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统文化失落的挽歌｜民歌与文化第4期

▲纪录电影《书匠》片段

曹建标导演的纪录电影《书匠》，我看两次了。第一次看时，泪流不止，第二次看，还泪水涌出。我是从自己关注的角度来看影片，看得伤感的。

我的关注角度是陕北的传统生活、传统文化。前几年跑晋陕峡谷时，进了很多山沟，走了很多村落。人去窑空，村郭萧条，古寨荒疏，人文不再。我心悲凉，难过几天，终于像个遗老似的，嚎啕大哭。居住地的迁徙流动，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的自由权利。乡民进城后，生活应该会更好。但我在关注陕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时，关注从古往走来的那些东西时，面对一些历史继承的文化终结，总会伤感不已。看《书匠》影片，也这样。

过去身背曲项琵琶或三弦走村串户的盲眼说书人，陕北叫“书匠”，近年多已作古，渐被遗忘了。影片《书匠》通过学者曹伯植抢救性寻找并组织盲人书匠说书，和年轻女歌手刘妍追随其中学习说书的过程，遍访了陕北现存的盲人书匠，记录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讲述了传统的陕北说书在消失过程中的恓惶和无奈，那种人亡技绝、传统不再的现实。我在陕北插队时候，盲人书匠韩启祥曾到我们村，在我住的窑洞里给生产队社员说书。那时他的家和我们同在一个公社。书匠腿上的甩板，腕上的蚂蚱蚱，油灯下乡民专注听书的神态，我都印象深刻，却已非常遥远了。近些年看到的都是明眼人说书演出。《书匠》影片从年轻人学习说书开始，经过盲人坐场说书和明眼人演出说书等等冲突，结束于明眼人说书大聚会，象征陕北说书在明眼艺人、年轻艺人中的艺术传承和现实发展，给人希望。

在这个叙述过程中，《书匠》充满敬意地记述了盲人说书形态，深刻地表现了不同社会生活的不同文化需要，记录了即将消失的传统。说书改为明眼人，就好比乡民进城，盲人说书则如同古寨荒疏。面对这个消失过程，和盲人书匠的命运挣扎、生命终结，我觉得悲凉，觉得《书匠》催人泪下，是一曲真实的传统文化失落的挽歌。从我的关注角度看，这正是这部影片的文化价值所在。

现在我们一般看到的说书，都是文艺演出、文艺宣传，但百分之百由盲人构成的传统说书，不是这样的性质。横山是三弦说书的中心地区。那里的朋友给我讲，在他家山里乡间，以前有三个瞎子书匠，贺子陆，陈高俊，刘世恩，经常被附近村子人请上。他们主要就活动在那几个村，总是背着三弦，由带路人拉一根棍棍引上，慢慢走在山间，就像《书匠》里记录的一样。他们去干什么？不是去文艺演出、文艺宣传，是去说书。

我看陕北说书，愿意区分传统的坐场说书和新兴的演出说书，不把它们混为一谈。我觉得这样区分，在关注历史继承性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传统的消失。比如盲人说书是漫长古代形成的一个传统，相当于给盲人留的饭碗，明眼人什么都能做，没人抢这个。但这个传统已经消亡。又比如文革期间组织书匠演出，任务是宣传思想。而民间请书匠背着三弦去家里去庙会，是去坐场说书，从事宗教活动，搞宗教仪式。

中国的宗教，社会学家杨庆堃认为是一种弥漫性宗教。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宗教总体上缺乏制度性结构，不能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提供伦理价值。制度性宗教可以独立于世俗体系之外，王权之上可以有教权。弥漫性宗教却是跟世俗社会的统治和生活混为一体。它们看上去经常像是迷信，其实是宗教在皇权之下和皇权独尊儒术之下的生存状态。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由儒学提供，于是宗教的作用，从普遍民间来说，是功能性的，是村社安定、家庭平安、传宗接代、风调雨顺、消灾免难等等，而不是精神家园。

宋代时候，中国民间就儒释道三圣一块儿敬在一个庙里了，比较普遍了。后来，民间宗教活动，庙会或丧葬，村社或家庭，都是面对十方万里各路神神，都要敬到。这是中国宗教的功能性决定的。这种特点，保留了取悦神灵的需要，求神就得娱神，和天主教对精神家园的唱诗赞美不一样。在陕北，村社可以用请戏班唱戏、书匠说书和走秧歌场子等祭祀方式请神酬神，祈福于神灵。而民间个人能拜神求神，却做不到通神娱神。

日常生活中，传统乡间，一直由盲人说书满足这种个人需要，通过声乐取悦神灵，与神沟通。至今，在陕北偏远山乡，还偶能看到这种仪式。《书匠》中记录的黄河岸边请神说书，便是当地乡民请清涧盲人书匠张广春，去弹唱请神还口愿。古来医疗条件不好，牲口病了娃娃病了之类，乡民许口愿，要是神神给保佑的病好了，一定请书匠上门说书，还口愿酬谢神灵。文革时期曾禁止，但赤脚医生满足不了医疗需求，乡民仍悄悄请书匠。包产到户后，医疗条件未改善时期，这种“口愿书”传统得以恢复，是重要的功能性宗教活动之一。没许口愿的为向神神求平安，也有请书匠，说“平安书”。宗教功能的神圣性在这里表现为劝世，替神说人，告诫人们头上三尺有神灵，规劝人们守住人性底线。在陕北，传统盲人说书是弥漫性宗教多神信仰价值传播的重要手段。

传统说书的目的都是说给神神听。村社为敬神祭神举办庙会时请的“会书”，和“口愿书”等一样，也是给神说，也是劝世，和庙会上唱戏、秧歌一样，也是拜神求神娱神酬神。《书匠》影片里，盲人邱满屯的琵琶上，红纸对子写着“敬天敬地敬诸神”，写的就是他们说书的目的、说书的本质。各种场合的说书都是通过请神、参神、说唱、安神、送神这些仪程，或有祖先崇拜内容的请三代等，构成宗教仪式性质的说书形态。所有的说唱，包括书帽、小段、正本，都在敬祭神神的仪式之间，实质是敬祭神神的仪式之一。这是传统盲人说书的主体形态，通过说唱的形式完成宗教仪式，性质不是文艺演出。

从《书匠》影片的叙述里可以看到，传统盲人说书的主体形态已经边缘化了。横山朋友告诉我，他们那儿过去谁家请书匠来说口愿书，全村人都去听，或家家都请去还口愿。平时没个听上的，所以都爱听。现在医疗条件改善，有病不用许口愿，所以很少见了。即使有请盲人说书，其他人也不来听了，因为大家能听到外界的很多东西了。《书匠》深刻地记录了这种变化，黄河边上张广春说书冷冷清清，听众只有请他去的夫妇二人了。

在庙会上，虽然祭祀程式还在，但明眼人的说书，能够观察并注重世俗观众的现场反应，乐队伴奏下的表演化站场（走场）说书，和在广场、舞台、酒店的说书区别不大，都是我提供表演、你娱乐观看的文艺演出了，更能吸引观众。《书匠》通过盲人书匠张成祥与明眼人演出团体的冲突，记录了这种变化。这是一场很有价值的记录，反映陕北说书已经变成文艺演出，不会回头了，因为观众更喜欢那种角色性的表演。因琵琶说书传统而不必给神神下跪的张成祥，双膝跪下叩头祷告，最后也只得无奈地踽踽离去。而这时，追随学习说书的年轻人也转去求师明眼人，只剩下关注传统说书的学者曹伯植，陪伴着恓惶孤独的张成祥。这一段冲突令人伤感，传统在变化面前无能为力。

过去盲人书匠的“神通”技术是隐讳的机密，请神送神都采用“闭口诀”，不可被外人听懂。他们只收个别盲徒，传授了闭口诀才是真传弟子。传统盲人书匠的本质是弥漫性宗教中完成功能作用的在家神职人员，明眼人说书是民间文艺演出团体在庙会上承担祭祀功能的现代艺人。这种改变导致盲人书匠说书减少，酬劳降低，收入问题上升为他们的焦虑重点，像影片中张成祥的处境那样。他在那种处境中，令人悲伤地离世。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失落中的过渡现象，反映的是陕北说书已进入转型过程。

转型不只是发生在说书身上，也发生在诸如秧歌场中。传统的秧歌场子图案，千百年来都不是用于表演的，一般人站在旁边看不出名堂。那是村社乡人一起走出图案，一起沟通天地。就像传统说书的性质是给神听的一样，秧歌场图也从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神看的。在近年秧歌的表演化转型里，不是给人看的传统场图，正往完了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想让观众赏心悦目的表演队形，或是有宣传作用的长街游行。

转型的结果是旧的主体形态消亡了，新的主体形态形成了，和平地演变了。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改变了村落的主体形态，变化了传统的宗教环境。天花疫苗的普及，大大地减少了失明患者。医疗条件的改善，使乡民对盲人说书的需求越来越少。即使再有盲人娃娃，也不会去学传统说书命若琴弦了。就像我们在《书匠》影片中看到的，老盲人书匠们，谁都没有年轻的盲眼徒弟了，学习说书的，都是明眼年轻艺人。所以，盲人说书的消亡，不可避免，近在咫尺。

文化是文明演化的产物，是非理性的产生过程。人类由此有了神灵，有了丧葬，有了超自然的信仰和由此产生的器物、符号、图案等等。说书就是在这种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力量对文化的冲击改造，带来的不是文化，是以指导性宣传性动员性为目的的建构理性意识形态。那种强化的力量可以短时间改变演化的进程。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陕北说书受到的影响很明显，文艺宣传文艺演出的形态，是在那个阶段变化完成的。从狄马先生《陕北说书的风格流变》一文可知，坐场说书到站场说书的转变，也是从文革期间开始的。随之而来的是盲人书匠收明眼徒弟，把说书教给他们。在政治热情中，或市场热情中，师傅们立足于民间艺术认知，致力于发展文艺宣传文艺演出，宗教功能的神圣性便不存在了。明眼人说书，使陕北说书能以文艺形态保留下来，否则当下即已基本消亡。而文艺演出的世俗化性质，可以很快适应市场化娱乐化舞台化的商业需求，新兴说书的艺术水平广泛提高。

改变有改变的市场，传统有传统的价值。我个人关注后者。孙鸿亮先生专著《陕北说书研究》认为，陕北说书由民俗宗教活动的组成部分蜕变为纯娱乐性表演，将彻底失去本质属性和特征。对此我深以为然。虽然对技术性、程式性的记述稍显不足，但《书匠》在传统消失之前，为我们做了很有价值的影视记录。盲人的说书，对外看不见观众，对内看得见神灵，从《书匠》记录的张成祥说唱中，可以感知到文艺演出所不具有的那种无我无他的神性。传统的本质在那里。对陕北说书本质属性和特征的追述，和失去它们的过程中的说唱，还有对盲人书匠离世的痛心悲唱等，一起谱成了这曲民间传统文化失落的挽歌。

对传统的关注，是想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变迁过程，了解多样性生存的价值和困境。所以，认真地研究即将消失的，或是用心去感悟他们，体验他们，理解他们，记载他们，都非常有价值。曹建标导演便是这样，用《书匠》这部影片，表达了对陕北民间文化传统的敬意，所以我推崇他的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