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不明白
有时候我在想,父亲就是一棵站在我们心里的大树,时间就像一把无情而又锋利的大锯,我的姊妹们正在和时间进行一场争夺,它每把父亲向前拉一把,在父亲生命的年轮上刻下一轮伤痕,划下一道皱纹,增出一根白发,我们的心里就会疼一场。就这样我们和时间站在父亲的两端,疼痛地整整拉了六十一个回合。
父亲生性一副好口才,农闲时节经常找来一些关于民俗的书籍阅读,也经常被村里的人请去主持一些红白喜事。在他的耳睹目染下,我们喜欢上了承载人生喜怒哀乐的文字。父亲的大半辈子几乎全部耗在了那几亩并不富饶的土地上,然而无论一年到头他付出多大的艰辛,一亩地还是那么一些数的过来的收成,如果父亲眼里的“老天爷”发慈悲照顾人,庄稼不遭遇什么天灾祸乱,八百多斤粮食顶多买到五六百块钱。每年当麦子平安地收进粮仓时,父亲就会把粗壮的手插进粮仓,两手来回揉搓金黄的麦子时,那份欣喜和幸福只有父亲才能深切地领略,不懂事的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过问一下:“大,今年粮食收成怎么样?”,父亲会露出憨厚而又权威的笑脸:“还行,这不关你们的事情,你把书念好就行了。地里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操心。”
这是多年前的对话,现在一直铭记在我心。现在我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脱离了劳动,远离了麦地。父亲不再种田,我们把父亲这棵大树从农村“移植”到城市,然而他的根系却仍牢牢地扎在农村,城市的土壤不适宜他,他试图努力适应城市的环境,尽管他过着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每天看看电视,逛逛街,和大街上广场里的那些老人拉拉家常,打打牌,然而,每个傍晚,当他沐浴着夕阳的余晖回到楼房,我们仍然能看得出他无法释怀的落寞和无聊。城市的土壤没有温度,有的只是一种浮在表面上的喧嚣和游走在人们脸上的冷漠。他无法深入城市的内心。
他不明白为什么城里人之间不可以毫不设防地自由出入邻居家的大门?他不明白为什么乡村里一脚就能揣开柴门的院落一年到头发生不了一起盗窃事故,而城里铁将军、防盗门、电子眼层层严密把守的小区却接二连三地被盗?他不明白村庄里自家院里种的蔬菜瓜果,养的猪鸡不通过农产品检验就能放心地进入我们的肠胃,而城里菜市场里的鸡鸭鱼肉、瓜果蔬菜却要层层检验才能穿行于居民的厨房餐桌,且他们经常生病?他不明白为什么城里的房子大了、窗子亮了而人们的幸福感却小了?他更不明白的是,他的儿子一会儿功夫写的千把字的文章发在知名报刊的一篇就能换来几百元的稿费,这可是他和母亲两个人全年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像伺弄子女一样精心劳动一年,一亩地才能挣来的啊!
有一次,我的一千两百多字的文章发在《读者》杂志后收到七百多元稿费,那篇文章不长,只有巴掌大的一点空间,当我把文章拿给他看时,他竟然不相信这么一点点东西竟能得到如此巨款。在他眼里,我的巴掌大的文章远远没有他的一亩地广阔、有内涵,我的文章与地里的庄稼相比太轻太轻,太缥缈太不实际,然而,这些浅薄的文字换来的稿费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质量。我的沉默的父亲脸上露出非常不可理喻的神情,突然他老泪纵横地说了一句:“娃娃(自小到大父亲一直这样称呼我,无论我多大,我永远是他眼里长不大的娃娃),没有文化,眼睛再亮,也是瞎子啊;没有追求,你有再多的财富依然是穷人。我自以为是地和他开玩笑说:“种庄稼真没意思,一年到头苦死了还不如写几篇文章实惠。”突然父亲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粗话:“孬种,你忘本了不成?别忘了,无论走到哪里你都磕不掉脚上的泥巴。没有了庄稼你喝西北风?没有了庄稼一切都没了意义!”我很惭愧,不得不佩服这位在农业的部落里以庄稼比拟人生的“哲学家”。
尽管父亲现在不种庄稼,但他的表情仍在庄稼内部。现在他每天坐在真皮沙发上吃着庄稼人一年到头吃不了几回的好酒好菜,然而他喝酒吃饭的姿态仍与随意坐在田埂上喝粗茶吃淡饭的模样无异。他秉承着一种与土地血肉相连的传统,坚守着种庄稼曾踢予他的那种幸福与苦乐。在父亲眼里庄稼是很神圣的,他对种庄稼的事业极其虔诚、敬若神明,容不得我们说半句亵渎土地和庄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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