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波：谈谈你对小说的理解和把握？
王 波：你出生在渭北高原农村，那里山川塬交错，沟壑纵横，用你作品里的话说，“瑶山以北是山区和残塬”……你在那里的乡镇中学上学，上大学时又在后来叫做农科城的杨凌，毕业后又长期工作于煤城铜川，似乎一直未能脱离田野和山（高）地。而你的创作好像也很少离开这片田地以及它的生活。你的作品好像大部分都是与罕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问题。
云 岗：你说得对，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问题。小说是有地理的，譬如鲁迅笔下的鲁镇，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这不单是一个名，而是赋予了这个区域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通过民俗、生活、思想形成，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另一个”。如果千面一孔，没有特色，这样的小说能有多大的生命力？
王 波：你为什么不大写蒲城（罕井）以外的东西？这背后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吗？
云 岗：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差不多。其实，写那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了自己的“这一个”，写出了大家喜欢的作品。当然了，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说过，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可见环境应该对文学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准确地讲，我写的主要是关中，特别是渭北一带的人和事。罕井、大孔不过是个地名而已。一定要较真，从字面上讲我还写过宜君（《宜君城》《五里镇》《下桃》《川子河》《烧锅》等）、耀州（《耀州咸汤面》《神奇的照金》等）。
另外，我十九岁就进入城市，长期在机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和写作资源，写作了中篇小说《惴栗》《本能》，短篇小说《雪落大地》《山上，一棵挺拔的白杨》等作品，反映了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生活困惑，发表后受到了诸多好评，这些小说的场景就不是罕井和大孔。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三分之二写校园和城市生活，也不在罕井、大孔。具体是什么地方，我就不说明了。我不希望对号入座，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
王 波：你是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上看待和写作这些故乡的人和事物的？亲历者？回望者？俯瞰者？
我写的很多事我都经历过，或者耳闻目睹过。如拾麦，在饲养室里嬉戏、开会、娃娃亲、用辘轳绞水、看人家捞桶，栽苹果树……从这个层面讲，我算得上亲历者。多少年过去了，这些事情和由此相联的人依然历历在目，让我回忆，让我思想，继而萌发创作冲动，我又成了回望着。把这些事情写成小说和散文，我不能就事论事，单单的讲故事，我要挖掘其中的精神内涵，把我的感想和思索放进去，让读者体验、回味，感慨，我不又成了你所谓的俯瞰者？
王 波：你的小说以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的渭北农村为创作背景，是对那些曾经鲜活而今已渐行渐远的渭北农村生活图景或历史的艺术再现。比如短篇小说《罕井》，在对人性、生活真实的刻画中，表现了罕井公社缺水的窘迫和当地人对缺水的种种应对与这种境况下的生活；中篇小说《饲养室》围绕着饲养室的成立与解散，对农村合作化进程和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那一段段历史的生动回顾，让我们纠缠在人性的善恶美丑中；短篇小说《八爷的爱情》，八爷的粗暴和爱情，八婆的逆来顺受和善良，在人之生存的艰难中，表达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苦涩，使之几乎成为渭北农村老辈人爱情、生活的原生态记录；而《赵主任》中，通过对一个个小题材大意义大时代书写，表达了作家对那一个时代人、生活的反思，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社会历史、人物生态。你觉得那段历史对你小说创作的的影响是怎样的？
云 岗：你把该说的都说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何况这似乎和前面的问题有相同之处，只不过开始用手术刀解剖了。但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作品的解读，而且有些观点我是很赞同的。
圈内人都知道，我不大爱说自己的作品，似乎也说不好。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涵盖了他的一切，读者完全可以通过作品了解他的经历和想法，评论家也可以通过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喋喋不休地解释，要么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心，要么就是好为人师，老王卖瓜。不过，你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些细节，否则就很对不起你辛辛苦苦准备的提纲了。我的很多作品写的是我二十岁前的事，那是一个清贫的农业时代，却又到处笼罩了高亢的政治，这样的时代自然会产生特别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便不知不觉的刻在了我的心中。《罕井》里老井实有其人，但不姓井，姓啥我已经忘了，但他拄着破竹竿走村串乡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常常想一个瞎子在那么一个时代为什么会生存下去，是什么力量在吸引着他，这样便产生了表现特殊地域，特殊年代人性美的《罕井》。你不觉得老井在捞桶的时候，正是在打捞人们心中已经丢失的某些美好情感吗？它对现实中的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启发？饲养室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特定场所，久而久之它便成了一个舞台，舞台上表演者看似是牛驴骡马们，实质上是形形色色的人，在那样的大环境下，舞台上人们的表演能不尽心尽力？他们的表演又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积淀留下了什么。可以说，《饲养室》就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八爷的爱情》你说的很到位，我就不说了。《赵主任》中的赵主任也实有其人，现在是死是活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让大家思考在那个年代赵主任不仅可恨，可笑，而且可怜，可叹，实质上他也是个受害者，因为他也是个人。
王 波：最近你发表了中篇小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精准扶贫》，短篇小说《雪落大地》等作品，再一次把关注的眼光放在了当下，揭示的生活内涵和写作手法都有所创新，著名评论家仵埂欣喜地说：“云岗以此为标志，具有了更上层楼的转折性意义。”你能说说这些小说吗？
《雪落大地》写的是“我”回农村老家为父奔丧，就在丧事办完后的那天晚上，从哭哭啼啼的母亲那里得到一个秘密：父亲被人打过，打人者是邻村的一个无赖。作为一位在城里工作，被乡亲赞为“好好”，让父亲引以为荣的儿子，父亲被打，当然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怎样为父报仇就成了“我”的重重心事。仇当然没有报成，最后，大雪飘然而来。小说反映了“我”的无奈与疼痛，当然也是也是这个时代的无奈与疼痛。
王 波：你的小说、散文，即使是所见所闻或个人史，也是那个时代从农村出来或一直生长、生活在那里的一代或多代人的个人或集体记忆。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以主人公龙民为线索，对渭北农村一代代人的命运和一个农村人一生的所能历经的过程，以及以龙民为代表的这个农村青年群体的奋斗成长史进行了多头和相对全面的书写。这一切，既是对那个年代渭北农村生态、生活的反映，也是对他们精神、生活、成长命运的历史祭奠。你是否认为这是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关注的写作资源，抑或因为这样的写作会体现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云 岗：现实主义也罢，现代主义也罢，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资源，一个作家的经历、知识、兴趣点不同，他（她）的写作资源就有所区别，这样才会产生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至于作家值得关注什么，不值得关注什么，那完全是他本人的事情，用不着谁去规划。文学毕竟不是在讲故事。
“世界上本没有城市，因为人的聚集与长期的驻守，便形成了城，无疑，城市是政府所在地，也是政府发布命令的地方。建国以来，由于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制度，使农村与城市形成了城乡差别。如今，虽然中国很多农村都实现了城镇化，同时很多的农民到城里打工，成了城市的新阶层——农民工，但农村人依然找不到与城里人平等的地位。小说《城市在远方》，洋洋洒洒50余万字，所演绎的龙民们就是一些呼唤由农村人变为城里人的典型代表。由农村人到城里人，不是简单的户口变化，而更多的是经济、文化、政治的融入，往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奋斗。因此，作者提出了‘城市在远方’的命题。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很快接受一个城市，而一个城市要接受一个人却很漫长。也可以讲，《城市在远方》是新中国城乡差别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如此，它便具有了史志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
另外，需要说的是，这本书开始写的时候名为《进城》，写着写着“城市在远方”五个字在我的头脑中闪现了出来，如此，这本书就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真的和《平凡的世界》不是一个题材，因为我还没有路遥那么伟大。
王 波：你的优秀作品都是乡土的，都是接地气的。读你的小说，我经常会疑惑：作为一名公务员，很早就进入城市求学、生活、工作，为什么在你的作品里，谷子、糜子、骡子、马、犍牛、驴，杀猪老刘头、水窖里捞桶的老井、务弄苹果园的换换、爱上女知青的叔父、八爷、八婆、拾麦的娃娃队伍、班主任，麦场上打架的乡亲、请神的苟社教、苟宏伟、贫困户烂女、孟兰花……以及《城市在远方》中的龙民、大平、龙大农、月莲、兰芬、季小芹、惜惜……一桩桩一件件，真实可信、生动鲜活。你如此钟情于小人物的写作，是否不仅仅是出于同情，还有这更为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王 波：能说说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唐云岗，陕西蒲城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入选人才。陕西文学研究所重点研究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中短篇小说集《永远的家事》《罕井》，散文集《苜蓿》等。《城市在远方》曾获全国梁斌小说奖长篇小说一等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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