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诚如很多人所言，“国学热”在今日之中国，已成一种时髦。学界自不必说，放眼朝野，治国理政者谈“国学”，文教工商界谈“国学”，传统媒体及雨后春笋般崛起的自媒体精英谈“国学”，所及之处，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儒释道、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奇门遁甲无所不包。“国学”之名究竟如何界定？今人所称之“国学”是否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国学”用英语如何翻译？诸如此类的问题随之亦扑面而来，各方援引古今名人之论，观点林立，莫衷一是。
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近日致函凤凰网国学，随附新作《论国学之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对“国学”一词之来历、近现代意义之嬗变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他认为:
“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心理原则，就是自己之所讲，必须是自己所信，而不在乎自己的讲法别人是否同意。揆诸各家之说，我最服膺的是马一浮的国学论。但马先生为国学所作的新立名，自有其历史渊源和学理依据，不了解题义的前缘，便无法了解它的来世今生。所以今天站在学术的立场谈论国学，必须从头说起，从历史流变中分梳其学理内涵。”
此文将刊发于著名学术期刊《文史哲》2017年第2期。征得刘梦溪先生同意，凤凰网国学将以《刘梦溪论国学》为题，选取其中精华部分进行连载，以供同道学习探讨。
梁启超（左）黄遵宪（右）
我们今天讲的国学，是跟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现代国学。现代国学的概念发源于何时？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料，至少在1902年，在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他们已经在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了。
1902年这个历史时刻是这样的。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最火热的一年，特别是陈宝箴领导的湖南的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但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发动政变，扼杀了“百日维新”。当时走在改革前面的一些人，不少都受到了处分。谭嗣同等“六君子”，遭遇了不幸。慈禧很不喜欢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到了国外，否则和“六君子”将是同一命运。谭嗣同也是可以跑掉的，但他说改革如果需要流血，愿意从自己开始。戊戌惨剧改变了变革人士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第二年，1899年，有义和团发生，清廷开始是镇压，后改为利用。康梁等许多维新人士跑到国外，被外国人保护起来。慈禧想废掉光绪的企图，也遭到外国人的非议。所以慈禧最恨洋人。义和团的一个指向，恰好是反对洋人，攻击耶稣教，两方在此点上有一致的利益。但利用的结果，事态闹大了，弄到许多地方杀洋人，攻打使馆，向外国人宣战。结果遭致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离京出逃。接着便是谈判、议和、赔款，慈禧又重新回到紫禁城。这个老太婆也不是毫无反省，对戊戌在案人员，除了康梁，其余都不再追究。
黄遵宪也是戊戌在案人员，1898年在湖南担任盐法道，是陈宝箴改革的有力推手。政变后他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也是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戊戌政变后在广东老家赋闲。这时梁启超流亡日本，两个人有很多通信的机会。黄在1902年9月写给梁的一封信里谈到，梁关于创办《国学报》的纲目写的很好，但他认为当时还不是办此种刊物的时候，宜“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1]。可惜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无缘得以看到，只看到了黄的信，《黄遵宪全集》里面有此信的全文
我们是探讨现代意义的国学如何发生，因此梁任公倡办《国学报》的时机合适与否，可以暂且不论。我们关注的是，在1902年的秋天，梁启超和黄遵宪这两位晚清思想界的翘楚，就堂而皇之地使用“国学”一词了。
其实如果再往前推上几年，1898戊戌变法那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当百日维新高潮之际，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劝学篇》，该书外篇的第三节为“设学”，在谈到学校课程设置的时候，他说宜“新旧兼学”，应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可是大家知道，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这个关键词不叫“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转换和转译。
第一转换者是梁启超，他在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里，说张之洞当时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得到很多人的推许，一时“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转述张之洞思想的时候，使语词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力，经他一转述，大家便习焉不察地以为，张之洞本来讲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讲这段掌故是想说明，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以及梁启超转述时讲的“中学”，跟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通信中讲的“国学”，其概念的义涵大体是相同的。
也有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来的。我没有查到依据。但国粹这个概念来自日本，应无疑问。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脱亚入欧”，也就是欧化和西化。这个潮流走了相当一段之后，以志贺重昂为代表的本民族派知识人士创办了一本叫《日本人》的杂志，提倡本民族的精神，主张发扬日本民族自己独有的国粹。国粹这个词就是这样在日本产生的。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些有日本经历的学者，面对西潮对中国的冲击，对国粹一词感同身受，殊可理解。章太炎的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国粹一词。“用国粹激励种性”就是章太炎提出的。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讨论《国学报》的通信，梁也提出了“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2]的思想。梁任公此处的“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的“旧学”一语，实与国学为同等概念。
【引文出处】：
[1]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9月），《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433页。
[2]《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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