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 陈彤
口述│陈彤
陈彤在接受采访前，刚刚生完一场病，还处在康复阶段。公司时不时来催新的剧本进度，她自嘲道，“反正说生病了，也没人信。”她的新剧《精英律师》前不久刚刚杀青，她是一名非常低产的编剧，自2014年后，就再没有任何播出作品。
“那时候所有人都说家庭剧没有人看了，生活剧也不流行了，都要大IP改编。”
她并不反对甜宠，也很羡慕IP，但她确实不擅长。对于原本就低产的陈彤来说，那几年时间，索性停顿下来，一面思考自己真正想写的内容，一面去寻找能够接受、认可她的制片人与影视公司。
以下是她的自述：
编剧这个行业有很强的特殊性，就像建筑，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盖房子，但是拆房子谁都会。装修房子可能稍微复杂点，像贴个瓷砖，换个马桶，但民工稍加培训也就能干了，不需要特别的资质。但盖房子，尤其盖宫殿、大楼、城堡，是需要专业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有建筑系，土木工程算专业的缘故。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编剧和资方之间的矛盾，说穿了，编剧相当于一个建筑师，花好大力气把房子盖好了，资方看一眼，说：这不能住人啊。编剧说：这是大纲，是分集，是初稿，相当于毛坯房，还没有装修呢。资方问：什么时候装修呢？编剧说，您该付钱了。
但编剧不久后从其他渠道得知，资方让责编在装修房子，还到处说编剧盖的房子没法住。
很多人跟我说好莱坞的编剧如何如何，韩剧的编剧如何如何，大概意思是他们掌握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可以想把谁写死，就把谁写死，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之所以有这个权力，是因为他们不只是编剧，同时还是制作人。
我认识的很多优秀编剧，都已经从单一的编剧，转为制片人、监制或者导演。比如最有代表性的李潇、于淼，他们是优秀的编剧，同时还是声名鹊起的出品人、制片人和导演。
我有一个编剧朋友，恼火于甲方的指指点点，一会儿说是平台的意见，一会儿说题材陈旧，愤然把剧本撤回，自己成立公司，自己制作。造成这些状况，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编剧工作的特殊性，你就是盖了一个圆明园，赶上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你也没脾气。
当然如果只想专心做编剧，我的建议是必须妥善寻找合作团队，寻找那些可以尊重编剧、帮助编剧完善作品的团队、制作人、影视公司。就像是一个好的选手，如果想出成绩，一定要找好的教练和团队。比如中国乒乓球选手，刘国梁当教练的时候，随随便便拿世界冠军，换将了，连前三都没进。所有的编剧，如果只想当编剧，那就要找到自己生命中的刘国梁。我非常感激我的恩师王海鸰，还有李晓明先生，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我真心希望，更多的团队、制作人、影视公司，不要把尊重编剧停留在口头上，编剧写一个作品，里面有名有姓的人物一般少说也有几十个，40集的电视剧，几千场戏，有几场写得不尽如人意，有一些台词写得不那么精彩，这都是正常的，是可以调整和修改的。
谁也不会要求导演和演员所有的戏都一条过，为什么非要求编剧写的剧本，一拿出去，所有的平台都要齐声喝彩？否则就是编剧不行，就要换个农民工来装修房子？等到将来戏播好了，就说都是自己装修的功劳；如果戏没有播好，就说这还多亏我们装修了，原来的都不具备住人条件。
我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话，是一位制片人朋友写的：别说写剧本了，真正能读懂剧本，也是有门槛的。
这位制片人朋友的这段话配图是，《继园台七号》摘得编剧大奖，杨凡获奖致辞：我拍了四十多部电影，人们总是说，你的电影戏剧性不够，文学性不强，剧本不够好。但是今天我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编剧的困难在于剧本不像很多东西一样，有数据支撑。比如说一本畅销书，有销售数据，一个流量明星，有粉丝数据，但剧本在拍出来之前，什么数据也没有。大家能看明白沙盘，所以卖楼的只要盖个售楼处，搞一个沙盘，弄一些楼花就可以卖了。
但工程设计图，结构图，能看懂的人，真不多。这就像五线谱，很多人不识谱，却还敢指导作曲，他们的指导方法就是让你写了曲子，他直接拿去给乐团，如果人家肯演奏，那就是好曲子，如果人家不肯演奏，那就是你写的不行。影视制片人的专业应该是他们的眼光，但现在多数制片人，都是直接拿剧本找平台，如果平台说好，就拍，如果平台没看上，那就继续折磨编剧。
这样的制片人，比的是跟平台的关系，而不是专业。专业的制片人至少应该有自己的审美和判断。举个例子，一位古董古玩专家大概得知道什么算古董，什么不算。不能到处找人说要好东西、老东西，等从人手里拿到了又找下家问，这是好东西、老东西吗？值多少钱？下家如果眼瞎，就跟着眼瞎。
这最多算一个二道贩子。制片人，和制作其他商品的人类似，都要懂行，都要有自己的文化识别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可以是一个成功的二道贩子，做一个纯粹的生意人，不需要谈什么情怀跟文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鼓励年轻编剧，自己去和平台建立关系，与其让不懂剧本的人拿着你的剧本去找平台问来问去，然后回来对你指指点点，还不如你自己去和平台打交道，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都是自己的。
我没有考虑过平衡艺术作品和市场需求这个问题。我都是写我想写的东西，如果恰巧是市场需要的，皆大欢喜，如果不是，一般就是我白写了。我做编剧的契机来源于一场重病，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创作剧本。
很多时候，我通过写故事来解决自己的迷茫与困惑。相当多的故事，可能开头是一个问号，到结尾是一个句号，这就是问题解决了。但有些故事，开头是一个问号，结尾可能是更多的问号。解决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提出问题。可能从某种角度上讲，文学、文艺的价值，就在于提出问题，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发人深省，令人深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喜欢言之有物，发人深省的内容。比如说2014年播出的《离婚律师》，这部剧的创作初衷是来源于一次辩论。我和一名律师就当时《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产生了分歧，我认为新婚姻法赤裸裸的保护了“婚姻中的资本意志”，而没有考虑婚姻中的“情感付出”以及“情感成本”，我为此气愤的写了一篇博客《婚姻中的“资本意志”》。
后来合作过的影视公司老板吕超约我吃饭，询问最近有没有想写的东西，我提出想写一个与新婚姻法有关系的戏，他很快同意并签署了合同。
《离婚律师》中有一个情节，一个老板想要和妻子离婚，妻子不同意，于是这个老板就利用了当时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在外大量借债，天天都有债主到家中找他的妻子要求还债。老板想用这种方式迫使妻子同意离婚。
《离婚律师》播出后，这一部分遭到了一些律师异议，但事实上，我写这个故事，是做过采访的，在现实中，甚至有无良律师给自己的当事人朋友出这种主意。作为妻子，尤其是被老公冷落在家的妻子，很难证明开公司的老公，借的这些债务跟自己没有关系，也很难证明自己不知情。
《离婚律师》一剧在2014年播出，2017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在婚姻法司法解释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分别作为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在《离婚律师》播出三年以后，现实法律对剧中的所涉及到的夫妻共债的法律问题，做了补充规定。法律往往有滞后性，但文学，艺术，则应该有前瞻性。
同样的，在我看来一个好编剧，应该写自己想写的，相信的。我帮一些公司朋友看过一些剧本，有的确实不堪卒读。因为自己做编剧，所以知道编剧的辛苦，一般都不会直接提否定性意见。但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一共三集剧本，车轱辘话来回说，各种前言不搭后语，缺乏最基本的文字能力。
老板跟我说这个编剧是编过很多有名电视剧的，我说不可能，老板说真的，只是人家没有给署名。我当即就说，我开始还只是觉得Ta不会写，现在不但是不会写，而且是坏人品。
对于青年编剧，我有三点想要告诉他们，在这个行业里，第一是写自己想写的，相信的；第二是勤奋、努力、坚持。第三是与欣赏你相信你、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合作。
对于编剧来说，虽然编的东西都是虚构的，但是，要真挚、真实、真诚，要有真情实感。
现在我们的编剧很少参与到制作中，除非自己身兼制作人、出品人、导演，那种情况另当别论。事实是剧本在实际拍摄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突发的，编剧不在现场，而问题确实需要当场解决。
比如说，我以前的一个剧本，写了一场父女告别的戏，父亲在阳台上，目送女儿离去。女儿走了很远很远，父亲还站在原地。后来播出没有看到这场戏，我就问制片人。对方说，“哦，剧组找的父亲家没有阳台。”
前辈李晓明老师说过一句话，好的剧本一定要经得起减分。我当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李老师的意思就是，剧本在实际拍摄中，固然有的时候，运气好，碰到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导演，优秀的演员，各种加分，但万一运气没有那么好呢。
剧本不是一天写出来的，尤其电视剧剧本。所以一个健康的编剧生存系统，不是今天告诉编剧市场需要这类作品，让编剧这么写，明天告诉编剧市场变了，要编剧那么写。如果拿体育运动做比喻的话，就是世乒赛的时候，让编剧练乒乓，过一段，世界杯了，让编剧改踢足球，还跟你说，现在谁还打乒乓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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