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追踪调查数据带给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历史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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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追踪调查数据的革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50年里程碑的社会科学研究

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马小彧，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公共管理，通信邮箱：maxiaoyu0127@tju.edu.cn

The Longitudinal Revolution: Soci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50-Year Milestone of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6:83-108, July 202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121919-054821The US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 celebrated its 50th anniversary in 2018. Initially designed to assess the nation's progress in combatting poverty, PSID's scope broadened quickly to a variety of topics and fields of inquiry. To date, sociologists are the second-most frequent users of PSID data after economists. Here, we describe the ways in which PSID's history reflects shifts in social science scholarship and funding priorities over half a century; take stock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ological breakthroughs it facilitated, in particular those relying on the longitudinal structure of the data; and critically assess the uniqu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PSID and surveys like it for today's sociological scholarship.摘要

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成立至今已有50年（截至2018年），该数据成立之初旨在评估国家消除贫困的进展，并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到各个主题与研究领域。目前，PSID最主要的使用者是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本研究中，作者通过回顾PSID的发展历史，盘点它促成的最重要的社会学突破，特别是那些依赖纵向数据结构的突破；批判性地评估PSID和类似的调查对当今社会学学术的独特优势和局限性。1. PSID背景介绍

PSID始于1968年，对4802个美国家庭进行了家庭收入变化调查，目的是通过对家庭进行纵向访谈，了解贫困的持续程度以及导致进入和退出贫困的因素。该调查是目前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活跃的家庭小组研究。1.1 历史背景

PSID源于1964年林登·约翰逊发起的“向贫困宣战”的改革项目，该项目的目标设定为那些被排除在国家经济繁荣之外的贫困家庭（约占五分之一）。同年7月通过的《经济机会法》为PSID提供了制度催化剂，该法案通过向社区分配资源，基于地方和预期受益者的参与的情况下解决贫穷的根本原因（种族原因）。为了管理与监督资金分配，经济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OEO）独立设在行政部门，以将其与联邦、州立法机构和其他行政部门隔离开来。随后，在1966至1967年间，OEO委托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经济机会调查（Survey of Economic Opportunity，SEO），以全国大约3万个地址（预计为非裔美国人居住地址）作为样本，定期其进行访问，描述美国每年的贫困人口比例变化。但由于无法判断单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变化，OEO做出了两个重要且持久的决定，其一是将调查样本筛选至2000个家庭户主工作时长与家庭收入水平达到或低于1966年联邦贫困线的200%的家庭，以集中于“向贫困宣战”计划帮助的对象。其二是将数据搜集的工作外包给外部研究机构，该项目最终外包给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SRC），该中心的主任詹姆斯 N. 摩根创造性地将SEO的样本与SRC收集的3000个普通家庭的样本结合起来，以确定家庭处于贫困风险的条件，这些样本也为PSID建立了基础。PSID的第一次调查结束于1968年3月4日，随后的一个月，美国经历了大学生抗议、美莱村大屠杀以及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等重大社会事件，美国处于一个社会快速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的PSID数据反映，近40%的员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10年或更长时间，超过一半的家庭有相当于至少两个月工资的储蓄，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把他们的闲暇时间花在开车、与邻居聊天、打牌或阅读上。1.2 制度背景

PSID成立的最初目的是“解释个人和家庭经济地位的短期变化”，并在随后拓展了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评估调查。与其他长期开展的研究相比，PSID的发展一直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资助者。（1）1968到1973年间，PSID的项目一直由OEO提供资金支持，但随着1974年尼克松政府关闭OEO，PSID的赞助商转移到了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下属的负责规划及评估的助理局长办公室（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ASPE）。（2）20世纪70年代，HHS发起了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研究家庭收入的动态变化，这使得PSID在机构的投资组合中的显得多余了起来。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发现了PSID成为社会科学数据基础组成部分的潜力，并在1980年通过其外部资助计划，成为该项目的主要赞助商。1981年，里根政府提议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中75%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费，PSID的资金支持也在数年内大幅削减，最后通过社会研究所所长与福特、斯隆和洛克菲勒基金协商的3年补充支持，PSID才得以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3）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NIA）通过资助其开发的关于调查家庭财富的问卷，成为该项目在生命历程与代际健康与幸福方面研究的主要赞助商。1997年，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NICHD）成为其第三个主要赞助商，为设立的儿童发展补助项目调查13岁以下拥有儿童的家庭，并在随后增加了关于家庭组成、生育和教育成就的研究内容。此外，NICHD还支持了PSID收集关于儿童与年轻人的大量补充数据，5年为一期，通过竞争性外部资助计划赞助该项目，该战略不仅要求PSID作为公共社会科学数据的基础组成部分，同时也要成为一个研究创新的场所，为满足各种研究目的服务。1.3 组织背景

PSID最初组成包括一个由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共同组成的跨学科团队，设计的第一份调查问卷包括对社会心理概念的测量（如控制点、未来取向、风险厌恶和成就动机），期望这些个人特征能够解释进入或脱离贫困的过程（由于缺少数据支持，大多数相关项目最终从问卷中删除）。随着时间推移，PSID仍然受益于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以及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资金支持、组织环境与人员经验的结合，推动了本地基础设施与PSID复杂需求之间的共同开发与集成。1972年以前，PSID主要通过家访的形式获取数据。得益于SRC已经建立的基础设施、规模、社会科学文化（包括从该中心的全国抽样框架中抽取一般人口样本）、专业人员的数量增加以及计算资源的不断发展，大量研究数据的处理需求得到满足，公共数据得以快速、广泛地传播，这对于建立PSID的用户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1.4 社会背景

起初，PSID的调查问卷与访谈遵循的方法与美国人口普查局一致，即默认将家庭中的男性作为户主进行访谈。但随着公众对该做法的抵制，PSID使用了诸多措施来消除调查中的性别不对称。（1）20世纪70年代以来，PSID的调查问卷不断丰富其对户主配偶或伴侣的信息收集。（2）访谈调查基于家庭成员的名字，而非其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受访者收到的印刷品一般都避免使用户主一词）。（3）2015年，PSID研究文件将“妻子”一词替换为“配偶/伴侣”，并自2017年起使用“参考人”一词代替“负责人”。同年，该研究也开始收集关于同性婚姻中配偶或伴侣的平行信息。PSID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最初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和受访者的定义。随着时间不断推移，PSID最初受访者的子女逐渐长大成人，组建了自己的家庭，PSID的调查对象也已经从单一男性的户主转向为其子女家庭中的户主，受访者中大约一半是最初PSID受访者的女儿或者孙女（1968年，PSID的女性受访者仅占9%，2017年上升至53%）。2 PSID的代表人物与主题分析

2.1 PSID领导层

PSID的第一任主任是詹姆斯·摩根，作为具有强烈跨学科倾向的经济学家，其管理团队始终至少包含一名劳动经济学家。此外，研究主管团队、监督委员会和内容合作者也丰富了PSID的领导层的学科多样性。PSID领导层的学科背景包括发展心理学、人口学、流行病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调查方法学。这种学科多样性有助于在调查中纳入以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为重点的补充研究、父母与成年子女关系的调查内容以及实地工作效率和受访者参与度方面的创新。PSID监督委员会约由12名成员组成，成员组合上也具有极高的学科多样性。图1所示为该委员会成员学科背景所占比例，其中接近一半的成员具有经济学背景，约三分之一的成员来自社会学背景，余下学科背景的成员比例相对较小。在近几年的委员会成员组成中，社会学家占据了大多数，超过了经济学家的占比，更有两位社会学家担任了委员会主席（南希·图玛（1990-1993）与苏珊·比安希（2006-2008））。此外，PSID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也呈现稳步增加，目前有超过600份基于PSID数据的出版物，其中有64篇文章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或《美国社会学杂志》上，113篇社会学系毕业论文，图2展示了PSID五十年来的出版物数量变化情况。

图1 PSID监督委员会组成

图2 基于PSID的出版物分布情况2.2 主题分析

1968年，PSID的第一次调查向用户公布了467个变量。而到了2017年，PSID的调查总共包含了5784个独立的公共使用变量。对此，本文使用跨年索引将这些变量分配到特定的主题区域，根据变量的数量间接进行主题表征，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PSID主题领域的PSID变量数量图2展示了四个最大主题领域的PSID变量：工作(就业状况、职业信息、工作时间等)、收入（来自劳动力、业务、资产、转帐等）、健康（健康状况、健康史、健康保险和医疗保健利用情况）和消费（住房支出、食品支出、儿童保育支出等）。图2的主要结论如下：（1）四个主题的变量数均在过去五十年大幅增加，几近相同的变化趋势表明各主题的扩张相对独立，通常不会影响其他主题。（2）工作与收入两个主题下的变量数在1980年到2000年期间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本文认为引起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调查方式发生了转变（家访→电话访谈，受访者能够更频繁的汇报工作与收入情况）。2003年，由于就业数据收集的简化，工作主题的变量数有所减少，但随后2004年工作岗位的增加又使得该主题下的变量数再次增加。收入主题的变量数在2009年有一次显著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当年PSID合并了几个调查周期的收入问题。（3）健康主题下的变量数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并在1999年与2007年大幅度增加，这是由于当时增加了健康历史的部分。此外，消费主题的变量数也在1999年大幅增加。此外，本文对PSID带来的科学贡献进行度量，通过测度PSID在社会学出版物的贡献，描述各主题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表现，结果如表1所示。表1 基于PSID出版物的主题分布社会学

非社会学社会学/非社会学

劳动力市场与产出10.50%13.40%0.8

家庭组成及结构8.90%5.30%1.7

种族差异8.30%3.20%2.6

老龄化6.90%7.40%0.9

代际影响及转移6.30%3.80%1.7

教育程度及成就6.20%4.90%1.3

收入5.50%6.60%0.8

社区与地理流动性4.80%2.80%1.7

贫困4.70%3.30%1.4

性别差异4.40%3.80%1.2

其他主题33.40%45.70%0.7

总计100.00%100.00%

表1展示了基于PSID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的十个研究主题：劳动力市场与产出；家庭组成及结构；种族差异；老龄化；代际影响及转移；教育程度及成就；收入；社区与地理流动性；贫困；性别差异。其中，最关注的主题是种族差异，该主题下，社会学出版物的比例是非社会学出版物的2.6倍。其次是家庭组成及结构、代际影响及转移以及社区与地理流动性，三者与非社会学出版物的比例均为1.7。最后，本文通过对《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被引量前50的论文进行分析，提炼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两个主题：代际影响和邻里效应。下文将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发现进行深入探讨。3 基于PSID的社会学研究发现

3.1 代际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1）代际流动有关代际流动以及代际影响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家可谓是走在其他领域的前列，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科克兰复制了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后，PSID对于代际流动相关研究的贡献已经基本消失了，这可能是由于公布的职业信息细节有限以及数据存储成本的问题所导致的（PSID的第一轮调查中职业编码仅使用了一位数）。随着后来改用两位和三位数的职业编码，社会学家们建议增加关于职业特征的调查项目，以支持基于PSID的社会学阶级分析以及后来的基于职业的阶级流动性的长期评估。此外，继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后，社会学家在收入与收入的代际相关性方面做出了诸多研究。研究发现：1、代际收入与收入相关性受到子女教育程度的影响，拥有大学学位的受访者流动性最强（Torche，2011）；2、收入流动具有明显的种族差异，非裔会比白人拥有更高水平的向下流动性（Bloome，2014）；3、美国各州之间收入流动性水平和趋势的存在巨大差异，社会流动性和社会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Bloome，2015）。（2）代际联系与教育基于PSID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经济福祉的其他方面，也发现了较高的代际联系。1、贫困状况与福利收入（Corcoran，1995；Martin，2003）；2、邻里贫困与家庭财富（Sharkey，2008）；此外，社会学家们还调查了原始家庭不同特征间的联系，如家庭结构或家庭不稳定性与下一代的不同结果的关系。以教育成果为例，基于PSID的研究发现包括：1、父母大学肄业与子女获得大学学位存在微弱关系（Fomby & Cross，2018）；2、父母毕业院校的等级优劣与子女获得大学学位存在微弱关系（Ford & Thompson，2016）3、父母的资本投资将有利于子女的教育成功，包括金钱资本、社会资本、时间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的投资。（3）各年龄段的流动性PSID的样本跨越多代家庭成员，因而能够支持社会学家在多代间开展流动性与关联性的研究。近期学者的研究内容包括分析三代人在不同维度上的关系（包括社会阶层、收入、教育、财富、社会特征、生育与养育行为）以及丰富对受访者家庭背景的调查（包括对叔叔、姑姑以及继父母的调查）。（4）未来展望PSID的前瞻性面板设计支持对维持代际不平等进行前瞻性分析。前瞻性分析方法以原始受访者为起点，确定其在后几代中保持社会经济优（劣）势的渠道。由于该方法考虑到涉及代际繁衍过程的人口统计，因而特别适用于评估社会政策在人口层面的影响。3.2 种族与民族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

（1）劳动力市场收入与职业差异在该领域下，基于PSID的大量研究关注的是黑人与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与职业差距，研究发现：1、黑人与白人的工资差距在1970年代、1980年代以及在个人的生活中持续扩大，原因可能的是由于歧视问题以及工资差距背后的职业差异所导致的；2、黑人男性相较于白人男性的接受教育的回报率更低（Wright，1978）；3、黑人和白人在工作权力与工资回报方面存在差异（Mueller，1989；Wilson，1997）。此外，也有社会学家强调经济环境对种族不平等影响，研究发现包括：1、黑人与白人的收益差距只有在接受大学教育后以及经济繁荣时期才会有所减小（Ren， 2019）；2、公共部门的强大有利于提高黑人的收入水平，公共部门私有化会损害公共部门在维护种族平等方面的作用（Wilson等，2015）。最后，许多文献基于PSID的纵向特征，分析了工作流动性中的种族差异。研究发现包括：1、即便是在基于经验与资格的晋升模式中，黑人以及拉丁裔员工在管理职位的晋升率会比白人更低（Maume，1999；Wilson & Maume，2014），向下流动则呈现相反的趋势（McBrier & Wilson，2004；Wilson & McBrier，2005）；2、与私营部门相比，工作流动性的种族差异在公共部门并不明显（Wilson等，1999、2013；Wilson & Roscigno，2010).。（2）邻里排序PSID支持的另一项关于种族不平等的实质性研究是关于邻里排序的研究，研究发现：1、贫困黑人的地理集中并非是非贫困黑人离开社区所引起的（Massey等，1994）；2、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逃离贫困社区，而更有可能迁入贫困社区，即使他们拥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似的流动性偏好（South & Crowder，1997、1998；Crowder，2001）；2、非西班牙裔黑人搬入高度贫困社区的可能性最高，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在高度贫困社区的坚持率最高（South & Crowder，2005）；3、黑人和拉丁裔更有可能居住和搬到污染风险较高的社区（Crowder & Downey，2010；Kravitz-Wirtz等，2016）。此外，对于白人居住地选择的研究发现：1、持续的种族隔离与白人对以黑人或多种族为主的社区的回避倾向有关，这种回避倾向有孩子的白人家庭中尤为强烈（Goyette等，2014），并且还延伸到对多族裔社区以及逃离移民人口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社区的回避（Crowder等，2011、2012）；2、拉丁裔对黑人社区的回避倾向以及黑人对拉丁裔社区的回避倾向均与白人相同（South等，2008）。（3）住房与财富住房方面的种族差异也会导致财富方面的种族不平等，研究发现：1、少数族裔聚居区的房价较低（Harris，1999）；2、不平等的税收政策使得少数族裔家庭处于不利地位（Martin & Beck，2015）；3、住房所有权本身也存在持续而明显的种族不平等现象，经济大萧条时期，黑人更容易失去他们的房子（(Sharp & Hall，2014）。此外，由于住房是财富积累的关键工具，住房方面的不平等也会转化为财富净值上的巨大种族差距，研究发现：1、种族财富差距具有代际意义，家庭财富促进了黑人后代的教育成功（Williams Shanks & Destin，2009）；2、黑人与白人在家庭财富方面的种族差异也会产生代际影响，上一代的财富差异以及黑人被歧视的持续过程可能会导致黑人财富向下的代际流动水平更高（Pfeffer & Killewald，2019）。3.3 家庭组成与变化的社会学研究

（1）家庭结构与贫困基于PSID的社会学研究记录了家庭如何经历与协商贫困，测度了童年贫困经历对个人取得的人生成就和地位的影响。McLanahan（1983、1985、1988）使用PSID的纵向、代际设计，结合未婚女性领导的家庭数据，发现经济压力和家庭压力比父亲缺席更严重，解释了观察到的在单亲家庭长大与成年早期贫困风险升高之间的联系，强调公共政策在家庭结构中促进儿童和父母福祉的能力。（2）结（离）婚中的性别动态男性和女性的时间使用和收入的丰富纵向信息加上PSID的系谱设计，促成了大量关于夫妻层面无报酬劳动、收入动态以及离婚后经济福祉性别差异的研究，研究发现：1、妻子相对较高的收入对离婚与否的影响较小（Ono，1998）；2、男性就业前景降低将导致了结婚率下降（Schneider等，2018）；3、男性失业的婚姻存在较高的离婚风险（Killewald，2016）；4、离婚后，虽然男性的家庭收入恢复得更快，且对再婚恢复经济稳定的依赖程度较低（Duncan & Hoffman，1985），但是离婚依旧会为其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McManus & DiPrete，2001）。（3）亲属网络与家庭复杂性PSID的家庭名册、婚姻和出生史、时间使用补充和定期的家庭外名册允许对家庭内外的亲属网络和动态家庭关系进行仔细分析。这项研究的关键是PSID的面试官和数据处理人员在更新和回顾描述家庭关系的实地记录时所做的精确工作。最近的一组重要创新描述了老年人与其子女和继子女之间的时间和金钱交换（Friedman等，2015；Wiemers等，2019），而另一部分研究则是通过全面描述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分析非裔与拉丁裔家庭儿童大家庭生活模式的流行程度（Cross，2018）以及父母地位转变后他们经历家庭不稳定的频率（Perkins，2019）。3.4 地理背景的机遇的社会学研究

（1）社区与生命历程1、Parcel（1979）通过将PSID中的地理标识符与汇总的人口普查数据联系起来，发现居住隔离和种族竞争降低了黑人的个人收入水平；2、South和Crowder（2010）利用PSID家庭所在社区以及周围社区的信息，发现高度贫困的环境会增加女性成为未婚父母的风险；3、其他研究也考虑了社区环境变化对居民社会经济福祉的影响。例如，农村吸引力的增加能够为其长期居民带来一些社会经济收益，尽管主要针对那些处于低地位职业的人(Saint Onge等，2007)，但这些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又会被这些地区生活成本的上升所抵消(Hunter等，2005)。（2）代际邻里效应1、Crowder与South（2003）记录了城市贫困集中程度的增加强化了社会经济困境和辍学率之间的联系；2、Harding（2003）证实了童年邻里特征对高中辍学和少女怀孕的因果效应；3、Wodtke等（2011）在Harding的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持续接触弱势社区对高中毕业率具有重大的影响；4、类似的研究利用PSID跟踪儿童度过青春期和成年期，研究长期的贫困经历与认知技能的负面联系（Brooks-Gunn等，1993年；Jackson & Mare，2007；Timberlake，2007年）；5、Corcoran与Adams（1995）发现，男性的劳动力供应与其在童年邻里环境中观察到的工作时间有关。4 PSID及其类似调查的特点分析

4.1 单一受访者调查

PSID采用单一受访者的调查方式（除1976年与1985年外），通过对每个家庭单位仅选择一位受访者进行访谈，以较为经济的方式获取数据。该方法自PSID第一次调查以来便一直坚持，最开始主要是由户主汇报自己的活动，随着对问卷内容的不断调整，增加了对参考人（户主）及其配偶的信息收集，但关于其他家庭成员（如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的信息收集较少。PSID的调查还要求受访者报告所有成年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收入、教育、婚史与出生史，但有更多项目并未能够得到回复。对于数量受限的项目，如心理健康的相关问题，受访者只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为了丰富其他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自1997年起，PSID将定期对抽样儿童以及年轻人进行补充调查，这些补充调查为生命历程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PSID还会定期从参考人和配偶/伴侣那里收集补充数据，内容包括健康、认知技能、时间利用和童年环境等。此外，数据文件可用于确定家庭单位内和家庭单位之间的所有个人之间随时间推移的关系，无论其是否接受过访谈。其中包括1985年以来观察到的所有成年人的出生和婚姻史，用于识别个人纵向（如父母、祖父母、子女和孙子女）和兄弟姐妹关系的家庭识别映射系统，以及家庭关系矩阵，它描述了在每一次调查中，所有共同的家庭单位成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同时，补充资料和关系数据文件利用两年一次的核心访谈期间收集的内容来研究生命历程和历史时期的代际关系。4.2 大数据时代

从某些方面来看，PSID是大数据，2017年的调查中，它包含了超过8万人的信息，并收集了几乎同样数量的变量。但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PSID与其他大数据之间争议的核心在于代际流动的研究，如果能够将美国几代人的所得税记录集合在一起，是否还需要通过PSID研究收入的代际流动性。全覆盖的人口记录更适合分析不同地区或收入分布不同部分的代际收入相关性，但这些数据也有其自身偏见所导致的局限性，PSID正是被用来证明与纠正这些偏见。当下，创新的社会学研究希望通过数据连接的方式，将这些不同类型数据的优势结合起来。例如，目前正在推动将PSID与194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房地产住房数据结合起来，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扩大对社会流动性进行多代和多层面的评估可能性。4.3 前瞻性研究与人口变化

PSID最持久的创新之一是选择跟随PSID家庭中独立的成年子女建立自己的家庭，这是能够进行代际和多代分析的设计元素。在没有移民的人口中，这种方法也是保持人口代表性而不更新样本的理想策略。在20世纪60年代末，与其他大多数历史时期相比，移民对人口构成的影响可能相对微不足道（1960年只有约5%的美国人口在外国出生，而到了2017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3.7%）。考虑到人口变化，PSID通过移民补充样本增加了新的家庭。这些家庭包括一名特殊的户主，户主被要求必须是1968年以后在国外出生并进入美国，或是其父母在1968年以后在国外出生并进入美国，样本的大小与其在美国人口中的代表性成正比。与国际小组研究相比，PSID的补充样本较少，国际小组研究出现在地理上更集中的人群中，也可能从登记数据中取样，而不用像PSID一样挨家挨户取样。并且对于特殊且难以接触到的人群进行补充研究的实施成本很高，获得的样本也较难保留，移民的补充样本虽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截面数据，但他们对于纵向以及代际分析的作用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4.4 纵向研究的生命历程

早期的PSID核心是大约2000个贫困或低收入家庭以及一个询问如何改善他们生活的联邦政府机构，其样本所具有的人群代表性以及允许样本随时间推移自我补充的设计为它提供了超越短期研究的动力。在此基础上，PSID经历了历史、制度、技术和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塑造了样本构成、问卷内容以及研究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中的地位。本研究认为，PSID之所以得以幸存，是因为它已被证明对学术、政策和各种社会科学研究制度的资助优先事项具有灵活性。若是以如今的方式开展PSID的研究，其或许能够拥有更大的样本、更频繁的人群更新、调查访谈与行政数据的密切结合以及单一稳定的赞助者，但若是留到今天，该项目可能永远不会开始。下面这些短链接文章属于合集，可以收藏起来阅读，不然以后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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