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强国
外语是全球化时代人类交往的重要工具，凝聚和承载了大量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加强外语教育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原文 ：《多语能力：未来国民语言能力的鲜明特征》
作者 | 上海师范大学 陈昌来/教授 杨伊
图片 | 网络
全球化背景下须掌握通用的交流工具
曾有论者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之大作为弱化外语学习的论据，这其实存在一个误区：全球通用语并不以掌握的人数比例为依据。一种语言从只属于一个民族到成为事实上的全球通用语言，其更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特定的历史机遇。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廖承志在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掌握外国语这个工具”。今日提及“外语”，人们首先会想到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英语”。需客观承认，英语是当前的全球通用语言，是国与国之间进行科技、文化、教育等交流合作的普遍且重要的工具。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不同国家信息交流规模空前，掌握交流的工具既是国际竞争的需要，也是国民生活的需要。当商务界的跨国公司合约文本，科学界前沿科技成果的研究论文，甚至日常生活中商品的使用说明等海量的信息以英文呈现出来时，我们只有掌握这个工具，才能谈得上“交流”甚至更高层次的“互鉴”，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相反，在全球化浪潮下弱化普遍的交流工具并非明智之举，这会为本国文化走向世界筑起隐形的壁垒。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中文，五分之一的人口集中于同一个国家，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科技等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我们掌握对方熟悉的交流工具，即提升我们自身的外语能力，“用外语（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二是激发对方掌握我们熟悉的交流工具，即加快国际中文教育的步伐。双管齐下，主动学习外语与积极推广中文并重，方为明智之举。由此可见，掌握一门语言的目的并非在于语言本身，而是获取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以国际视野容纳并获取多国文化之精华。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就出现了以介绍外国文化为内容的英文教科书，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更是没有哪个开放的社会将外语课拒之门外。不论哪个国家，只有掌握了全球通用的交际规则，掌握了共同的沟通工具，才拥有了投入全球化浪潮、促进文明走出去的机遇，才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学习外语并不意味着陷入他国的思维
一些人对外语学习的忌惮源于对语言功能的夸大与幻想，甚至过度引申至更多的方面。在偏见与误解的支配下，一些论者不仅对学习外语嗤之以鼻，而且对实施外语教学、参加语言类测试、发表外文期刊文章等举措贴上了不合适的标签。这一认识偏颇的根源是对语言本身存在着根本的误解：学习外语不等于全盘接受别国文化，使用英语并不意味着会遭遇西方思维的异化。
以拉丁语为例，众所周知，在以神学和天主教会为绝对主导的中世纪，拉丁语是整个欧洲通用的官方语言，也是影响欧美学术最深的语言之一。后期随着民族语言兴起，各国开始采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但直至启蒙运动时期，通用的学术语言依然是拉丁语，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培根的《学术的进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等旷世巨著皆用拉丁语写就。直到近代，通晓拉丁语都曾是研究任何人文学科的前提条件。显然，拉丁语在此过程中仅仅是为方便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而使用的一种工具，并没有阻碍科学与思想的进步和交流，更没有将科学禁锢在神学的意识形态之下。
可见，以沟通交流为目的进行观照，语言是载体，关键问题在于它承载了什么信息、传播了何种思想，后者才是影响思维、重塑观念的关键。
社会进步需要建立宽广的文明意识
科技越是进步，文明程度越高，外语学习越重要。这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必要前提，也是我们理解世界，让国外先进的技术、优秀的思想文化走进来的必要前提。历史上很多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具备极高的外语水平，不仅限于日常交流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专业领域具备了非同一般的与国外学术同行对话，并汲取世界文明精华的能力，这成为他们吸收国外科技文化精髓而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石。
一种事实上的全球通用语在发展过程中凝聚、承载了大量的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而一个国家想要在文明之路上走得更远，必须以充分吸收、理解并深入思考文明经验与教训为基础，因此，在文明的意义上，学习当前的一门事实上的全球通用语言很有必要，这种宽广的文明意识应当通过适宜的教育广泛传播。掌握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能够更加彰显文化自信。
因此，绝大多数研究生在进入研究轨道之后，导师都会引导其阅读外文文献，特别是英文文献，此外也会根据研究领域选择学习他国语言，普遍拒绝二手资料，而是要求其进入原始文献中一探究竟。这是因为，各国的学术经典中都隐藏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隐藏了作者的思考方式、行文逻辑与发问角度。跨语言翻译后的内容只能帮助人们理解研究的梗概，而语言本身的美感被冲淡，原著本初的营养也被稀释，环环相扣的逻辑可能被削弱，甚至在一些特定的研究中，翻译还不可避免地导致认识的偏颇。譬如，“美学”一词的词源是希腊文Aesthetikos，其本意是“感觉”，因此，“美学”的本意是“感性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当我们习惯了将其翻译为“美学”时，就会不自觉地以为它是“和艺术有关的学问”，导致无法触及其真正的范畴。而在上世纪早期，将“art”（德语kunst）翻译为“艺术”还是“美术”，导致国内在对一系列相关概念的理解上发生了混淆。诸如此类的翻译难题普遍存在于各学科当中，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误解会成为横亘在研究者与世界文明花园之间的屏障，遮蔽了研究者看世界的视野，也使得国外的文明成果难以真正走进来。
基础教育仍要重视并加强外语教学
1978年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明确要求“中小学要学好外语”，依据当时情况是以英语、俄语为主，到1981年颁发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改为以英语为主。虽然对语种的选择有调整的空间，但外语课程本身是基础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儿童第二语言的学习普遍受到了重视。对此，一些质疑之声也时而闪现，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二语学习会对母语产生干扰，进而指摘一些儿童“汉语都没有学精就去说英语”；二是质疑中小学设置外语课程的必要性，既然语言是工具，未来用不到这个工具的人为何还要学？亦或是何不到用时再去学？当前外语教学的方法和成效值得思考与研究，但这不能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弱化甚至淡化外语教学的借口。
从现实的结果看，从未有研究证明二语学习会对母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外语学习与母语能力提升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外语很好的学生常常包括母语在内的各学科成绩都很优异，一个研究做得很好的学者往往有很强的外语阅读、写作、交际能力。这是因为语言能力本身也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体现，学习能力的表现是全方位的。
从科学的视角看，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习外语不仅可行而且必要。研究显示，语言学习的很多方面都存在效率和年龄的相反关系。从幼儿期到青春期结束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而在关键期之后就很难再达到母语的类似水平。因此，几乎所有致力于二语学习研究的专家一致建议，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应持续施教外语课程，这对于外语学习效果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待到用时再去学并非高效、明智之举。
最后，教育要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规格必须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以IT行业为例，早在十多年前，我国学者就通过调研指出，在IT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企业员工，都普遍感到英语，尤其是职业英语应用能力，始终是一个制约我国软件行业的瓶颈。美国教育界曾有人提出“只懂一种语言的是21世纪的文盲”的口号，这虽然有些绝对或者有失偏颇，但也说明，多语能力应成为未来国民语言能力的鲜明特征。随着更多的领域与世界接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打好外语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一个人事业发展的制约条件，甚至影响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享受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0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