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格调的心学微刊
筑室阳明洞
王阳明31岁时，他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刚刚干了三年，就不想干了。因“虚弱咳嗽之疾”，上疏回家养病。
身体不好、仕途无趣、文人无益，导致他情绪低落：“人生一无成，寂寞知向许？”（《审山诗》）他路过秀水县，拜会了在三塔寺闭修的芳上人，受他的影响，回到绍兴，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上房子，摒弃诸凡冗务，专意修炼道术。《年谱》载，他在洞中持续修炼，“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行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摒去”。他摒去的是气功状态。这种能感应万物的气功态是相当折磨人的，别人浑然不觉的信息，他就收发不停了，自然是相当簸弄精神的。
他自然并不总枯守古洞中，而是到处游玩，登高览胜，留诗不少。烟霞之气盎然，什么“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青山暗逐回廊转，碧海真成捷径通”、“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归越诗》）。似乎是魂归自然了。
他在这种静养中尝到了甜头，凡干事专注的人惯性也大，他持续化地想“离世远去”，大隐息声，彻底下决心了断尘缘。这一次，不止是说说，还应该有现实矛盾，譬如总没有孩子、与夫人不和又不能休妻（他在国子监读书时期受惠于岳父处多多，见他之《祭外舅介庵先生文》，结婚不入洞房入铁柱宫，现在离家来修道，都透露着夫妻不谐的信息）。他决心彻底隐居，有着既不满意国也不满意家的意思——这片织锦有一条贯穿性的隐逸线，直到嘉靖朝奉旨隐居。
洵栖堂手作/姜志平
自然又犹豫不决，不忍心丢下奶奶（岑氏）和父亲。他幼读孔孟之书、长达周公之礼，知道天伦不可违，他虽有桀骜不驯的个性，但善良温情，做不了绝情绝意、撒手天涯的事情。《年谱》说是这血缘的力量把他拉回尘寰，其实更重要的是他毕竟是儒生，诚如道士所云“终不忘官相”，他的山水诗中依然有这样的话头：“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尽管是将山中生活与王公生活相比，但“王公”还是他心头中占分量的标准。
他的养生功和神仙术并没有治好他的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养病去了。到了西湖之后，仅从诗题上就得知他去过本觉寺、圣水寺、曹林庵、觉苑寺、胜果寺、宝界寺。至于他修成了多少禅风道骨，只能从日后的表现判断了。
他心情颇沁爽起来，什么“十年尘寰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西湖醉中漫书》）。一沁爽了，又开始热爱生活了，“复思用世”（《年谱》）。在虎跑寺中，他遇见一坐关三年的老僧，不语不视，王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这一喝，足见阳明熟稔此道，他在四处寻找“真理”时明确地说“道心无赖入禅机”（《与胡少参小集》）。
黄宗羲对祖师爷说过一句不甚恭敬的话：“王文成可谓善变者也。”的确，他英才天纵、跨行兼修儒、释、道、兵法、文学、书法、骑射等，想起一出是一出地换着样儿“舞弄”、实验着不同人生境界，可谓“蛟龙变化，不可训狎”。他若真正深入掌握了养生道术，至少也不会50多岁就留下“所学才见到几分”的憾恨而骤返道山。当然也可以说，如果不修炼，他也许来不及建功立业而撒手人寰。他的学生胡松说得好：“夫道一而已，通则皆通，塞则皆塞。”阳明在修养生功、喜仙道时正好“塞”着，不然，中国只会多一个名道，而少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大儒。
洵栖堂手作/姜志平
他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但机会似乎来了，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陆偁聘去参加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他没有去提牢厅当班的烦恼牢骚了，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份到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标准答案”）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佬们，他是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读书人“提”出来。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可则止”正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在大一统家天下体制中相当犯忌讳的。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不遇可行其道之君，最后退回老家教书育人去了。
孟子强调得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为打击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或在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跌进去的大霉。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精神逻辑。阳明的历史地位正在他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新生代的“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搞什么宪政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阳明能提出心学是一路努力“养”出来。孔子开启的中国文教传统唯重教养，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那么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洵栖堂手作/姜志平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
（《春明梦余录》卷40）
像阳明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是因为明中叶的自由度比明初大多了。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对“现实”发表意见。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爆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像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最体现阳明心思的问题是：“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是王自己内心的两极，外在欲求对于书生来说就是当宰相，内圣的楷模是颜回。王拟的答卷也见心学路数：“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这与我们熟悉的欲为革命文先为革命人是同一逻辑。
最后一个问题的设置显示了他与当时的流行做法的“紧张”关系。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王阳明最后以平民教育家而永垂不朽，但他是个豪杰本位主义者。他痛恨“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意指这种做法是拔不出豪杰来的，但马上表明自己是要拔豪杰的，所以让你们“备论当世之务”：如何削减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赋税？现在藩王满天下消费极大，国家几乎养不起了，他们还将发展到尾大不掉闹事的地步，怎么处置？军队遍海内而日耗甚大，怎么办？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流民，怎么拯救？社会治安混乱，“狱讼烦滋，流贼昌炽，其将何以息之？”权贵世家兼并土地，为害乡里，人情怨苦，怎么制裁他们？边境不宁，怎么对付那些戎和胡？
他几乎把当时主要急务都摆出来了，他认为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成龙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税赋，南军北用北军南用，征调运输粮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只是满脑袋权钱经！怎么办？千言万语是得找出豪杰来，但国家“名器已滥”！出个把豪杰也得被官场这个销金窟给磨灭了。他现存的《山东诗六首》，既痛“浊世将焉穷”，“下愚竟难晓”，更恨“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现实对于他来说是个“网”——“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这个豪杰时时都想着跑。
来源：现代阳明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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