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既有的研究中中卢卡奇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 然而，结合卢卡奇对自己思想发展的回顾，考察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构成了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到《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依托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考察、对青年黑格尔的研究、对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考，我们尝试证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卢卡奇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其核心是在对象化理论基础上阐发针对物化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卢卡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度关注，折射了其自身的理论困境。
关键词：《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物化；对象化；经济学；《青年黑格尔》；社会存在本体论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卢卡奇思想历程中对于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哲学联系的考察。之所以选择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出发重新探讨卢卡奇，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受其自述的影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1967)中，卢卡奇在回顾自己从该书出版到写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理论探索时专门提到要对经济学和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作出考察。
此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得益于国内学界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直接相关的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拓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发展史研究的推进，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关系问题的深化等。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以卢卡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和挪用为线索，依托《历史与阶级意识》《莫泽斯·赫斯与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青年黑格尔》《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等卢卡奇不同时期的文本，管窥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上的得与失，以期丰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转换、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方法等问题的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毋庸置疑，卢卡奇最为深入人心的理论形象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而其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曾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因此，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评估问题。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来说，卢卡奇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主客体同一的历史辩证法，提出了物化批判的理论框架，开启了美学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领域。当然，在那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感到不满的学者来看，卢卡奇特别是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自然也应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困境负责。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多关注《历史与阶级意识》相关，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理性的毁灭》《审美特性》《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等著作，要么被遮蔽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光环之下，要么被批评为卢卡奇屈从于某种外部意识形态所进行的理论折中。
在既有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这样三种卢卡奇的理论形象：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专家。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界最初接触卢卡奇思想时的主要切入点，在《审美特性》等著作中，卢卡奇尝试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美学问题或审美问题的研究。
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或创始人。卢卡奇与柯尔施、葛兰西一道，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重新发现黑格尔，强调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超越第二国际以来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代表。对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关注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中心，延伸到其青年时期的《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著述，如《勃鲁姆提纲》等。
其三是在苏联时期的或者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影响的卢卡奇。这样一种理论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就是《青年黑格尔》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这样，为了更好地阐明卢卡奇的理论贡献，对卢卡奇的思想发展进行分期就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一般说来，在研究对象上可以划分为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老年卢卡奇；仔细区分，可以划分为：第一，1918年以前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的时期；第二，20世纪2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期；第三，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处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支配下的中年卢卡奇；第四，20世纪70年代初思想再一次被激活起来的老年卢卡奇1。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划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在直接的意义上，卢卡奇思想发展中的阶段区分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地把握不同时期著作的思想背景、理论逻辑、问题指向和学术效应ꎬ相应地对不同学术思潮的理论边界和逻辑转换给出清晰的说明。后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更深一个层面上，这样一种划分有助于我们以卢卡奇思想研究为切入点，更为系统全面地把握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的理论演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卢卡奇不仅直面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变迁，而且还直接并深刻地介入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探索之中，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卢卡奇思想发展变化的重新考察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理论效应。回到卢卡奇自己的回顾和叙述中去，这样一个问题就具有特殊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这个问题就是：卢卡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的考察。之所以如此，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第一，正如卢卡奇自己在1967年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所作的新版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历史与阶级意识》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这个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成功肯定起了极大的作用。” 2而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思考，或者说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发展而来的客观线索的探索，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要求:“要从事一种新的批判，从而寻找一个明确的方向，使之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一旦我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个内容的错误之处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根本的认识，这种寻找就变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即要对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作出考察。” 2卢卡奇紧接着指出对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构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简言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出发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构成了卢卡奇克服《历史与阶级意识》物化理论的困境和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基础。
第二，如果说卢卡奇自己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反思是围绕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展开，而对这一理论错误的解决是通过研究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来实现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反思和探索本身也可以对应于卢卡奇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推进，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推进。正如卢卡奇自己所承认的，异化与对象化区分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阅读和研究。而谈及《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写作，“20年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我们应该关心的是60年代的哲学问题”3。仅就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理论研究来说，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编辑问世、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获得新进展的时代。卢卡奇对辩证法的思考就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研究直接关联。
第三，卢卡奇之所以会强调应该关心“60年代的哲学问题”，还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理论争论有关。正如阿尔马希所提到的那样，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学派同实证主义者的关于重新把辩证法和本体论问题提到首位的争论结束，这对于卢卡奇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国际意义4。在所谓的“德国实证社会学争论”中，不仅直接同辩证法与本体论问题相关，而且涉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卢卡奇晚年对经济学与辩证法关系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介入并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探索。
格奥尔格·卢卡奇（ Szegedi Lukács György Bernát）
1885－1971
二、青年卢卡奇：物化批判与黑格尔的重新发现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奠基性著作中，卢卡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和挪用是服务于其现实的政治实践诉求的。这就是对第二国际以来泛滥于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批判。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及其理论基础新康德主义，卢卡奇通过重新发现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如其明确所指，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而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区别。“总体性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2。
正如既有研究已经普遍指认的那样，在重建总体性的过程中，卢卡奇颠倒性地挪用了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工具理性和合理化(物化)的分析，以及西美尔对货币异化的心理结构(物化意识)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有学者将卢卡奇视为“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在这样一种“总体VS物化”的理论视域中，总体性的丧失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表现为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而对于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专门的批判。这一批判首要地、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商品结构的分析之中。用卢卡奇的话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只有在马克思的分析所具有的那种广度和深度时，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2 。
对商品形式或者说拜物教的批判性分析，与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期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文献直接相关。在2019年代末之前，世人所熟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主要有：《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导言》(«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三卷、《剩余价值理论》等。其中包含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说明的是：《哲学的贫困》中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说明，《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自己的方法论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关注商品拜物教、经济范畴的抽象性，就成为当时左翼学者共通的理论特征。但是，结合卢卡奇在《新版序言(1967)>中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在他阅读《资本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产生影响的，除了上文提到的韦伯和西美尔外，还有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以及她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
在卢卡奇看来，卢森堡对以考茨基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核心在于反对将“马克思的抽象概念和社会的总体等同起来”这一“没落时期资本主义'合理性’”的自卫方式。在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她发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困境，以及为克服这一困境所产生的新的矛盾冲突。换言之，就是资本主义虚假“总体性”在庸俗经济学中的二律背反式的呈现:经济宿命论和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改造。对这样一种物化现实和观念的克服，要求正确理解总体范畴这一辩证方法的中心问题。而这势必与卢卡奇对黑格尔的发现相契合，引导卢卡奇对黑格尔辩证法中“渗透到哲学中的实在的内容”进行考察。
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并且与当时苏俄(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探索相并行，卢卡奇专门强调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继承性。这一探索集中体现在他对拉萨尔书信版本以及莫泽斯·赫斯著作的讨论中。用卢卡奇自己的话说，“这两篇评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倾向：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它们更为具体地将社会批判连同对于社会进化的理解植根于经济状况之中。同时，我试图利用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去扩充我们已经获得的理论知识”2。在对赫斯的研究中，卢卡奇一方面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那些认为经济范畴是社会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尖锐地抨击了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非辩证的批判态度。既然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那么，在物化批判和总体性的建构中，就需要卢卡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作出更加准确的说明2。
正如卢卡奇自己所提到的那样，在这篇1926年发表的《莫泽斯·赫斯与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中，也没有将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换句话说，在对赫斯的批判中所涉及的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探讨，仍然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物化批判的线索中展开的。卢卡奇自己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于黑格尔来说，“异化”“抽象”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抽象和异化本身，既不是单纯的思维建构物也不是应受谴责的现实，而是当下存在的直接的被给定形式，在历史过程中这些形式将自我超越。
第二，异化表现为直接性和异化尚未被超越的直接性，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提前反击了费尔巴哈对他的批判。
第三，这种直接性在历史上和方法论上都是相对化的。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前一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直接的前提。直接性只是表象，中介的范畴被掩盖了。而借助这些中介范畴，异化的直接性消融在过程中以形成新的直接性。
第四，当那些使这一表象成为本质的必要表象、存在方式的必要现象的中介范畴被指明时，当这种二重性被辩证把握时，这种表象本身就成为必要的、客观的存在方式。换言之，它必须既被当作结果，又被作为过程的环节来理解。最后，关于直接性的历史和哲学探索表明：一方面，概念或范畴的真正哲学还原，只能以通过追溯其历史起源进而制造它们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历史存在于那些形式的不断转型之中，此前非辩证的、深陷当下存在的直接性泥潭的思维模式，被看作是超历史的5。
这样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说明，反过来又指向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说明。在卢卡奇看来，“通过指认历史性的中介范畴的具体、历史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方法论上植根于黑格尔对直接性的消融” 5。只不过，借用《导言》的方法论说明，卢卡奇强调，“黑格尔从来无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相反，他所做的只是要么把历史资料塞进范畴的逻辑框架中，要么把历史理性化为绝对、抽象形式的胜利，结构、时代的转变等等。马克思第一个看穿了这种虚假的二律背反：他并未从逻辑排列或历史过程来推导范畴的结构顺序，而是认识到必须'按照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关系来排列。’”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提供了具有真实基础的辩证法，而且同时从拜物教和经济学的抽象中拯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其作为辩证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与其他科学相并列的一种科学，也不是所谓的基础科学，它包含着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范畴)的整个世界历史”5 。
简言之，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青年卢卡奇那里，关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自第二国际在实践上破产以来的理论反思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同时借用卢卡奇自己的描述，对于《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范畴抽象的批判，作为物化批判的直接展开ꎬ表现为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的效价作用。其中产生影响的有“韦伯&齐美尔”“索列尔VS考茨基”、卢森堡及黑格尔等。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讨论虽然直接涉及《资本论》，并援引了当时世人所熟知的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但在方法论构架上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完全等同。然而，从商品拜物教分析和范畴抽象的批判，即物化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出发，到总体性辩证法的探讨，势必要求卢卡奇回到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衔接关系中去，对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哲学联系进行考察。
用卢卡奇举过的《精神现象学》的例子来说，黑格尔在这一有关意识理论最为经典的表述中，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问题，一个有关形成于这一结构而又涉及人的社会存在的意识的问题5。或者说，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辩证法与各种类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正相反。异化不是被看作“一种思想的结构，也不是被视为一种'应受到指责的’现实”，而是被规定为“直接既定的存在形式，在其中，现存事物以在历史过程中克服其自身的方式而存在”2。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青年黑格尔》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卢卡奇就曾经首次试图将考察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哲学联系的计划付诸实现ꎮ。这就是在莫斯科和柏林写下的关于青年黑格尔的著作。因此，我们不仅可以将《青年黑格尔》视为一部哲学史著作，还可以将其当作一部哲学著作来分析。实际上，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青年黑格尔》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反观黑格尔早期思想发展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西方学术语境中《青年黑格尔》也曾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如果依据卢卡奇自己的道路回顾，我们无需对此提出怀疑，《青年黑格尔》研究显然是卢卡奇试图克服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在经济学和辩证法关系的考察中，对社会进化中的间接性和直接性问题进行思考，进而将物化批判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的尝试。
有趣的是，回顾学术史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青年黑格尔》的诞生具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黑格尔早期文献的整理和出版。这为卢卡奇研究青年黑格尔的经济学和辩证法关系问题，特别是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献依据。在《青年黑格尔》的导论中，卢卡奇列举了这些文献中最重要的几份，如《黑格尔的政治和法哲学的论文集》(1923)、《黑格尔耶拿时期的逻辑、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1931)、《有关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文献集》(1936)等6。这些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黑格尔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这一时期的黑格尔乃至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关注唯心主义背后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因素。在此过程中，卢卡奇的研究仍然被不断提起。
其二是1920年代后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的发掘和问世，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理和出版，对于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对于经济学和辩证法之间哲学联系的考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青年黑格尔》乃至《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卢卡奇自己所言不虚：“我于1930年开始了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这里，我交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好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正好全部被辨认出来，我可以阅读它。同时，我结识了米哈伊尔·里夫希茨。”3在1971年发表的卢卡奇访谈中，卢卡奇这样回顾了这段历史：“当我1930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梁赞诺夫给我看了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写的手稿。你们可以想象我的兴奋心情：读这些手稿，使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关系发生了变化，使我改变了我的哲学观点。一位苏联的德语学者在整理手稿，使之能够发表。”3
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可以确认：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分，是卢卡奇阅读这些手稿时感到兴奋的主要原因ꎮ。通过中性的对象化与否定性的异化的区分，卢卡奇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为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批判找到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摆脱陷入唯心主义的理论困境。例如，在《新版序言(1967)»中，他专门补充说，物化现象与异化现象有着密切联系，但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概念上，两者都不尽相同，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两个词却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2。或许有的学者会将卢卡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推崇，视为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合流。但在我们看来，至少就当时的思想语境来说，卢卡奇的探索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相关的。当然，如果批判性地澄清卢卡奇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维度，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青年黑格尔》的影响，简单回顾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诞生及其在30年代的理论争论也是必要的。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东西方同时以两个版本问世。卢卡奇所说的那个“很好的一个版本”指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GA1)第一部分第3卷中的版本。手稿问世之后，旋即在西方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一争论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即所谓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或“两个马克思”争论。对于这场争论，我们往往只关注了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 的观点，以及50年代之后苏联学者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对于手稿的最初看法，以及对西方学者的回应，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按照卢卡奇所提到的“一位苏联的德语学者在整理手稿”的说法，结合MAGA1的研究史，可以推断：这位曾与卢卡奇合作的学者就是卡尔·施穆科勒，而他的 《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1933)一文，是迄今所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上对西方学者最早的回应。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改造的视角下，追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论述手稿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初成果的理论价值，进而回应朗兹胡特、迈耶尔、德曼等人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青年黑格尔》一书视为“青年马克思”问题的理论回响。甚至在阿格妮丝·赫勒看来，《青年黑格尔》同时也是卢卡奇的一本自传8。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不仅强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衔接，反对第二国际传统中对费尔巴哈的过分推重，而且专门聚焦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经济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论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成果之于黑格尔辩证法改造的理论意义。
《青年黑格尔》的主旨在于证明：首先，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的兴起事关当时的宏观政治社会政治事件，黑格尔这位唯一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哲学问题间建立了理论关联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其目标就是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和现实动力，描述其辩证运动。其次，然而在黑格尔之后，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必然逐渐发展起来的经济范畴的拜物教，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之中。最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这种物化的超越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经济学范畴与哲学范畴的交互关系的中心是：社会科学的辩证范畴就表现为这样一种辩证法的思想映像。这种辩证法，它独立于人的知识和意志之外，而客观地表现于人的生活中。其客观性使社会现实变成为人的一种“第二自然”。正是在这种经济学的辩证法里，如果掌握的正确的话，会把人与人之间最原始最基本最有决定作用的关系呈现出来。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与这种经济生活的辩证法的发现出于同时，绝不是偶然的6。
在《青年黑格尔》正文的最后一部分《“外化”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哲学概念》中，卢卡奇直接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在经济学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基础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外化概念，并阐述了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马克思在他对经济学问题的考察里，通过实际生活里的事实，已严格地区别了在劳动本身里的对象化与在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 里的主体和客体的异化”6。也就是说，从劳动的对象化出发，卢卡奇期待着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展开，而异化则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物化的表现。援引《导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表述，卢卡奇指认了马克思的最成熟最概括的黑格尔唯心批判：马克思“分析了在思想上反映客观现实、掌握客观现实的各种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在一起的道路，他把黑格尔所幻想的道路跟达到这种认识的实际的唯物主义的道路对立起来”6。这样，卢卡奇自信已经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唯心主义偏见一扫而空。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关系的考察，将走向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
四、“60年代的哲学问题”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在写作《青年黑格尔》的同时，卢卡奇与里夫希茨合作，还产生了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的愿望。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审美特性》一书，在这部巨著的第一卷的德文手稿完成后不久，也就是1961年末或1962年初，卢卡奇开始了《伦理学》的研究和写作。在卢卡奇的弟子们看来，这是晚年卢卡奇在完成自己青年时的夙愿7。卢卡奇原定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阐述社会关系的本体论形式问题，但是这一写作超出了预定的目标。从1964年开始，卢卡奇投入到《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写作中来。这部手稿就是卢卡奇在《新版序言(1967)》中多次提到的“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也就是通过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哲学联系的考察，克服《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建构“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写作最初源起于卢卡奇对自己早年夙愿，即“写作一部包罗万象的伦理学著作”的诉求。同时，卢卡奇也强调《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其后自己的研究中对辩证法的探索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考察，会导致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但是，毕竟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卢卡奇在其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写作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代。卢卡奇在这部晚年著作中，更关心的是“60年代的哲学问题”。有趣的是，卢卡奇所提到的“60年代的哲学问题”，在不同维度上契合了西方左翼学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转型，而又从不同角度切中了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第一个维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转型与终结问题。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东西方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定位。 仅以目前所广为接受的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给出的描述性说明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逻辑演进：从复兴黑格尔辩证法到与人本主义思潮相向而行，再到总体性概念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走向了逻辑的终结。这一转向既表现为阿多诺对同一性的批判，也表现为阿尔都塞对葛兰西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上的指责。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是由西方社会进入“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或者说“福特主义”阶段所决定的。在理论上，用齐泽克的话说，则表现为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到《否定的辩证法》、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分化，历史辩证法对于主体的追寻已经宣告失败。
第二个维度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60一代”问题。20世纪6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突破和发展的阶段，出现了以巴加图里亚、维戈茨基、伊里因科夫、科普宁等为代表的所谓“60一代”。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一阶段中，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版本的问世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传播和研究等。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推进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心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转向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三是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的深化相并行，对《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讨论形成了大量新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伊里因科夫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1960)。
第三个维度是内在于前两者之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辩证方法问题。这一时期《资本论》手稿研究工作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传播和研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作的时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文并未出版，卢卡奇只能使用是《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导言》。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才开始得到普遍的关注。例如，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8)就是西方学者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早期代表性成果。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往往被视为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代表性文本，以及《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中都曾专门援引《导言》中的表述，经济学与辩证法关系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到新的马克思文本的支撑。
简言之，《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第二部分的标题为“当代的问题状况”，分四章评述了本体论讨论的若干观点。第一章讨论的是新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第二章讨论的是尼古拉·哈特曼这一现代除马克思主义外对辩证法持积极态度的唯一一位哲学家，第三章讨论的是黑格尔；最后一章讨论的是马克思本体论的基本原则8。最后一章的三节分别是：方法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性与理论普遍性。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同样包括四章，主题分别是劳动、再生产、观念的东西与意识形态、异化。
《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出于对以新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卢卡奇强调了认识论背后的一般本体论或者说辩证法；在肯定马克思“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的观点基础上，卢卡奇引入“对象性”把握存在的客观性，因为“存在同时就是对象存在，对象性就是每一个存在以及每一种范畴联系的具体而现实的基本形式，在思维中把这种范畴联系表述为特定存在的共性” 9。
（2）反对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相分离，或是直接将自然规律推广到社会领域中的做法。卢卡奇认为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是目的性。为了把握存在的历史过程性质，最重要的是在人类实践的结构中阐明关系的本体论地位，这就引出了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劳动范畴。卢卡奇指出，“劳动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出发点”，“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概括地表现出来了” 9。
(3)既然“劳动作为发展了的社会存在范畴，只有在一个过程性的并且在过程中自我再生产着的社会整体中，才能获得自己真正的、相应的实存”，那么“严格说来，存在就意味着他如何进行自我再生产”9。
(4)以隐含的对象化理论为基础，面对20世纪中叶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典型的意识形态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第三部分最后两章中专门探讨了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异化的本体论特征及其表现形式。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卷帙浩繁、内容庞杂，但是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卢卡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挪用和杂糅。从《资本论》中的拜物教和物化批判出发，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说明” 出发，发现范畴背后的社会关系；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分出发，运用对象化和劳动范畴，作为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出发点和核心；在此基础上，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有关劳动和物质生产过程的叙述，展开对于再生产、观念东西的分析，描述一种人类历史合类性的自我发展。
对于晚年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建构，有批评指出：尽管卢卡奇已经敏锐地注意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每每在关键之处决定性地超出了一般经济学的眼界而直抵所谓“社会存在”的缺口或边缘，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社会存在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卢卡奇的努力与其说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的延续或扩展，毋宁说是离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更近10。更尖锐的批评是：卢卡奇混淆了劳动范畴和生产范畴，从生产出发才有可能导出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进而分析社会结构的转换和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一种非目的论的目的论贯穿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因此卢卡奇必然地会选择劳动这个抽象的、但却贯穿于历史发展始终的范畴来进行自己的逻辑建构11。
我们完全同意上述判断，并尝试给出这样的补充说明：虽然卢卡奇在其晚年研究中尝试从对象化出发建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把握辩证法和社会历史存在，但是他过多地回忆了自己思想的起源，对《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持有的是一种“青年黑格尔＋斯大林”式的阐释模式，因而即便他准确地提出了“对象化”的问题，却无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解答这一问题。
或许，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透过对象、对象性和对象化，述行现代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本质，而非还原式地建构某一范畴。无论如何，卢卡奇以其切身的理论实践，即考察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哲学联系，已经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研究路径。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乃至当代的哲学问题，这或许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3-4页。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3]《我的工作和生活——卢卡奇逝世前的一篇答记者问》，杜章智译，《世界哲学》1985年第3期。
[4]Ｍ. 阿尔马：《评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世界哲学》1986年第5期。
[5]Georg Lukacs，Tactics and Ethics 1919-1929，Verso，2014。
[6]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版。
[7]阿格妮丝·赫勒主编：《卢卡奇再评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帕金森：《格奥尔格·卢卡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9]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0]姜佑福：《卢卡奇晚年重建马克思主义存在论的努力与局限》，《河北学刊》2008年第5期。
[11]孙伯鍨：《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兼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念》，《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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