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贡献与失误

乔治·卢卡奇作为共产党理论家，在20世纪初期世界风云多变、人类命运多变的岁月里，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索和探析人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寻求人的解放，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见解。他针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外庸俗化的氛围，坚持总体辩证法，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和辩证法对研究人学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决定作用和高扬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性，始终把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宿命论与意志主义、主体与客体、必然性与偶然性诸方面看作是一个总体，并认为一切人学问题只有纳人到总体性的范畴中才会找到解决的出路。诸如此类的见解，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迪。但是，卢卡奇的理论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成就和失足兼有。

“物化”是卢卡奇早期理论探讨的中心话语，也是他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思想武器。作为当代“异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卢卡奇的物化(异化)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的揭示，是人的问题的存在论。因此，分析评价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于在异化问题消除思想混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从卢卡奇物化理论及其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比较中看其理论失误之处

卢卡奇是从《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里推导出物化概念的，同时，作为西梅尔的学生，他也吸取了西梅尔的异化劳动思想。因此，卢卡奇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物化。由此可见，卢卡奇对物化概念的论述，比较接近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他猜测到了工人的异化活动，从而抓住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核心，这反映出卢卡奇理论的高度预见性和他非凡的理论才能。但是，由于卢卡奇的物化是从概念中推演出来的，它并不完全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的物化理论还有较大的缺陷，表现如下：第一，卢卡奇没有注意物化、对象化、异化等概念在涵义上既相互交叉又相互区别，而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它们，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某些混乱。卢卡奇在物化、对象化、异化这三个概念问题上是比较模糊的，由于他并不了解三者的区别，而认为三者的意义是相等的，所以他的大部分“物化”，实际上就是指“异化”，因为他客观上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并对资本主义进行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卢卡奇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把对象化与异化严格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异化是指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而对象化则是指劳动的实现，劳动物化在对象中，是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象化才会成为异化，并非一切对象化都是异化，他反对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反对“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而将异化看作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反对将它等同于对象化，反对将它普遍化和绝对化，而卢卡奇的物化显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二，卢卡奇将物化理论人本主义化。卢卡奇有时不是把异化理解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抽象地看成了根源于人的本质的普遍情况，把资本主义描述为异化或异化了的世界,从而把无产阶级的任务规定为在获得自觉的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扬弃物化。卢卡奇本人在“新版序言”中承认，异化成了那种旨在探讨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状况的文化批判的中心问题，而这种情况把“一种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即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异化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并且“因为当我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时，我是将它看作一种社会范畴——社会主义将最终消除异化——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它在阶级社会中的不能消除的存在，特别是由于它的哲学基础，它就同'人类状况’的说法相去不远了”。卢卡奇这种将异化理论人本主义化的思想也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他倒转了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的痕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然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但马克思不断消除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对他的劳动异化论影响的痕迹。马克思在研究物化和异化问题时，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进步的方面去论证和考察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发展史，物化和异化是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现象，而物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为物化和异化的消除和扬弃，准备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准备了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按照马克思以后的观点,异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并不是根源于所谓的“人类本性”；异化并非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事实,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消除异化现象。而卢卡奇差点将异化与“人类的本性”相等同，这就在客观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条件。只有科学地研究了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全部历史，才能揭示物化和异化现象的社会历史起源，以及它们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被扬弃和超越。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没有把劳动的对象化即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克服和扬弃异化的必要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反而把对象化、物化和异化混为一谈，把人和物、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形而上学地绝对对立起来，把独立于人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规律一概视为是与人相异化的，是人的自由的界限和限制。

2.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贡献

  尽管引起了巨大争议，不可否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仍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卢卡奇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从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推导出了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似的“物化”理论，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进行了系统论述。卢卡奇自己称，《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功绩之一是使异化问题“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且它的理论史的和方法论的根基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关联或一致性，都致力于批判现代人的生存环境，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本质。卢卡奇的杰出之处，是他在不知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对异化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深刻阐述。卢卡奇着重分析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问题，在他看来，“物化”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的世界通过似乎不依赖于人的客观规律统治着人，人因而不再是历史过程的主人，而是变成了历史过程的消极悲观者。卢卡奇是怎样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推出他的物化理论的呢?他认为物化是一个双重异化的事实,即工人既与自己劳动的本质相分离，又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物化的结果是劳动者个体人性、目的等特征的丧失。他说，人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识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他将物化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作了区别，这一点在上面曾谈过。另外，卢卡奇把“物化”变成了哲学的一个中心范畴，变成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武器，他宣布物化现象遍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方面，并特别指出了物化在对工人的意识、心理方面的影响。在他看来，生产客体的分离必然导致生产主体的分离，由于劳动逐渐地被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减少，他的热情越来越低，他的意志也日益沦丧。在科技、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科学技术已经由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变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成了物化的一种主要形式。资产阶级的文化尤其是哲学意识形态同样产生并服从于物化的结构。所以，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其社会存在的详细情况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控制，使它们屈从于它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同样逐渐地丧失了从思想上控制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可能性，因而也丧失了它自身领导社会的资格。总之，在他看来，物化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全面物化的世界。从卢卡奇对物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从结构到意识的全面物化。

其次，卢卡奇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某些紧迫问题，认识到“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异化问题，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在卢卡奇看来，“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这个阶段”正是指完整意义的商品经济社会，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而卢卡奇又看到人的异化问题是这一社会的决定性问题，所以他对人的异化进行了着重分析。马克思曾指出，在商品经济形态中，人的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卢卡奇在谈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也认为资产阶级赋予个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在同时，个人却被他所隶属的经济条件所扼杀了，被商品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物化所毁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使个人获得了一定形式的独立性、自主性，个人摆脱了束缚已久的人的依赖关系，但个人的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人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表现为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物化，人受物的统治和支配，物的升值和人的贬值等等。人被商品化是人的异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卢卡奇指出，商品结构的本质，基础是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商品经济确立后，必然要把一切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要素纳入到商品交换的范围之内，“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体系。这个过程肯定包含着人作为劳动者的商品化。人一旦纳入到商品交换关系中，所需要和看重的不是他的人格价值(自由、个性等)，而是他作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即与物一样的有用性。这样，人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个人受物的统治和支配是商品经济中人的异化的另一重要表现。不可否认，商品经济社会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但由于行为主体利益上的矛盾以及市场交换的千变万化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使这种规律在表现形式上充满着大量的偶然性、随机性、不确定性。商品经济中人的异化，还表现为拜物教的盛行。商品经济渗透到人的心理和心理本性的各个层面，塑造了人的“物性化的心灵”，其中最突出的是拜物教。卢卡奇曾说过，商品拜物教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一个问题。在商品经济驱动下，人们更多地创造和占有财富，形成了人与物关系上的一种狭隘占有心理：人的全部肉体和精神都化为一种单纯的“拥有”的感觉，这是拜物教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人对金钱的崇拜，即拜金主义。在上面我们曾说过卢卡奇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而他又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认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既是主客体同一的结果，也是消除现实异化的原因。卢卡奇虽然片面夸大了阶级意识的作用，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无疑具有合理之处。

再次，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作为一种催化剂，引发了后来哲学家对异化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促使人们思考探索现实中提出的这一问题，加深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哲学认识，这在当代哲学史上也是少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及其中的物化与物化意识理论评价甚高。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曾经有一个时期是所谓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梅劳一庞蒂)，而他的物化理论则“是从当时能了解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发而得出的天才的推论”(沙夫：《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系统》，转引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第72页)。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实际上为以后哲学家研究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开辟了道路。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对当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对存在主义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发生过显著影响。海德格尔在1927年发表了《存在与时间》，曼海姆在1929年发表了《观念学与乌托邦》，都像有回答《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问题的意图。异化问题成为当代哲学争论的一个重要热点。萨特在使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合方面，也尽力使用了异化范畴。海德格尔和萨特不但改造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而且把物化、异化问题作为对资本主义文化展开批判的中心问题，形成了他们的“存在主义人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的批判为基础而扩展开来的。从理论渊源上讲，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本质精神，但从异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在批判主题上转换的完成，则是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中介的。卢卡奇把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结合起来，进行了对技术理性等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批判。他抨击了“庸俗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者”中的观点，即认为“技术是一种主要的因素，它在客观上决定着生产力的进步”。他认为这种观点“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论，导向对人和社会实践的取消；它导致这样一种观念：技术起着社会的'自然力’、'自然规律’的作用”。他还从很多方面分析了理性化过程和社会机制对人的文化统治，即技术理性时代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另外，卢卡奇还表述了理性化时代的几种物化形式：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人的单子化。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则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化批判精神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主题结合起来，在卢卡奇对技术理性等文化力量进行了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发达工业社会为背景的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

最后，客观地评价卢卡奇的物化异化理论，对于当今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卢卡奇认为，物化的本质在于人的活动、劳动的产物成了异于人并控制、支配、压制人的东西，人成为物的奴仆，具体表现在人的数字化、原子化、平均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等方面，并且这种物化现象在20世纪进一步普遍化和深化。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带来了极大的变动。作为关心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人文学者，应该认真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学说，用来研究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只有这样，才会对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经得起考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