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走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很难过，也很震惊。这不但因为我们在学校时是要好的朋友，更因为我们都还不到五十岁，我们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家庭，都有那么多未尽的责任和义务。
在我们的大学同学中，老三是比较乐观的一个，他很能侃，不管是不是一个班，甚至不是一届的同学也能座到一起海吹一通，因此他的人缘比较好，全系几乎没有不认识的；老三也是身体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兰球、排球、足球、乒乓球都能上去“胡弄”一阵，一有时间就抱着个蓝球泡在球场上，虽然都玩得水平一般，但是热情很高。每次出去，不管是不是一个班，甚至不管是不是一个系的，都能打得汗流夹背，尽兴而归。大概和经常锻炼有关吧，老三的体质比较好，上满五个弹簧的拉力器他能一口气拉十几个，这的确让那些连一个都拉不开的同学佩服不已。在寝室里开玩笑时，老三经常指着腿上浓密的汗毛和身上的肌肉块让大家认识什么是“男子汉”……这样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真让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我和老三是同一个组，又住一个寝室。朝夕相处，加之性格相近，秉性相投，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老三家住哈尔滨市，是老三届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一九六八年下乡到肇东农村。父亲是原哈尔滨化工二厂工人，家里共有兄弟五人，他本人排行第三，因此大家都习惯叫他老三。可以想象，他们这样的家庭，生活是不可能富裕的。大学期间他的生活是比较节俭的，除了抽点烟之外，很少有别的支出。尽管这样，老三在与人相处中，发现谁有什么困难，都能全力相助。无论男女同学有事都乐于找老三帮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老三的乐观性格，对生活充满信心，人们都很少发现他有犯愁的时候，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其实，他的难事还真不少，但他很少对人提起，只是有时实在苦闷了，才和少数至交说上几句。就是和我，这样谈起也很少。而我们在一起扯的更多的是未来和人生，一说到这些，老三更是信心十足，而对于我们将面临的困难，他更是成竹在胸：有过下乡的经历，其它还能怎么样？似乎人生的琼浆玉液、生活的坦途就在那里等着他去享受了。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轻易就没了呢？
后来，通过老三的弟弟，才知道他的一些具体情况。老三毕业分配到大兴安岭，先后在中学和职业高中教员、教导主任，一九八六年调回哈尔滨化工二厂，先在职工学校任教，后到销售科作销售员，至一九九五年前后，承包了工厂的一个小商店。据我们有限的电话联系所知，虽没什么大的收益，但也算小有收获。大概在一九八六年调转期间，老三曾得了一次肝炎，因为正忙于调转，只是简单的治疗了一下就忙活联系工作去了，而到了新工作岗位之后，又不可能立刻去治病，从此埋下了肝病的隐患。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利用公出的机会到哈尔滨去看他，老三也曾于公干之余顺路到过我家一次，多次推杯换盏都有不曾说过他有肝病，只是看他脸色发黄，也仅仅以为是这个年龄的人，终是奔波劳累，疲劳而已，绝不曾想到其它。而在此之前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曾见面，也未曾通话。谁知从此竞成永决。初闻噩耗，竞木然无语，继而更是啜泣不已。
据老三的弟弟讲，老三发病于一九九六年初，经多方诊治，维持了一段时间，年末复发，转年确诊为肝癌。得此凶讯，全家一方面八方求医，一方面努力瞒着老三。但老三是个精明人，他很快就猜出了自己的病情。开始尚能强颜欢笑，继而沉默寡言，后期则痛哭失声。以老三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我能理解他是悲痛到了极点，否则他是绝不会这么感情外露的。那一定是对疾病的无奈，对家庭的愧疚，对生活的眷恋，对人生的渴望啊！
老三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又那么悄然。我常想，以老三的体质，以老三的性格，以老三的经济条件，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谈到死，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殁了。难道说真有冥冥之中的所谓命运安排？那这种安排是太不公了。天无眼，竞出此谬误！而谬误还不止于此，据老三的弟弟讲，在老三去世的前后，他的爱人已确诊为胃癌，真是“祸不单行”。天啊，这么重的灾难让一个普通的平民之家如何承受得了呀！时值今日，我无从得知老三爱人的健康状况，我更没有勇气去询问他家的消息，我知道我这样对不起死去的老三。
只记得老三的弟弟告诉我，老三是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走的。算起来到今天一年又两个月零五天了。我们活着的人总觉得时间太快，不知老三在那里是否能有同样的感受。
老三叫钱万忠，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会永远想着他。
老三，你安息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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