的死城，与他的挚友、负责守城的内阁大臣张肯堂（南直隶松江府人）诀别说「我先行一步等您了」，随即「至文庙右庑，赋绝命词，奉先师神位，举火自焚死，年七十五」。他的遗笔现今只存最后两句，曰：
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
一个「浣」字，让猛烈的大火，仿佛化作了柔顺的水波，让自己能干干净净去与泉下相候的师友子侄相见。
自普陀山岛望向舟山岛。图/自摄
第二天，在海战、城战、巷战先后拼杀十二日后，舟山城最终沦陷。舟山抵抗之惨烈，为当时所罕见，清国方面的记载也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今舟山而三耳。」
城陷后，守城文武自张肯堂以下悉数死难。张肯堂绝笔：「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一同殉难的张肯堂的弟子苏兆人（南直隶吴江人）题诗曰：
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 孤忠惟自许，义重此身轻。
舟山城破后，杀身成仁的还有同为东林后学的吏部左侍郎朱永佑（南直隶上海人）。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故事，是在一位加拿大学者撰写的英文著述里。书里说，俘获朱永佑的清兵将领欲以薙发为条件让他活命，「“If I could have cut my hair earlier”, he retorted, “why would I have waited until today?”」
当时正是深夜，我一下子就觉得坐不住了。尽管隔着一道翻译，我仍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巨大的力量从字里行间跃出。于是，赶紧检索中文文献，找到了原话：
吾发可薙，何待今日？
这话刚一说完，朱永佑就被从肩膀上斜着辟下的一刀斫成了两段。
「吾发可薙，何待今日」，这八个字，放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壮烈」，或许当时被说出口时也用的是一种平淡轻松而非大义凛然的口吻。但反而却让我看到了一种最平易、最真实，同时也恰恰是最有力量的自白：这么多年，国破家亡、漂泊海外，到头来，衣冠发服也好，君恩臣节也罢，说到底，在这些大义背后，最让我觉得此身无悔的，就是那一口气、一团火而已。
面对这些人，我们怎么敢不拿出应有的状态来？
后来避地日本的著名遗民朱之瑀（舜水），正好是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三人共同的弟子。舟山失陷当年，朱舜水在给日本长崎镇官的揭文中说「瑜之师友三人，或阖室自焚，或赋诗临刑，无一存者矣」（〈上长崎镇揭〉）。乍看平实无奇，读来字字泣血。图为浙江余姚朱舜水纪念堂。图/田九七
舟山之役时，张煌言（苍水，浙江宁波府人）在海上的舟中亲眼望见了城中的火光，却欲救弗能。此后的十余年里，他以其文武全才，奔走浙闽，屡蹶屡振，百折不回，成为了大明在东南沿海的最后支柱。1664年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茅麓山最后决战开始前的十日，张苍水在浙东海上被俘，同年九月七日在杭州就义。临刑前，望着西湖秀色，他说：「我今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相较前文提到的几位，张苍水的故事确实更加广为人知，甚至有学者说，因为他太有名了，以至于他的殉难都具有某种意义上被当时和后世围观的「公共性」。被俘期间，张苍水所作的一首〈放歌〉也让许多读者为之潸然：「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
不过，在翻检了张苍水的诗文集后，我更喜欢的，却是他在被俘期间经过宁波故里时所写的一首不太出名的五言诗〈被俘过故里〉，这会让我们对那些往往「高不可攀」的烈士们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亲近，敬录全诗如下：
苏卿仗汉节，十九岁华迁。 管宁客辽东，亦阅十九年。 还朝千古事，归国一身全。 予独生不辰，家国两荒烟。 飘零近廿载，仰止愧前贤。 岂意避秦人，翻作楚囚怜。 蒙头来故里，城郭尚依然。 仿佛丁令威，魂归华表巅。 有䩄此面目，难为父老言。 智者哀我辱，愚者笑我顽。 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 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 所贵一寸丹，可与金石坚。 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二十六岁时以一介无名的举人在家乡起兵，有过功败垂成的大喜大悲，也听过终伤运蹇的猿啼夜月，十九年后重到故里，已是两鬓风霜，成了万方瞩目、被视为「一代完人」的俘囚。天下人之中，那些同情张煌言的智者，大多将他从大明的统帅沦为敌国的俘囚视为屈辱，纷纷哀悼。那些愚昧之徒则笑话张苍水以卵击石、不自量力。而有一些忠臣贤士，或者是张煌言的亲朋挚友，或者也是名重一时的义士遗民，甚至是几百年之后的读者，会把张苍水此行拔高成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凯旋」。
然而，在张苍水看来，所谓的名节，所谓的大义，所谓的衣冠，所谓「大明最后的支柱」，所谓「一代完人」，真的是最重要的吗？
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钱穆先生曾对他心中的中国历史精神有一段精辟的概括：
人总有一死，在此短短数十年间，总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这绝不是知识，也不是权力，又不是经济，又不是环境，而是将我内心中所蕴蓄的最高要求，能发挥出来，而成为道德精神的，这决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
这是讲，人生最舒服、最痛快的，不在于知识、权力、金钱，而是能将一种属于形而上的本能畅快淋漓地挥洒出来。
「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与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人生一世，匆匆百年，抛却身外的名利与纲常，最可贵的，恰恰是那个独属于自己的一寸丹心、一团烈火而已。甚至毋庸讳言，丹心不朽、烈火不熄，才是一个人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从「投笔从戎」到「慷慨就义」，杭州张苍水祠墓壁画。图/自摄
我之前也收到过一些读者的意见反馈，说儒见的文章啊，尤其是那个朱颐钊写的，血腥味太重。点开之后，满篇都是死人，插图也都是些坟墓。
我想了想，这说的可能真对，比如今天这一篇大概就难逃此讥。
不过，对我个人而言，翻开历史，或许纵然遍地都是流不尽的英雄血，但扑面而来的，分明是那一团火。
读历史，让人夙夜兴叹、寤寐不忘的，绝不在铁面无私的「客观规律」，而是因为古人的心中有那样一团火，见诸于历史，留下的便是那些让我们同其欢喜、同其哀愤的事迹；千百年后，我们读到他们的故事，为其拍案叫绝、为其应声而起，也正是因为薪尽火传，属于我们本能的那一团火也被同时点燃。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在中国，数十年前天崩地解时那些烈士们的骸骨早已大多腐烂。遍地奴才的时代里，那团火，早就灭了。而在东方的朝鲜国，时间仿佛却还停在了大明。
这一年，朝鲜儒者李玄锡为保存明代历史的真相、耗尽半生精力撰写的《明史纲目》，终于在他去世之前出版。在序言中，李玄锡再三感叹：
明乎！明乎！终有所不忍忘焉者。
忘不了的究竟是什么？
我想，就是那一团火。
（全文完）
制图/王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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