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史学的史料分析框架及经济学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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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特殊的工作，受到SFC监管，因此不方便公开较多个人信息。
张教授这个质疑是很具有史学范式的，就个人对于史学的研究而言，昨天已经说明了作者对于事件研究方法中事件选取的遗漏和“对地方精英连结影响国家政治及战争之路径”的误解；作者第一段回应中提到“内战引发国家税收上升”和传统史学观念相背离，这是极端缺乏史学常识的论述，原因有三：1. 内战影响了集权国家中央税收汇集，但税收上升是基本事实（如太平天国时代针对发捻的“团练捐税”和明末“练饷”、“辽饷”和“剿饷”）；2. 作者的这个论述似乎模糊了“税率”和“税收”的财政差异（世宗实行“耗羡归公”及“养廉银”的根源所在——战争破坏了常平之世制定的税收缴纳规则，必然导致税负上升——单纯是无法递解中央；这一点可以参考阿里改革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的包税人制度——也正是由于中国清代缺乏包税人制度，致使作者无法量化或直观了解此间差异）；3. 作为这种研究，基本的量化框架应该包含空间计量、PSM和DD，至于IV，可能由于排他性假设难于满足，以及外生性冲击偏多，无法准确运用；由于缺乏这些论证，导致论文既没有承认与史实相关的论点，也没有在反例层面提供与史实相背离的论点；我昨天已经提到：湘军招录水平要求较高，也形成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以及1872年以后的“后曾国藩时代的湘军集团）；一俟太平天国运动平定，湘军立即解散，恰恰是避免“陪臣执国命”（也就是权臣集团形成的基础）；曾国藩虽提携如李续宾、胡林翼者，但满汉分列基本抵消了这种影响。
再补充一个与本文有关的DD设计思路：帝制时代军事集团影响国家战争的途径一般有两个——其一是军事集团成为主战派（鹰派），基于军事偏好提高了国家参与战争的可能性；其二是，基于军事战争经历，偏向稳健（战争对于封建国家的经济破坏极大），意图纵横捭阖，居中转圜力求避免战争。这里一个可能的断点回归设计即是——湘军集团在曾国藩升任督抚及地方大员，是否在如上两个途径影响了晚清战争偏好（或是战争决策）；这种DD是很容易讨论结果的；而史实是：1.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主战主和为沈瀚宇及李少荃；2. 中法战争，主战主和为奕訢&刘省三（淮军将领、台湾巡抚）、李少荃；3. 中日甲午战争，主战主和为帝党（翁同和、张蹇、文廷式、志镜、黄绍箕、李文田、丁立钩、王仁堪、沈曾植、盛显等）、后党（李少荃，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阁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等）；4. 庚子国变，主战分别为刚毅、李少荃……在这些影响晚清国运的战争中，湘军集团并未表现出必要的影响力（无论是观念促成或是实际行动）
例如，在这篇””重磅: 厦大经济史文章终被QJE接受了！“中，他的comments受到社群群友@荒野大居士 的钦佩。
论文的很多指标都涉及空间权重问题；针对空间识别效应所要求的空间依赖性必须在论文内予以详细讨论（现实的空间交互作用极强，尤其是将区块划分为28公里直径的独立单元）；这种问题的研究层面，变量的空间依赖性对于模型极其关键而导致空间相关，这里显然需要空间滞后模型；其次是讨论这个学术问题所需要的空间异质性（作者讨论六边形边缘存在分离倾向）；地理空间缺乏均匀性（即使是华北平原），存在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核心及边缘等显著的地理经济结构，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和行为选择存在极大空间差异（论文同样缺乏关于此等问题的讨论）
另外，“为了模拟古代欧洲与中国的政治分化，论文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空间模型：首先，将真实世界分割为20637个直径为28公里的六边形，每个六边形代表一个具有地形特征和土地生产力禀赋的部落政体”这一段忽视了“里昂惕夫悖论”产生的原因：成熟劳动工人的要素替代；这一点在帝制中国晚期存在“匠户制度”和“工商业发达引致熟练工人跨地域流动”时，同样存在……所以这种基于单纯的地域面积划分来区分要素特征和区委特征的方式并不适合讨论政治分化；它忽略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静态模型不适合分析动态要素），并在部分要素层面不得不采取控制变量的方法来使研究可行和结论可靠（然而真实情况是：这些要素恰好是引发政治架构分野的重要原因）；简而言之，这个空间模型既不“动态”，也不符合经济要素的运动规律，如果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稍加分析，便知此间谬误
再讨论这一段的方法问题：“最后进行校准，根据地形特征组合和土地生产力可以给战争概率和分离概率赋值，并以此为依据对世界各地的历史演进和政治分化展开动态的多期模拟。” 1. 怎么给“地形特征”和“土地生产力”这种需要量化的虚拟变量赋值？（这并非简单用山脉数量、河流数量、流域面积、可耕作面积和粮食产量之类的指标可以计算赋值的）；2. 战争概率和分离倾向概率如何确定？如果是28公里作为地域测算指标，则显然帝制中国时代的战争将被成倍统计（但烈度极低）；还有涉及边缘地区的分离倾向问题（这一点在中国历代的羁縻政策中均有反应，其地方分裂概率极低，无法达到作者模型设计所需要的显著水平） 3. 历史发展和政治架构选择的动态多期模拟显然是个“线性时变系统的最优控制问题”，然后一旦引入空间计量的权重或者仅仅是PSM，这种非随机性便不符合历史规律；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论述了一个观点：大革命是一切要素的总和……政治分野亦是如此，多种要素总和，但概率随机（而这显然是不符合计量经济学模型要求的）
这又是一个容易引起史学学者和计量经济学学者相互攻讦的问题：所谓“地理分野”的结论早在彭慕兰《大分流》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之中有过详细论述…… 而且这种结论的运作机制，很难进行计量说明，就像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所尝试的一样（尤其是该书第一部分），通过量化“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历史事件影响，归结了地理区隔的特征，描述了其对于历史事件的互动变迁——然而作者自己也承认，这种近似“计量”的方式其实并无分析作用机理的可能（更适合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而计量史学所要做到的，恰是针对正确历史结论，通过计量方法，揭示作用机理（类似于因果推断）
再看这一段“此外，论文通过调整地理和人口参数，将人口变量替换成农作物产量，引入草原、河流、地中海的作用，以及将小冰期等外生冲击纳入模拟过程，模拟结果均证实了上述分析的稳健性”，作者显然忽略了以下几个点：1. 人口变量与农作物产量并不具备直接对应关系（这跟作物种类、耕种区域、耕作精细程度、经济作物价格-粮食作物价格的比值、农业税、帝制中国时代的常平仓设置、士农工商的等级分布等因素相关——我们统计了1020-1920年代中国人口—粮食产出和粮价关系，并没有找到如同作者所论之显著关系）；2. 基于“河流”、“草原”和“地中海”的地域区隔，其对中央集权国家（帝制中国）、非中央集权国家（比如，伏尔泰所论“既不神圣，亦不罗马，更非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作用机理并无清晰描述（德意志地区的运河、地理、纬度分布与东北平原类似，而此处出现乌桓、高句丽、渤海国、契丹、完颜女真、建州女真等诸多中央集权政权，显然是其反例）；3. 晚明的小冰期对于中国和欧洲的影响同样强烈，但由于季风气候和温带海洋性气候的极大区别，以及战争烈度的区别，致使中国转向加强中央集权（清王朝），而欧洲选择现代性契约（用以约束民族国家，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海外殖民（分散作物减产和人口增加的经济压力）
学术评论和研究方法建议仅针对李教授的如下表述[Western Europe is characterised by politically fragmented states, while China is dominated by political centralisation. A leading explanation for this divergence is the 'fractured land’ hypothesis, whereby natural barriers precluded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empires in Europe. This column model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tate-building and explores how fractured land shaped inter-state competition in unexpected, non-linear ways-中古西欧区域的表征为国家层面的政制迥异（公国林立），而帝制时代的中国则主要表现为政治层面的中央集权；对于此间差异的一个主流解释即是：地理区隔假说-自然区隔阻碍了欧洲规模性中央集权帝国的生成；本文针对国家（政制）构建的动态过程进行建模，并讨论地理区隔如何以独特的非线形方式影响政治主体之间的竞争]
此次讲座的组织和协调者：中央财经大学钟秉睿（此次讲座host）、江苏科技大学王慧敏（协助设计poster），以及所有参与此次讲座事宜的全体计量经济圈黄埔训练营成员。
感谢各位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对计量经济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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