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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2022年欧洲经济学年会最好的5篇论文之一，也是发展经济学领域唯一的一篇论文，因此还获得了1000欧元的丰厚奖励。这篇文章涉及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彩礼与女性发展问题，作者既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也使用Intensity和Cohort DID双重差分方法对其开展了实证研究。· Daniele Caratelli - Labor Market Recoveries Across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Suzanna Khalifa - Female Genital Cutting and Bride Price· Binyamin Kleinman Orleansky - Wage Inequality and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Firms· Virginia Minni - Manag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alent· Lukas Nord - Shopping, Demand Composition, and Equilibrium Prices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曹涵琦,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邮箱：1840760497@qq.com
Suzanna Khalifa, 2022, Female Genital Cutting and Bride Price, Best Job Market Paper Prize by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genital cutting (FGC)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 develop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parents’ decisions to cut their daughters, where the bride price, the groom’s traditional payment to the bride’s family upon marriage, is determined endogenously in the marriage market.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in a context where FGC is a marker of chastity, an unobservable but valuable trait in the marriage market, the practice increases the marital surplus, the bride price. I use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and test the model’s predictions on Egyptian data. I build a village-level dataset of the coverage of an anti-FGC campaign, using archive information on Egyptian radio transmitters and a radio propagation software. I find that cohorts exposed to the campaign are 13% less likely to be cut and receive a 24% lower bride price. When investigating whether FGC is a marker of chastity, I find that the decline in FGC is substituted by an increase in pre-marital virginity testing and child marriage.Finally, to better understand whether these marriage market returns provide an incentive for parents to cut their daughters, I conduct a cross-Africa analysis. I find that the practice of bride price is associated with a 16% higher likelihood of a daughter being cut.
一、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女性割礼（FGC）与婚姻市场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用于解释父母决定是否对女儿进行割礼的决策。在这个模型中，彩礼被定义为新娘家庭在结婚时从新郎方获得的传统费用，由婚姻市场的内生因素决定。我们的模型预测，在将割礼视为贞洁标志的情况下，割礼将增加婚姻剩余，即彩礼。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基于埃及的数据检验了该模型的预测，并使用埃及无线电发射器的档案信息和无线电传播软件，建立了一个村级的反FGC运动的数据集。我们发现，受到该运动影响的人群实行割礼的可能性降低了13％，收到的彩礼也降低了24％。在探讨FGC是否作为贞操标志时，我们发现割礼的减少是因为婚前贞操检验和童婚的增加所导致的替代效应。最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市场的回报是否激励父母对女儿进行割礼，我们进行了一项跨非洲的分析，并发现，彩礼与割礼之间存在着高达16％的相关性。
二、主体研究内容和结果
WHO指出，目前仍有超过2亿女性在遭受割礼这一陋习，但已有研究仅仅停留在阻止措施，很少有人去探究其根本原因。本文从女性被实行割礼与彩礼价格的角度出发，探究其背后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新娘彩礼价格与新娘被实行割礼的可能性高出16％有关。
三、本文贡献
目前大量文献侧重于教育在婚姻市场上的回报及其在解释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差距方面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割礼一直被认为在婚姻市场上是有价值的，但由于缺乏数据，这种假设很难得到支持，更不用说因果关系了。我的论文填补了这一空白，提供了关于割礼对婚姻市场和彩礼的影响的首次研究。通过展示割礼如何增加女性的婚姻剩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婚姻市场经济学的理解。其次，这篇文章谈到了强调文化和性别规范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文献。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了信任、家庭关系、父系制度、继承规则、重男轻女和一夫多妻制等规范在影响各种经济结果方面的作用。本文揭示了社会规范对女性的重要经济成本。最后，本文件补充了关于婚姻支付对发展中国家妇女福祉的影响的讨论。本文发现，在整个非洲，彩礼做法与割礼的增加有关。这凸显了彩礼未被探索过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揭示了婚前投资的一种有害形式——割礼。
四、理论模型
五、数据和描述统计
无线电覆盖使用两个数据集获得，并分几个步骤建立。第一个数据集来自于埃及广播电视联盟网络（ERTU），包含1994年现有电台的技术规格和每个节目的广播频率。反女性割礼（FGC）电台的节目由四个广播电台（Cairo、Sharm-El-Sheikh、Nuweiba、El-Tur）播出。该数据集还包括每个电台的纬度、经度、天线座的高度、天线高度、发射功率、每个节目的频率以及发射机的极化。其次，本研究使用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数字地形数据（SRTM），以获取地球表面海拔信息。利用不规则地形模型（ITM）软件和Longley-Rice算法，根据地形不规则性预测无线电频率的信号强度。由于地形数据的高分辨率，本研究能够预测90 x 90米区域内的无线电覆盖。最后，本研究利用埃及行政边界的数字化地图，按村庄划分反FGC电台广播的平均无线电信号强度。因此，最终的测量结果为0至100之间的连续变量，这表明在村庄没有到达完全的无线电覆盖。样本中村庄的平均覆盖率为71%其中有14.88%的村庄没有反应。图7显示了无线电覆盖的地理变化。在距离发射器相同距离的村庄里，信号的变化来自于拦截无线电波的地球表面的高度差异。
为了对反FGC广播报道和女性接触广播中反FGC内容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估计，我估计以下等式:（18）图9绘制了估计式（18），以去年在广播中听说过FGC为被解释变量。不出所料，女性做出肯定回答的可能性与2000年和2003年浪潮中被问到时的反FGC无线电波测量结果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与2005年、2008年和2014年的浪潮中被问到时的结果并无显著负相关。当估计一个类似的等式的概率，一个女人宣称听说过计划生育在过去一年的广播，最后得出的系数并不显著且接近零。尽管这两个结果不是因果关系，但它们为反FGC测量的准确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关于割礼的数据(FGC)来自埃及人口和健康调查(EDHS)。EDHS调查是收集的个人层面且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调查。为了这项研究，作者汇集了所有EDHS调查且GPS可用的数据:1992年、1995年、2000年、2003年、2005年、2008年和2014年。总样本包括62305名妇女，她们被随机选入FGC单元。关于彩礼的数据。作者使用的数据来自2018年埃及劳动力市场调查(ELMPS-2018)。ELMPS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调查，包含关于婚姻和个人社会经济特征。每个家庭填写一份家庭问卷和至少一份个人问卷。它们包括有关家庭成员、他们与户主的关系以及家庭人口统计数据的信息。个人问卷直接适用于所有15岁及以上的人，包括关于教育、工作、婚姻和妇女地位等部分。被解释变量是结婚时收到的彩礼价值。由于这些信息是从配偶双方追溯收集的，可以确认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作者还用消费价格指数修正了这个值。最后一个样本由10,000名1985年至2018年结婚的女性组成。ELMPS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它提供了关于每个人的出生地点和当前位置的准确信息。这一信息对于将无线电信号与妇女的出生地点联系起来至关重要。该图（10）显示，所有年龄段的彩礼价格上涨均匀，随后，在1994年反FGC运动开始的同时，趋势出现分裂。低风险群体的彩礼上涨更为剧烈。图10说明FGC的发展与反FGC的实行之间有联系，而这可能后来影响到结婚时所收彩礼的价值。
六、实证研究
为了理解割礼对彩礼的影响，作者依赖于反FGC运动所产生的变化。首先，考察反FGC运动如何影响女性被实行割礼的可能性。其次，用该运动的曝光率作为FGC的代理指标，考察其对彩礼的影响。最后讨论主要的识别假设以及其他机制可能发挥作用的程度。父母接触反FGC的健康信息减少了他们对其女儿实行割礼的可能性。作者的实证策略主要利用由不同的村庄和群体在反FGC广播运动中不同的曝光度产生的近乎外生变化开展的。第一个变化来源是利用出生地点的反FGC广播频道来捕捉实验组暴露的不同密度。第二个变化来源是妇女的出生年份。女性接受割礼的年龄都在5至15岁之间。因此，1979年或更早出生的妇女在1994年都是15岁或以上，没有从该运动中受益。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做出了是否实行割礼的决定。1979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小于15岁，因此可以从该运动中收益。由此产生的DID模型为：
七、主要结果
作者发现在童年时期接触反FGC运动，减少了被实行割礼的可能性，但降低了结婚时收到的彩礼。然后，讨论了彩礼变化背后的主要机制，证实了聘礼的下降可以归因于新娘割礼程度的变化。7.1 反FGC运动是否有效减少女性割礼现象？
图一展示了用双重差分估计了反FGC广播运动对FGC的影响，对于处于被割礼年龄风险的女性相对于未处于风险中的女性，。与模型的预测一致，作者发现暴露于反FGC运动会降低8%-13%被实行割礼的可能性。
表11展示了等式（20）系数的估计值。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在整个实验前时期，FGC和彩礼的系数非常接近于零。这表明，在实验之前的任何时点，接受实验的村庄中的妇女与未接受实验的村庄中的妇女之间的结果差异非常接近于零。其次，这些差异不仅在点估计上很小，而且它们的标准误差也很小。这意味着，在运动开始之前，这两个群体中的个人之间的差异几乎为零。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该运动发起之时，实验开始在FGC 15岁以下的女性中产生差异。这些差异在该运动发起时年龄为11岁或更大的队列中较大，而对于小于11岁的队列较大。这是因为，平均而言，每组中更多的女性将受益于该运动，这增加了影响的程度。出于类似的原因，正如预期的那样，该计划的效果是增加了女性出生日期的功能。除此之外，作者利用新的估计方法证明该模型显著。这些数字表明，识别战略是合理的，该运动对FGC产生了预期的影响。7.2反FGC电台信息对彩礼有何影响？
图2报告了关于反FGC广播信息对没有被切割风险时暴露的妇女的彩礼的影响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该报告比较了1994年未婚妇女的彩礼与1994年已婚妇女的彩礼之间的差别，并比较了1994年15岁至35岁妇女中暴露程度日益上升的村庄(村庄对反FGC信息的报道)。作者发现1994年未婚女性的彩礼经历了一个上升对于所有未婚女性。第(1)列中的点估计表明，这些差异表明1994年17岁年龄组的这些差异增加了23个（log points）(25%)。第(2)列，1994年17至20岁年龄组增加了6.4个(log points)(6.6%)。最后，第(3)列，1994年17至26岁年龄组的这一增长幅度为1.7个（log points）(1.6%)。对于这些估计，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样本量相对较小(128)。然而，即使估计不准确，这些影响的方向以及各组之间的幅度变化都符合我们观察到存在价格对彩礼的影响的情况。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存在一般均衡效应，可以证明，在受到割礼女性比例下降的村庄，割礼女性的彩礼价格上升。7.2.1这场运动是否降低了实验组村庄的平均彩礼？图3表示了:关于反FGC电台信息对处于被切割年龄风险(1994年为15岁以下)的女性相对于没有风险的妇女(1994年为15岁以上)的彩礼的影响的双重差分估计。与模型的预测一致，作者发现暴露于反FGC消息会降低结婚时收到的彩礼价值。更准确地说，第(1)和第(2)列中的估计显示，就差价指标和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言，彩礼价值显著负下降21-22（log）。第(1)列估计了等式（19），第(2)列估计了等式（22），其中增加了属于实验前组(1994年为15-35岁)与出生村中暴露强度和1994年未婚之间的三重相互作用项。作者发现，对双重差分的简单估计(等式19)略高于（Augmented）估计(等式22),这说明了价格效应。然而，这一差异微不足道(24.94%至24.29%)，因为整个预处理样本的价格影响幅度相对较小，仅增加了1.8个(log points)。两种估计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 0.05)。表13 展示了等式（20）系数β1的估计值。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彩礼系数在整个实验前非常接近于零。这表明，在实验之前的任何时间点，接受实验的村庄中的妇女与未接受实验的村庄中的妇女之间的结果差异非常接近于零。其次，这些差异不仅在点估计上小，而且它们的标准误差也小。这意味估计十分精确。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该运动发起之时，实验组开始在15岁以下的女性中产生彩礼价值的差异。随着女性越来越年轻，彩礼的下降幅度也越来越大，在1994年。
八、结论
本文表明，割礼对女性婚姻市场结局有重要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按照惯例，新娘的父母在结婚时从男方那里获得大笔资金转移，即彩礼。同时，从它起源于法老时代到今天的实践，割礼被认为提倡女性的贞洁，这是婚姻中一个有价值但不可观察的特点。因此，割礼可以产生婚姻市场回报，并影响结婚时收到的彩礼价值。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即父母决定给女儿实行割礼，并证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FGC被认为是婚前的，可以让父母表现出理想但不可观察的特征，如贞洁投资行为，并在婚姻市场上获得婚姻收益。使用埃及的数据检验了模型的预测，并使用了双重差分法来确定割礼对彩礼的影响。当女性的父母在1994年接触到反FGC运动的广播时，使用了群体内和村庄内的变化。利用了1994年女性父母接触反FGC运动广播时群体内和村内的变化。乡村一级对运动的报道是使用不规则地形模型(ITM)软件和无线电发射机的存档信息获得的。研究发现，完全暴露在该运动的群体，被实行割礼的可能会下降13%，同时也会获得更低的彩礼（低20%）。检查其背后机制，发现了额外的证据，割礼会提高婚姻市场的匹配质量。最后，与理论模型一致，发现彩礼这种做法与整个非洲都实行割礼的可能性较高相关。重要的是，文件记载，通过健康意识运动减少FGC会有代价。因此，已放弃割礼习俗的父母转而采用其他做法，如婚前处女检查和早婚。因此，本文强调必须了解割礼的经济作用，以便设计旨在消除这种做法的成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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